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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荒谬的劳动价值论

已有 2502 次阅读5/7/2016 17:25 |系统分类:财经| 价格变化, 经济学, 消费者, 价值论, 化学家

人们会说“商品当然有价值啦!”人们说的价值,指的是商品对人有使用价值,以及人们对该商品有一个愿付出的价格。这个价值是因人而异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论的那个价值。

坚信“价值”的存在,是人类思维的一个误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人们看到市面上价格变化,很容易相信这个变幻的价格后面,有那么一个不变的价值。人类进入这个误区远不是第一次。300多年前,人们就相信木头之所以会燃烧,必有一种使物质燃烧的原因,即“燃素”。木头烧成灰,乃是因为燃素烧掉后的残渣余孽。尽管人们始终找不到燃素,当时的化学家们对燃素论深信不疑,以至于氧气被发现多次而失之交臂。氧和可氧化物爱上了就会燃烧,同样,卖货的找着个“冤大头”就产生价格。事情就这么简单!

古典经济学中说的商品的价值,在实证内容上相当于现代经济学里谈的长期均衡价格。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是说,商品的价值或长期均衡价格,与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比例,跟需求无关。然而,即使劳动是唯一稀缺的生产投入,只要存在着劳动效率、比较优势、职业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商品的价值或长期均衡价格就不能仅由劳动耗费来决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偏好和需求同样着决定价值或长期均衡价格。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把劳动价值论只看作是适用于原初社会的一种理论。他指出不同职业的劳动在难易、污洁、技能、训练、尊卑、风险、责任轻重、升迁可能、职业爱好等各个侧面均有不同,并且考察了在先进社会中,这些差别如何从产品价值或劳动报酬中得到补偿。他说明许多补偿实际上由人们的偏好和需求来决定,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量的大小。劳动价值论在《国富论》里属于画蛇添足。弗里德曼指出,《国富论》最基本的假设简单得难以置信:一项交换只要是双方自愿的,则每一方都相信他从这笔买卖获益;要不然总有一方不干。

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意味着,价值是客观的,才存在创造的问题。事实上,商品价值不是客观物理量,不能有度量单位。商品价值受市场供求关系支配,变化不定;还取决于购买者的认识和需要,购买者的认识和需要随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价值即价格并不存在“创造”的问题,是竞争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的主观评价,并不是一个客观现象。

最著名的例子是拍卖,一幅齐白石的画,他当年的成本是有限的,其成本加上保管费用假设为1万元,因此,这幅画的起拍价是1万元,每增加一个竞买者,价格上涨2千元。假如有10个竞买者,这幅画的成交价就是3万元;假如有100个竞买者,这幅画的成交价就是21万元。可见,画的价值是由于买者的人数决定的,和劳动无关。按劳动价值论,由于“商品的价值体现的仅仅是人类的劳动,是一般的人的力量的耗费”;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现实商品的价值量按劳动价值理论就只能是个常数。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就表现为商品价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结果”(《资本论》第一卷179-180页);并引用他人的观点来支持此观点:“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资本论》第180页脚注17)。可许多商品尤其是那些时效性强的商品如鲜花、蔬菜等等,往往因变质等原因而成了毫无价值的垃圾。还有许多商品如衣服等,虽没有变质,却因社会需求的变迁而不得不“挥泪大甩卖”;有许多曾经价格昂贵但现已没销路的商品则不得不报废。商品的价值量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巨变,当然不是因为物化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发生了什么变化,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在它们成为商品的那一刻起,就已成了一个不可能再变的常数了;也不因为这些商品本身的自然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那些质地良好的耐用商品如衣服等,只需换个需求环境比如非洲的贫困地区,它们就可能不再成为废品了;它们成为废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当时当地缺乏对于它们的有效需求。

正是由于社会需求发生变化,才导致物品的价值和价值量也同时发生了变化。而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具有不变性”的劳动价值理论,根本就是一种与现实完全相背离的荒谬理论。马克思之所以会犯错误,其根子还在于他的错误使用价值观。所以,劳动价值论彻底败给了供求关系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市场如果不认可其产品,其产品就没有价格(或者价格低落),其产品没有价格自然就没有价值,空谈抽象的劳动价值毫无现实意义。

