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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共党神话的破灭 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已有 2116 次阅读6/21/2016 17:48 |系统分类:历史

苏联社会主义神话的破灭

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述弢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蜜月"期间,广为传唱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中就有这样两段歌词。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日中天,捷报频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我们息息相关。电影、小说乃至画报中展示的苏联人民无比幸福的生活,更令我们心驰神往。那可是我们的光辉未来啊!

  五十年如白驹过隙,世事难料,曾一度风光无限的苏联早已寿终正寝,而貌似坚如盘石、甚至万古长青的帝国何以一朝覆亡,则成为学界久久争论不休的永恒话题。

  案头有一本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雾霭》。我常常是拿起来又放下,不为别的,是因为书中有着太多骇人听闻的历史真实,有着太多的血腥,太多的苦难。叫你不忍卒读,叫你无法置信,叫你透不过气来。这难道就是那个"人们可以自由呼吸""可以自由走来走去"的人间天堂吗?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改革设计师”、“公开性之父”的美称。曾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这属于社会工作,没有报酬,雅科夫列夫却乐此不疲,一干就是十几年。委员会已为450万人平反昭雪。《雾霭》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书中援引了天才科学家、1904年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院士的一封信。1934年,清洗已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巴甫洛夫在致苏联政府的信中说道:“你们相信世界革命,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

  这绝非危言耸听。191712月,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不出两月,即宣布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俄文缩写ЧК的音译)。从此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时代。191895日,政府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使恐怖手段合法化。其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的极端必要性。1918年的“红色恐怖”可谓“战果辉煌”:短短数月,处决人数即逾5万。

  19222月,契卡又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232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⑹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以上所列各类人员,均属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其范围之广,数目之多,令人咋舌。

  其实,早在19189月,季诺维也夫就曾经说过:“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连季诺维也夫之流的“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5月,“红色恐怖”尚未正式开始,革命法庭即已(和契卡机关一起)受权对不肯向征粮队交出粮食的人判处死刑。农民被推向死亡边缘。在闹饥荒的省份,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文献记载,多半是食至亲者的肉。

  始于1929年的全盘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运动,使俄国、她的国民经济遭到重创,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俄国乡村的基础。彻底摧垮了农民阶级。俄国本是首屈一指的粮食出口大国,却从此出现了百姓排长队买面包的现象,并一直延续多年。运动中被定为富农的农民,分别被处以极刑、关进集中营、流放至偏远地区,最好的下场也是逐出集体农庄的地盘,另作安置。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本人受难,连妻儿子女也难逃厄运,受到株连。1918716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老小在叶卡捷琳堡被当局悉数枪杀,从此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1919年彼得堡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19205月,各报刊登了关于叶利萨维特格拉德枪决某军官43-7岁女童及其老母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继尼古拉二世的子女之后,留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加米涅夫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这些被害者的父亲都曾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也尝到了自己种出的苦果。

  根据政治局和领袖本人的指示,建立了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这个系统拥有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那些尚在吃奶的婴儿同业已判刑的母亲一起发配至劳改营,婴儿满一岁至一岁半即转送至特设的孤儿院和托儿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这是个特殊的儿童古拉格("古拉格"系监视、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部门的别称)。至19388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

  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在事关枪决的问题上,领袖们都很性急。比方说,仅193711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对12份名单中1352人的判决,同年127日,核准了对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应予枪决;193813日,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22份名单中2770人的判决,其中2547人应予枪决;2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8份名单中3699人的判决,其中3622人应予枪决;3月份,这五个人核准了对36份名单中3286人的判刑,其中2983人应予枪决;4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9份名单中2799人的判刑;19386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对29份名单中2750人的判决,其中2371人应予枪决;9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38份名单中6013人的判决,其中4825人应予枪决。

  斯大林的签名见之于涉及44000人的366份名单,莫洛托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43569人的373份名单,日丹诺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单,卡冈诺维奇的签名见之于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单,伏罗希洛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18474人的186份名单。

  这一全民族悲剧究竟有多大规模,尚无有据可查的准确数字。颇具洞察力的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1月的日记中援引了一个数字:因政治原因受到流放和监禁者为1400-1700万人。

  当局的看法与此不同。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1930-1953年苏联大约有37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765000人被处决。这是个虚假的数字。

  国内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受到各种镇压者为200余万人,首当其冲的是原有产阶级人士和国家的知识精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集体化运动中,受到镇压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500余万人。

  根据195312月整理的很不完整的材料,仅在1921-1953年期间,肃反机关因所谓的反革命罪就逮捕了5951364(将近600万)人,其中经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二人小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判刑者为4060306400八余万)人。1936-1961年,因民族特征被镇压者达350万人以上。俄罗斯联邦境内有11个民族受到驱逐,48个民族受到部分驱逐。

