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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蒋介石还权于民 习近平望尘莫及

已有 1574 次阅读6/21/2016 00:42 |系统分类:历史

香港之所以要独立,是因为中共承诺的香港搞资本主义(竞选和人权保障)制度根本就是骗局,港人不能自由竞选自己行政长官,而且香港的书商也被习近平绑架到大陆,香港的自由正在彻底丧失。而60多年前的蒋介石却推行地方自治,还权于民,这是何等的胆量和气概!

 

蒋介石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党退至台湾,内忧外患。党内一片衰败颓然,台湾当地经济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外汇短缺。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造与重建、土地改革以及地方自治。台湾也由此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49:风雨中飘摇的台湾

 

根据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郭岱君的描述,1949年,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1949年的台湾政经情势,可以说是在风雨中飘摇,当时国际社会都不认为台湾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当时台湾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外汇短缺。1948年下半年,零售物价指数飞涨22倍,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52.6%,人民怎么生活?

 

不但如此,大批国府官员、军人、眷属及平民涌入台湾,台湾当时一共500多万人口,突然增加200多万人,台湾当时的情况很凄惨。更糟糕的是,台湾当时整个农工生产是停滞的,因为台湾72%以上的产业是控制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手里。很多人以为台湾一直就是市场经济,其实并非如此。1949年台湾是个十足的统制经济,国民党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1949年的台湾,工农业生产停滞,政府也收不到税。当时银行利率已经高到125%,仍旧收不到钱怎么办?台湾银行就只好猛印钞票,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每天上涨。台湾银行连50万美元的信用状都开不出来,国际社会不承认,当时台湾的货币机能几乎是崩溃的。

 

不但如此,为了应付外部军队可能的攻击,蒋介石将一半以上的预算都放在军事防御。1949年的台湾是市场失衡、产销失灵的社会,整个经济的循环都无法运作。台湾经济原来控制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生产与销售都是为了日本的需要。日本人一走,这些生产链及服务链立刻瓦解了。怎么办?那就要进行改革。

 

蒋介石痛定思痛奋发图强,厉行改革

 

1949-1953年这一关键年代,蒋介石做了这几件事。第一是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二是稳定社会。第三,重建台湾的经济。

 

国民党的改造最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相当于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另外设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19508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挑选了16名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是他比较信赖的党员,彻底改造国民党,抛弃派系。蒋介石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原来国民党各派系元老党员任命为评议委员,地位高,但是有名无实。表面上对他们颇为尊敬,实际上是架空他们。这样的做法在大陆时行不通,但是到了台湾,这些人手下没有兵,也没有办法。最跌破大家眼镜的是,公布中央改造委员会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长期主管党务的CC系领导陈立夫、陈果夫竟然没有在名单中。当时陈果夫已经病重,蒋介石认为陈果夫已不重要。至于陈立夫,不但不在改造委员会的名单上,而且蒋介石要陈立夫出国,而且是立刻出国。陈立夫的儿子后来接受访问时说:那时他还是小孩子,跟邻居道别都来不及,匆匆忙忙就拉着箱子走了。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1950717日,蒋介石告诉陈立夫,让他出国。陈立夫说不愿意出国,保证一定不再涉入政治。陈立夫也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们有很大的责任,蒋介石就跟他讲,你可以不牵扯政治,但是你旁边的人怎么可能不让你做呢?只要你人在,他们就会聚在你的周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走。陈立夫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陈立夫去看宋美龄,宋美龄送给他一本圣经,说希望你出去之后心平气和,每天读圣经。陈立夫很无奈,他指着墙上蒋介石的照片说,那个上帝都不管我了,这个上帝还管的了吗?可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陈立夫不走,CC系就还会继续作怪。也许,在改革中,有很多没有办法说清是与非的问题。

 

此后,陈诚开始铁腕改革,陈诚颁布戒严法,对出入境做严格的限制。蒋介石在下野之前让蒋经国等将国库的黄金运到台湾,陈诚的币制改革就是用这760万两黄金作为准备金。当时还在打仗,这个钱其实很快花完,台湾真正站起来不是靠这760万的黄金和美元。

 

蒋介石推行地方自治,还权于民

 