事实上,价值是个主观范畴,是人们对生存资源的有用性的一个具体的较为精确的计量。既然是一个计量范畴,在原始人那里,由于数的概念和市场未成长起来,他们不可能有文明社会的价格即价值概念。譬如说:鸡蛋,在原始人看来,有用就是财富或者使用价值;但是鸡蛋有用性的大小即经济学中效用大小——效用的计量问题在原始人那里是不存在的。

众所周知,经济学中效用的计量是1、2、3、4、5等数字来计量的。而文明社会计量物品的效用最初用的是金银等货币。据中国古文献说,最初是贝壳,后来发展到铜、金、银等金属来计量。而金银之所以能计量物品的效用大小,是因为金银本身是一个客观的物品且有重量单位,如1克金,2克金。这样,在文明社会里,鸡蛋的效用究竟有多大?当然,不是自己说了算,是市场说了算。当鸡蛋的效用在市场上表现出来,它的公式是:1个鸡蛋=0.01克金=5分钱;20年后,1个鸡蛋=0.2克金=1元钱。

这种交换等式实质上表现的是物品效用的大小,然而,在马克思《资本论》那里,这种交换等式被看成表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等式。这种交换价值虽然有一个客观形式——鸡蛋、金、克,但它实质上主观的,值“5分钱”、“1元钱”不就是当时人们一种评价吗?马克思只看到交换价值的客观一面,进而追问交换价值成立背后的原因,并认为这个原因是劳动,交换等式两边的商品所花劳动时间相等,所以,交换等式才成立!显然,马克思把劳动当成了交换价值成立的唯一原因,犯了故意减少原因的错误。

大家知道:交换价值等式成立的原因有多个,譬如:稀少性、质量好、劳动投入多,会导致1个鸡蛋=1元钱而不是5分钱。同样的,有的物品即使没有劳动,它也有交换价值,譬如:头发、女人胎盘、人的血液。因此,马克思的交换价值成立的原因是交换等式两边的商品所花劳动时间相等,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说:“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资本论》第一卷第50页);也是完全错误的。

很多产品的价值与劳动时间毫无关系,或基本上无关系。如计算机软件、书籍、影艺产品、古董、字画等。有人说古董、名画可以用稀有来解释,稀有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所以贵。到底是因为满足不了需求而价格昂贵,人们才去寻找;还是寻找时间长,才价格昂贵?说寻找时间长也毫无根据。盗墓的人都是知道了才去盗的,没听说那个人走遍大江南北找了几十年找到一个古墓去盗。何况凡高的画就保存在博物馆里根本不用去找。有人又说保管需要时间,所以就贵。那么,到底是因为价值连城才被保管,还是因为保管才价值连城?如果是后者,你小时候在床上画的画,一但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岂不也要价值连城?

马克思在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得出了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劳动)价值,而商品的(劳动)价值又决定价格即交换价值。很显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绕了个诡辩圆圈——交换价值——(抽象)劳动——价值(抽象劳动的结晶即客观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价格即交换价值围绕劳动价值上下波动,可从来就没说这波动有多大嘛;既然价格可以大幅度乃至无限度偏离价值,那“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全是在胡扯!人的头发这一商品,本来就没有劳动时间,它怎么会围绕劳动价值上下波动?

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还在部分地使用金银做货币的话,马克思搞出客观价值论还情有可原。那么,在当代,货币已经与金银完全脱钩,大家用的是纸币甚至是电子货币的情况下,货币已经非客观化了,电子货币的1元、100元已经与具体物质的客观数量脱钩了,它只相当于数学中1、2、3、4、5等数的概念了,完全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主观价值。而且价格即交换价值(简称为价值)将永远存在下去,所谓的共产主义没有价值只是梦想而已。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计量商品的价值

马克思在中《资本论》断言: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他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资本论》第一卷第52页)。

这个定义的问题是:第一,“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语意含混,以致马克思自己都稀里胡涂,在《资本论》随后的讨论中,始终无法严格遵循他本人给出的定义来进行;第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一语,甚至从逻辑上就错了。