  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平反工作的经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断言:苏维埃政权期间,苏联因政治原因被处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2000-2500万之多。这里还包括死于饥饿者:国内战争时期为500余万人,30年代为500余万人。

  然而,即使从公开发表的文献中也可看出镇压政策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俄罗斯联邦1923-1953年被判刑人数即超过4100万。其中有刑事犯。但是仅仅因上班迟到、未完成集体农庄劳动日定额等而身陷囹圄者,也有数百万之众。又如,1932年斯大林曾亲手拟定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

  阅读此书时,我每每掩卷凝思,困惑不解:如此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这该不是伪造文书吧?然而,那都是引自存档的绝密文件,其真实性无可怀疑。

在十月革命90周年、苏联解体15周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段血迹斑斑的真实历史,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弄清全部真相,尚需时日。幸而当初讳莫如深的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留存下来,幸而像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有识之士终于可以接触到这些绝密档案。不然的话,也许我们就始终蒙在鼓里,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揭露苏共罪恶的《二十世纪俄国史》

《二十世纪俄国史》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他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4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3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它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
  322(公历4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

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7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
作者们引用19185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1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7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它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12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6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

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
  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
  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

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茨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

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它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1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

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

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
  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

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

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

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

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

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

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8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8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

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

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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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6/23/2016 20:57
“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发言纪要(之三)