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地方自治。1946年,台湾就实现了“村官”(村里长)的村民直选。19497月,台湾省政府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拟定地方自治方案。蒋介石在1950年决心地方自治,19501月大事表上只写了四个字:“地方自治”。他希望在台湾实行直接选举的省议员、县市长等,提出之后党内立刻反对,包括他身边的人也反对。

 

反对的原因,第一,1950年初的台湾还在风雨飘摇中,站都站不稳,谈地方自治和选举实在不切实际。第二,台湾本地人占台湾人口的85%,大陆来的人大概是13%,如果直接选举,那大部分的权利就会被那85%的人拿走,国民党在台湾的控制就没有了,整个台湾就掌握在本地人的手里,那国民党哪还有立足之地呢?

 

但蒋介石非常坚持,当时负责台湾地方自治的阮毅成说,尽管面临党内反对,蒋介石排除万难实行了地方自治。首先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研究规划,同时为配合地方自治,改造委员会在19509月,通过一项决议,把烟酒及林业的管理及税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此举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税收的来源。

 

195072日,台湾省第一届县市议会议员选举展开,国民党很谨慎,没有一次性选,而是分区、分六期办理,花莲县最早举行,试点成功,再扩大到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台南县、台南市、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等。接着选举县市长,地方首长当然比县议员更重要。国民党把选举分为八期办理,每一期两三个县市,因为这样比较好控制。这也顺利完成,然后是台湾省议会的选举,也很顺利地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在两年内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各基层的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蒋介石日记中可看到:195012月台湾省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期间,台中市市长选举竞争激烈,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国民党候选人林金标,另一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廖朝洲竞争市长宝座。廖朝洲无足轻重,主要是杨基先和林金标的竞争。杨基先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家子弟,在竞争中不免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密切关注他的言行。杨的声势看好,眼看就要赢得选举,蒋介石忍不住了,1227日,他打电话给省主席吴国桢,让吴告诉杨基先自动退选。结果吴国桢回报,对方同意退选,而且“态度良好”。这下子蒋介石反而不好意思了,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干涉选举的做法“处置不当”,考虑了三天,在19501230日,他决定仍旧依法进行,不加干涉,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吴国桢后,觉得“寸衷大乐”。吴国桢打电话告诉杨基先之后,杨也欣然接受。

 

最后的选举结果,国民党失败了,第一届台中市市长是一个非国民党的人。人们以为国民党到台湾,那么庞大的党政军力量一定是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却没想到第一届台中市市长不是国民党人!

 

最后选台北市市长,特别重要。可惜出现一个更厉害的人,叫吴三连,他们的家族就是今天的统一集团,比杨基先还有影响力。国民党内各种想法都出来了,让他退选或是延后选举,但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涉选举,吴三连最后高票当选。所以,第一届台北市市长,也不是国民党人。蒋在1952年国民党七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就曾指出:“本党民权主义当前的任务,一方面要巩固党内政党政治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同时还要对于反共抗俄的友党,辅助其长成壮大,为本党反对党树立典范……走向民主建国的坦途。”这些话不无“作秀”成分,但毕竟证明国民党领袖承认执政党需要反对党来制衡的道理。

 

1954年又实现省议员的公民直选。当选者并非全是国民党员,无党籍人士也有很多通过选举渠道进入地方政界。比如21个县市长选举,第一届(19501951年)无党籍人士占了3席,第二届(1954年)占2席,第三届(1957年)占1席,第四届(1960年)占2席,第五届(1964年)占4席。县市议员中无党籍人士的比例还要高得多,大体可以达到议员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平。

 

台湾的地方自治,构成台湾政治的一道重要景观,也是大陆共党至今未能实现的。概括195060年代的台湾政制,也许用“二元体制”这个词更确切些,也就是,台湾政治在中央层面上,是一个党政军高度一体化的封闭系统,而地方层面上则有相当的政治开放性。

 

不流血的土改,奠定台湾的长治久安

 

接下来是土地改革。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在194913日上任,3个月后的414日就宣布实行三七五减租。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就是国民党在主观上,蒋介石、陈诚等领导人都知道在大陆没有做的民生主义、经济建设,在台湾一定要做。

 