先看第一个问题。按马克思给出的严格定义,决定商品价值的,仅限于“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耗费量。所谓正常条件,与现代经济学中的长期均衡相当。将这个定义用到农业中,就应当包括正常的气候条件。这样,农产品的价值,将仅由正常年景下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纯因短期气候波动而造成的产量波动,可导致短期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其价值,却不影响价值或长期均衡价格本身。在棉花歉收、价格上扬的情况下,马克思不把它当做是价格偏离价值,却说:“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了,例如,同一数量的棉花在歉收时比在丰收时代表更多的劳动量,那就会反过来对原有的商品发生影响,因为原有的商品始终只是本类商品的一个样品,它的价值总是由社会必要劳动计量的,因而也总是由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的必要劳动计量的”(《资本论》第1卷第236页)。这里,马克思不讲逻辑地突然取消了他自己原来定义中的“正常生产条件”一项限定,将其简化成了“现有的社会条件”,而不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于是就得出了短期产量波动也会影响其价值的奇怪结论。如此一来,价格波动与价值变动不分,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搅成一锅粥,乱得一塌里糊涂。这反映了马克思思维上的极度混乱:本想把需求排斥在价值决定之外,到后来又把它从后门塞进来。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搞出个包含社会需求在内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来:“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资本论》第3卷第722页)。在中国,对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界热热闹闹争论了几十多年,直到现在,好象也没吵明白马克思说的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还有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他认为价值由“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下的劳动量决定。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为,在劳动效率、危险度、复杂度、熟练度、比较优势、职业偏好等等互不相同的情况下,决定市场上均衡交换比例的,并不是平均劳动技能下的生产率,而是边际劳动者的生产率。

马克思在《工资、价格与利润》中说:“也许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愈懒或愈笨,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愈大,因为他制造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愈多。然而,如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而‘社会’这个用语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我们所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一定社会平均水平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1页)。

这段话看似逻辑严谨,实际上毫无实际意义。马克思断言:商品价值由耗费于生产这一商品的劳动量决定,而且,劳动量是指在三个“一定”条件下,用两个“平均”得到的“社会劳动”量。三个“一定”根本不能一定;两个“平均”事实无法平均。

何为“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600多万年历史,至少590多万年的发展极为缓慢。自英国工业革命尤其二战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太快了,不是以几何级数而是以幂指数迅猛向前,社会状态不是日新月异而是在分秒时间区间里变新变异,社会状态岂能“一定”?

何为“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生产同一种商品,国与国之间生产条件不同,即使使用相同设备、工艺,由于管理水平、体制、人际关系、福利保健等对劳动者积极性的影响不同,也可导致“生产条件”的大差异;同一个工厂,生产条件也不会“一定”,今日与昨日,本月与上月会有某些差异。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生产厂家,该如何使它们的“生产条件一定”。而如果“生产条件”不能“一定”,自然无法“平均”,并且,谁去“平均”、谁又能“平均”得了?

何为“在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一定社会平均水平下”?劳动强度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不会“一定”。劳动技巧与劳动者先天性素质与后天接受的知识教育有关,与劳动者主观积极性发挥程度有关,更不能“一定”。同理,“劳动强度和技巧” 不能“一定”也就无法“平均”,任何伟大天才也“平均”不了。

由此可见,社会状态、社会生产条件、劳动强度与技巧,永远没有“一定”的时候,更无人无法“平均”。马克思的“社会劳动”量(平均劳动量)成了莫须有。

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在实验室可以做到某些“一定”,比如在一定的容器中,保持容器里的压强一定、温度一定、容器的体积一定、容器里的溶液浓度一定,等。但是,人们无法将社会放在容器里,使“社会状态、社会生产条件、所用劳动强度和技巧的社会水平”“一定”,傻瓜也不会设计如此的方案。

商品的价值,在商品是通过简单劳动生产出来的简单商品时,或许某种程度可用生产这一商品耗费的劳动量比较。当着生产这一商品所使用的手段、工艺愈复杂(比如全机械化的谷物生产);或者商品本身愈复杂、科技含量愈高时,就越来越不由“劳动量”或“社会劳动”来决定了(根本的问题是无法比较、无从比较)。任何一种新商品的开发出现,该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市场价格)首先为商品的发明者、第一个生产厂家所主导、所垄断,这便是一些高科技商品得以产生百倍、千倍利润率,数年内变成亿万科技富豪的原因。

可见:马克思用时间作为测量劳动量的单位,犯了基本概念错误。劳动量不是纯粹客观物理量,它包含劳动者的主体意识,用一个客观单位(时间)去测量它,不成立。

4.不存在劳动量的计量单位

本来,商品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与人们对它需要的迫切程度的相互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就反应在市场的价格上。边际效益学派对此作了精密的分析,将价值定义为商品的“稀缺性”,从而把价值与需求紧紧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却从他的唯物论出发,认为应在价值的定义中排除“需要”“满足”等人为的、心理的因素,否则就是“意志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他要把价值定义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在商品生产中消耗的人体脑力。力的计量单位是牛顿,而体脑力至今没公认的计量单位,劳动价值没有客观的计量基础。因为劳动量不是纯粹客观物理量,影响劳动量的因素太多,无法全部包括,尤其劳动者的主观因素。人脑的智愚是不能也无法直接衡量的。人的体重可以精确计量,人的体力的大小也不能用物理学方法精确测量。因为,体力是一种能力,它与人的健康程度、意志力都有关系。譬如:举重比赛基本上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体力的大小,但依然与运动员的技巧有关、与是否用了兴奋剂有关。即使人的最大体力能用物理学方法精确测量,而劳动时该人所消耗的体力的大小也是难以用物理学方法测量的;因为人劳动的时候,忽而用很大的力,忽而用很小的力,忽而又停顿下来,是难以计量的。劳动量的本质是能量消耗,是劳动者脑能与体能的耗损与转换数量,类似物理学“功”的概念。“功”有“有用功”“无用功”、“正功”“负功”之分;劳动者脑能与体能即使不劳动时也耗损。而且,劳动中的耗损与非劳动下的耗损,紧紧连在一起,无由分开。

为了摆脱理论困境,于是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度量价值,听来似乎可行,实际上根本无法操作。马克思在《工资、价格与利润》中说:“当我们把商品看做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做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他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但是劳动量是由什么来测量的呢?是由劳动所经历的时间,如小时、日等等来测量的。……于是我们便得出下面的结论: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含社会实体量的大小,即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各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量或劳动额来决定的。凡生产商品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相同,则商品中所含的相当数量也相同”(《马恩选集》第2卷第68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篇第51-52页说:“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马克思还说:“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

马克思的劳动量定义就是劳动所经历的时间数量。“劳动量是由什么来测量的呢?是由劳动所经历的时间,如小时、日等等来测量的。”此后,马克思从这一定义引申,主张用同量劳动交换替代商品交换。所谓同量劳动就是等时劳动交换。可惜,在欧文的劳动券实践中完全失败。劳动量只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进行比较:劳动者从事劳动的脑力与体力消耗强度(注意:是消耗强度而不是强度)彼此一样(或前后固定不变)、并且劳动者的技巧(包括使用工具、工艺等)和主观积极性完全相同(或前后一样),则有:劳动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否则无可比性。事实上,无人能做到这些严格的限定条件。所以,只能计量体力劳动的功,物理学的功=力×路程,体力劳动的功就是该劳动的功效:如“挑满一缸水”就是劳动的功效,至于这功效到底花费该劳动者的多少体力是完全没有必要计量的,也是不可能计量清楚。既然无法直接计量体力的“力”,那么,体力劳动的劳动时间当然不能计量体力消耗。老板用“挑满1缸水”作为计件工资的基础,此计件工资是度量的劳动的功,而不是计量的劳动力的耗费量。因为力的单位是牛顿,劳动时间单位是小时,2者单位不同,岂可张冠李戴乱弹琴。况且人的智能根本不可能有计量单位,也就是说,人在劳动中消耗智能与体能是无法计量的。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人类劳动所消耗的体(脑)力的大小,完全是乱弹琴。