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七五减租,当时台湾农民68.8%都是佃农,耕地都集中在30%的地主手里,佃农遇到一个好的地主租金比较合理,遇到不好的地主可能租金50%-60%,辛苦一年什么也没有。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规定农民向地主付出的租金不能超过37.5%.这个并不难,只要政府有决心,下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了。

 

政府不但规定三七五减租,同时成立了三七五租佃委员会,凡是地主和佃农有争议时,就由委员会协调,不必私下解决。多少年来台湾租佃的陋规很快改变,很多农民的生活立刻获得改善。1949-1950年时台湾非常流行“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洗衣机”,为什么?就是以前买不起的,现在减租后农民存到一点钱,可以购买了,三七五减租的效果非常好。

 

第二个阶段是1951年的公地放领。政府将台湾岛上22%的公有耕地卖给佃农,分十年无息偿还,也不需要现款偿还,可以用耕作物来抵债,因此农民没有什么负担,只要每年缴交实物,十年付完之后这一块地就是你的了。有相当多的农民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自己的土地,但有规定,无息拿到土地,不能转让,以免有人从中得利。万一农民付不出钱,政府可以帮助解决。从1951年到1976年,政府先后九次、把13.9万公顷的公地出售给28.6万家农户。这等于是一二百万人,因为每个农民家庭是四五口,甚至是五六口。

 

到了1953年,土地改革的最后一步,就是耕者有其田,让每一个农民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但问题来了,政府手上已经没有土地了,私有土地在30%的地主手上,1953年政府还是非常穷,这时陈诚是行政院院长,他跟自己的幕僚就动脑筋想怎么办。

 

当时国民党内部就有争论,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将土地无偿征收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花钱。但另一派就认为,不能无偿征收土地,这样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民怨,地主肯定很不高兴,还是要想办法找钱,向地主购买土地,或是其他比较和缓的方式。

 

1953年,蒋经国提出将土地从地主手里无偿征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陈诚没有采纳。他们的办法是: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同时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十年偿还。这个换地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执。19534月实施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地主可以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超过的一律由政府收购,用七成土地债券和三成股票跟地主换地。政府拿出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林公司和台湾工矿公司的股票跟地主换地,再把土地出售给目前在这些田地上耕作的农民。原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是地主,当时拿到台湾水泥公司的股票,到今天台湾水泥公司还是辜家的。

 

拿到的土地就给农民,十年无息贷款,如果农民十年都付了,最后土地就是他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农民额手称庆,但非常多的地主反对。1953年时,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是股票,觉得国民党用几张纸来骗他们的土地,很多地主很生气,就将这些股票贴在墙上当壁纸。

 

还有一些地主因此跑到日本等地反对政府,成为今天的“台独”的这些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地主还是选择跟政府合作,最后都成为台湾的巨富,他们不是有钱人,而是很有钱的人,台泥的股票都涨了几百倍,辜振甫家里就是这样成为巨富的。

 

国民党这样做时候,其实在无意中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将资金往工商业挤。本来地主每天在家里没有事就喝茶喝酒、写写诗,但是没有想到给他们股票之后,要开始经营,这些地主就开始转为工商企业主。无形中就推动了台湾民营工商企业的发展。

 

台湾改革的反思:大失败才会大反省

 

国民党在摸索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本来他们也不懂什么是地方自治,但是一步步做,做的还不错,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台湾可以长期掌权的原因。

 

此外,还有外来专家的很好规划,政府也根据专家的规划很认真地做。到底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陈诚支持了自营企业。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陈诚选择了市场经济。而蒋介石点赞了陈诚。

 

当然,台湾的改革也产生很多的副作用,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后来的“台独”,一些大地主不赞成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跑到日本组织“台独”。还有就是因为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农民每一个人都拿到一块地,手工时代小块地没有问题,可是社会越来越发展,这就成为机械化的障碍,所以后来台湾又做了好几次的土地改革。

 

总结起来,在那个关键的年代里,国民党这些领导人愿意谦卑地反省,愿意彻底地改革,才奠定了台湾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基础。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6/23/2016 07:15
任何一个国家的所谓伟大领袖,都是压制本国无数正义声音的恶魔,都是奴役本国人民的罪魁祸首。只要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就不会有法治,而且到处谎言,行政机关内部基本都是骗子、跳梁小丑、无赖······之流。所以,企盼明主,就是下贱的思维。只有法治,人民才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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