当人类劳动的时候:脑力劳动因素和体力劳动因素同时并存,是不可被分割的整体。在任何劳动中,一定是同时含有两种“劳动因素”存在。一种是由脑力而产生的“创造性因素”它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质量和规模;另一种是由体力而产生的劳动因素,它可以保证生产稳定性和延续性。由于人的脑力有智愚之分,体力有大小之别,在一个人的劳动中的“创造性因素”和“生产性因素”的劳动相互之间的替代关系,并没有一定的比率可循。

劳动量是人的劳动量,人的主动精神和意识蕴含其中,无法度量也就无法设置它的单位。这便是国际标准单位中不能设置劳动量单位的原因。时间是客观物理量,不以人的意志而变化,怎么能度量具有主观性的劳动量,时间单位只能度量时间。用时间度量劳动量,必然导致混时间,出工不出力;若缺失劳动强度内涵,必然导致重活无人问津;若只有数量内涵,必然导致粗制滥造,……劳动时间的长短不能反映劳动量的多少,即使同一个人干同一劳动,也是如此。劳动态度、人的态度想、身体状况才是支配的因素,比如:竭尽全力干一小时与吊儿郎当干一小时,耗费劳动量大不相同;一个人在一小时完成两件产品,另一个人在一小时只完成一件相同产品,虽然时间相同,他们耗费的劳动量不同。当然,马克思也考虑过用时间或劳动强度来计量劳动量。然而,时间和强度同时并用,同样不成其为尺度。譬喻,两个画家画同一内容的两幅画,假设耗费时间、强度一样,一幅价值万金,另幅可能分文不值。

不同工种的不同劳动,尽管劳动时间相等,它们强度和环境却千差万别,如何将不同的劳动折算成劳动时间?就要确定劳动量的相对单位,必须首先设置等于“一”的标准人(并且他的体能、智能和思想意志不变)和等于“一”的标准工件(它包含一切产品的基本属性、生产工艺、工具等等以及难度标准…)。而后假设:等于“一”的标准人用一个工作日(设八小时)生产出等于“一”的标准工件则为一个劳动量,即是劳动量的相对单位。“标准人”的设置无法想象;“标准件”的设置无法办到。“劳动量”单位的设置是妄想。为什么是妄想呢?这是因为:全世界60亿人用谁作标准人?标准人一经确定,他就象砝码一样,它的质和量为恒值,也就是标准人的体能、智能、思想等一切都不变化。因此,任何人不能做到。与此同时,还必须设置等于“一”的标准工件,这个工件(产品)具有所以产品的共同属性(材料、制造工艺、产品性能、效用以及制作难度……),同样根本不可能。

用劳动时间度量商品价值,之所以荒谬绝伦还因为:任何商品根本没有所谓的凝固劳动量,商品的价值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认识和需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商品价值不是纯粹客观物理量,凝固在商品中劳动量根本无法确定。退一万步讲,即使凝固劳动量求得了,但它却“过时了”,该咋办?两个画家画相同内容作品,假设凝固劳动量相同,一件价值连城,一件分文不值。毕加索的一幅画在西方卖到数百万美元,拿到中国尚未脱贫的农民手中,不如食不饱腹的一个馍、不如衣不蔽体的一件破棉袄。中国在“困难”时期,用一块“劳莱士”手表换一个不足半公斤的大饼。……因此,没有度量它的客观单位。一种商品的价值大小只能用另一商品与之比较,得出它的相对价值;而作为参照物的商品价值又是用别的商品比较得到的,它们各自的价值以及相互价值比,由市场规律自行调节、受市场规律支配决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考虑的只有两点:需要与支付能力;该商品在市场同类商品中是否价廉质优。购买者不可能算出“凝固于该商品中的劳动量”,无法做这一考量。不但消费者,生产者同样无法做这一考量。

此外,用贵金属来计量商品的劳动价值是不可能的。贵金属所含的劳动量都无法说清,怎能用它来计量商品的价值呢?贵金属的物理单位是不能与某一劳动时间划等号的。

单位是人们认识物的工具。为了比较、区分、鉴别各种物的形与性,人们设置了各种各样度量它们的单位。有了它,对各种物的认识,增加了客观性、可靠性、准确性和深刻性。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拿来用作单位的,也并非单位可以度量一切:人的意识不能拿来作单位,单位也不能用来度量人的思想,度量人的意志力、想象力、逻辑推理能力等等。可用作单位的东西,必有以下共性:纯粹客观性,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物质实在性,可被人所感知(或者借助科学仪器)。另外,设置任何一种单位,必赋予该单位以严格科学定义;单位必须有广泛公认性,在国际相关学术会议上获得承认和通过,具有法律效力;单位一经设置,任何个人和国家无权变动、更改,只有相关的国际科学会议才有权变动。至今,人们已设置了众多的国际统一单位,所有单位无一不对应于一个唯一确定的、可感知度量的数值。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氢的原子量当作一,……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既然恩格斯把黄金作为“一切价值的尺度”与人们把氢的原子量当作一,使成为一切元素原子量的单位(尺度)是“同样的”。不妨将两者作一比较。

①自然科学的所有单位,都有确定性、不变性。一克质量、1厘米长度、1公升体积……以及用氢的原子量当成一作为一切元素原子量的单位,无一例外。

而价值的尺度如一克黄金的价值却是不确定的。黄金不是所谓“绝对商品”,而是一种较有特性的货币,它的特性在于它的广泛通用性和单位黄金价值(表现为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性,终究是众多货币之一种。1克黄金的价值量在货币市场上通过汇率与其它任何货币进行交换。汇率不断变化,1克黄金无法确定对应它种货币唯一不变的数值;1克黄金也不能同任何一种确定不变数量的商品交换、对应。黄金以及其它一切货币并非“绝对价值”,它们都是相对价值的载体。1克黄金、一元美钞、一元人民币,它们的价值只在与其它商品(包括另种货币)交换中才得以比较、显现,其价值量随行就市,是变化的。一定的某种货币的货币量与其它商品(或另种货币)交换,只在成交时,它们才是“等价”的;过了成交的时空,它们又可能不等价。1克黄金的价值,同样需要别的货币或商品来度量比较。

说到底,劳动量、价值及其载体——货币、商品价值、劳动力价值,都不是客观物理量,它们的内涵中都包括人的主观意识,因时因人而异,随市场变化而变化,永远是漂浮不定的,因此不能有单位,只作为一种比值存在(比值没有单位)。

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单位内涵、度量对象根本不同。一个具有客观物质性;一个只有主观抽象性;一个是绝对的数量值,一个是相对的比值,有本质区别。

自然科学单位是客观单位,用来度量物质的某种客观属性,客观属性不随人的意愿变化。黄金或货币度量的是价值,价值不是客观的东西。由于人们认识不同、需要不同、价值观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物在相同时空下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衡量;人的认识、需要、价值观是变化的,同一人对同一物的价值衡量,在不同的时空下不同,是变化不定的。

③自然科学的单位有严格、缜密的科学定义。用单位质量的黄金“当作一切价值的尺度”,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没有,不可能有。一克黄金价值几何,自身没有确定的价值数值量,必须拿其它货币或商品与之比较。这正是国际单位中没有也不能有价值单位一席之地的缘由。拿黄金作为价值单位与拿氢原子量作为一切元素原子量单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无可比性。价值单位和价值不是客观物理量,氢原子量单位和原子量是客观物理量,将两者相提并论是基本思维错误。

恩格斯把两类单位不同内涵、不同概念混淆等同,作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类比,目的只有一个:将劳动量尺度(以时间为单位)、价值的尺度(以黄金一克为单位)这些包含着人的主观性的东西,一起塞入自然科学的单位中,以期获得科学性和绝对性,进而使人相信他的“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是客观真理。

5.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行不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57-58页写道:“它(即简单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本身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马克思说:“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马克思接着给出的答案,在逻辑上陷入了循环论证,在观念上则落入了神秘主义。他说:“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这段话包含着循环论证:为了把复杂劳动化约为简单劳动,需要知道复杂劳动产品和简单劳动产品各自的价值,因为正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但是产品的价值不正是有待确定的量吗?怎么假定它是已知的呢?

为了获得劳动量计量单位,马克思设置特定的物理模型,即:①劳动是简单劳动;②劳动者是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③劳动量是普通人(简单劳动力)机体的平均耗费。

以农民锄草为例,它满足设置模型的前两个要求。耗费工时相同,但由于锄头抡动幅度、力度与频率(速度)不同,表现出来的劳动强度、劳动量、效果千差万别,有无数多级差。证明马克思设置物理模型不成立。而“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则是无稽之谈。“机体平均…耗费”测量都无法做到,谁又能平均?简单劳动、比较复杂劳动和复杂劳动没有客观标准。由于人的差别性,对某个人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劳动,对另一个人则是一目了然的简单劳动;对某个人是终生难学会的复杂劳动,对另一个人则是并不难于掌握的劳动。简单劳动、比较复杂劳动与复杂劳动因人而异,没有客观标准衡量。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是多倍的简单劳动”究竟多少倍?马克思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来证明,妄作欺人之谈。马克思只好说:“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 那么,这个“社会过程”具体是个什么过程呢?“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由习惯决定的?这个“习惯”又是怎样形成的?李嘉图早就说过:“为了实际目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并且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的强度。估价的尺度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5页)。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过程”应该是在供求关系的驱动下,市场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讨价还价;这个“习惯”实际上就是“估价的尺度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的同义语;“社会过程决定”就是由市场机制确定,劳动力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必须拿到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去拍卖,市场的出价即是对该劳动力、该商品价值的承认。市场承认法则是最权威也是唯一的裁判者,并非马克思的方法能计算确定。

然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虽然减少了论述时的麻烦,却掩盖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是在市场上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对各种劳动的估价是否真的“很少发生变动”是很难说的。既然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是在市场上决定的,因此,这些换算比例在市场上也是经常变动的。把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简化为常数,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马克思含糊地说是“社会过程”,而不明确指出是一个市场过程,说明马克思不愿意承认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是在市场上确定的,但又无法明确否认这一点,于是便使用了含糊的字眼“社会过程”。

其实,在古典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除了少数极端情形,逻辑上不可能有一种方法将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而不陷入循环论证。马克思的话反映了他的一个常见招法:面对逻辑上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推搪说有一个神秘的“社会过程”解决了问题,然后就假装这个难题不存在了。经济学家坎南 (E.Cannan) 一针见血地称其为“神秘主义”。

马克思设想的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是行不通的。软件从业人员比三轮车夫的劳动复杂,这是肯定的。但这种复杂的程度怎么衡量?用他们创造的产品的价格比,或二者报酬比?这是本末倒置,用(交换)价值来衡量劳动,而不是用劳动时间去衡量价值了。知识产权规定即使技术专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况下,也可依协议从对方的销售收入中获得提成。艺术家创作每一件艺术品的劳动一旦完成,该艺术品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的认知不断变化,其市场永远都在变化,波动幅度可超过万倍,但艺术家并没有再对该作品作进一步的劳动。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行换算比较,结果是滑稽的!因为根本就无法换算。

通常,产品的价值以及不同类型劳动的化约比例,主要由需求与供给的长期状况决定,与生产技术以及劳动的复杂性关系不大。马克思见不到这一点,又想把供求条件排除于价值决定之外,于是就陷入了循环论证而不能自拔。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的复杂程度”。虽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可在生产中测量,但由于异种劳动的换算比例是在交换时才确定下来的,所以,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结束后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因此,商品的价值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不变的数值,它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商品价值的确定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的标准,相反,它是一个社会过程,涉及人类的主观判断。劳动的价值与人们对劳动的估价有关、劳动的价值是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时得到确定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用劳动价值来作为商品价值绝对的度量尺度是不成立的。

马克思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劳动分工就会消失,异种劳动的换算就会科学化。事实上,消失的只是体力劳动,而脑力劳动中的分工越来越发展。在企业内部,产品日益复杂、工艺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使每一个劳动者能干的工作越来越窄,分工也必须越来越发展;否则,不但不能使经济得到发展,反而连现有本职工作都无法胜任。

在美国,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的工资超过从事“复杂劳动”的数学大师级学者,超过同公司的工程师。为什么?因他们有工会可罢工。可见,马克思的复杂劳动论又是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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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扁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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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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