金雁: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我们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但都是局限在学术界,没有象谢老这篇文章能引起这么大的震动。
二零零一年,德国劳工部长访华,与接待他的中方人士交谈说,中国共产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们现在有什么特点?当时中方人士回答:“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关注弱势群体、注重改革当中的公正性、增加社会福利……”等等。对方一听就说:“这几条与我们社民党有什么区别?”他很快就悟出来了,不管上面这几条是真是假,面上这些话的确是要讲的,真正的区别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是永不下台的执政党。
现在中国面临新的选择,很多老同志也问:“中国可能不可能社民党化?社民党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说现在咱们不谈工会基础呀,社会发展结构呀这些,仅仅从“党是权力架构的轴心”这方面谈,有一点是必须要做到,而且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做到的,就是党内派别的公开化。
为什么呢?从马克思刚开始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就已经指出现代政党是公民社会中建立在“主义认同”乃至利益认同基础上的公民政治组织,它与传统社会中那种人身依附式的以对个人或“组织”的“忠诚”及铁腕纪律为纽带的会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利益多元化,它的代表者、体现者肯定就会多元化,公开的派别比暗流涌动的争斗更符合现代政党政治。党内的多元的声音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表达。这一时期原有帮会倾向与现代政党倾向的斗争突出表现在允许党内有派、求同存异的问题上。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出现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分歧后,马、恩主持的多数派并没有以“多”压“少”,而是主张两派各自建立伦敦区部,并把同盟中央由伦敦迁至科伦以示超脱,伦敦的两个区部互不统属而只与科伦中央委员会联系。原正义者同盟传统领袖沙佩尔和维利希等主持的少数派却拒绝了这一“一党两派求同存异”的方案,他们以策划“革命”需要集中领导为由,由该派伦敦区部召开大会开除了多数派,另立中央委员会,不承认“调和的”科伦盟中央。这场马、恩与所谓“沙佩尔—维利希冒险主义集团”的斗争以沙佩尔受挫后与马克思言归于好而结束。它确立了此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多元化传统,承认党内有派、自由讨论,不以组织措施解决政见认同问题——这些现代政党——公民政治组织的特征一直保留到现在的社会党国际中。
中国现在很多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党的问题,如果这一块不动不发生变化,其它的很多东西都是虚的,或者不可能走得很远。中共整个组织模式和意识形态宣传都来自于苏联共产党,提倡所谓党内团结、党的统一、以党内斗争的方式剪除异己,实际上就是让所有的人缄口,党的权威的“不可侵犯性”和党的教义的纯洁性是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特征,后来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准则,全民都培养起一种对反对派敌意的准则,党的统一被看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党只允许有一种思想一种意志,那么谁把持了党的领导地位,谁就是党的化身,他的思想是不允许讨论的,反对的声音都是魔鬼的化身,至于全民各阶层的利益是不是一致?党能否代表先进阶级?这样的提问都是不允许的政治行为,只维持一种声音。这种做法从马克思那儿是没有的,党内不同声音的公开表达是合法的,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除“党内有派”外,“政教分离”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传统。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恩格斯在第二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都处于思想领袖地位,但并没有特殊的组织权力,更无权随意排斥不同政见者。
从整个东欧的情况来看,虽然主要的共产党全部都社民党化了(这是个大趋势),就是那些没有社民党化仍然坚持共产党立场的组织基本上都统统往右跨了一步,就是修改民主集中制,允许党内派别公开多元。因为如果把一切都封杀在表面的一致上,人人都戴着面具生活,那么越是在黑幕政治下,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后果就越不堪设想。罗马尼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马尼亚十二月起义之前又有谁能想到在党代表会上被几十次掌声打断讲话的齐奥塞斯库不久会死于非命,比起像捷克、波兰这些曾经有反对派存在、有不同声音存在的国家,社会动荡的程度要大得多。
党内的正常氛围下的理论讨论、重大事件类似“党内全民公决”是有助于探索的。在八十年代,波兰共产党党内大的争论有过很多次,不同意见分成几派,比如他们讨论“蓝领工人还是不是先锋队的代表?是不是改革的动力?我们是需要人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争”进行很多次,党内对重大问题的分歧心理承受力已达到处变不惊的地步。苏东剧变以后党内自然地划分成几个党。匈牙利就是在党内讨论过程当中划分成了好几派,从上到下整个基层组织都跟着站队。这类讨论把很多剧烈的冲突都化解在这里,化解在政治理论里面。这样做还有一个先导的作用,就是大家先从思想上把这些东西讨论清楚了,对预防社会风险来说是很好的出路。
那些延续了苏共传统的政党,长期以来不敢迈出这一步。因为在一九零四年就有一种说法:工人阶级只有一个,那么共产党就只有一个。但是把持权力的一派总是以“正统”自居。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工人的利益早已不是统一的了,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党内有其代表呢?党内不论是坚持偏左也好,偏右也好,都还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福利社会,坚持劳工利益,而彼此无法说服,在这些最高价值下为什么就不能有不同派别呢?
苏联共产党怎么样演变成“一党制”的呢?从1898年3月1-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郊外举行,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撰写的成立宣言明确规定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它在一九零三年的二大的时候党章里把争取宪政民主作为奋斗目标,争取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走到一党专政这条路上?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都是以要召开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为动员手段,在这之前布尔什维克也说要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是一个临时机构,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搭了一个简易的住房,我们一定要盖一个比较牢靠的住房。我们的合法性靠什么来取得?就是要靠全民普选”。在临时政府的时候一再提早进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因为是战争的情况下没有选成。十月革命以后就选举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得了少数票,24%;社会革命党得了40%。
到此时列宁的口气完全变了,既然合法选举我是少数,那我就要用武力来取缔它。从赞成立宪会议到取缔立宪会议,是列宁跟第二国际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之前列宁虽然对第二国际在一战当中的态度不满,但是因为第二国际本来就有各种派别,这种斗争多少年一直在进行,大家还都是承认这个共同的国际组织的。在取缔立宪会议、对原来同一战壕的“孟什维克”动手以后,第二国际各派的考茨基、卢森堡等人都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对这样做。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的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他可以把一切他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表示和第二国际决裂。列宁取缔立宪会议没有任何理由,之前布尔什维克为了参加选举做了大量的非常有效的宣传,还给士兵放假两个星期专门去宣传。但选举的结果不利,它就觉得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宪政的外衣,这样慢慢走向一党制。从这个时候开始它的面貌就显露出来了——“在争夺权力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道德的”,“不能戴着白手套干革命”,这都是托洛斯基和列宁的原话。不是针对沙皇政府而是针对原来同门的“社会主义派别”。布尔什维克第一个是先把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挤下舞台,组织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很多社会主义政党就是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我们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但都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所以在取缔立宪民主党的时候,他们推波助澜。结果布尔什维克再腾出手来以后剪除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战友,1921年初肃反委员会在全国逮捕了几千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关进监狱和集中营。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假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当时布哈林有一句名言:“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这些人被关在一幢大楼里,被老百姓叫做“社会主义大楼”。其中有很多人绝食,最后有十名领导人被驱逐出国。
我们讲要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共产党的历程、反思十月革命的道路,其实俄国这些被驱逐出境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思早就进行了(他们在巴黎、纽约办了七百多期《社会主义通讯》,只是我们国内几乎没人介绍)。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认为:表面上看十月革命是在社会主义耀眼的名词下取得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同化并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这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民粹主义的,因为民粹主义主张人民专制、灌输论,认为农民是落后的人群、工人只是芸芸众生,是要靠少数精英分子引导灌输的。
我们现在一定要给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做一个很大的区分。比如马恩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主要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对手,根据与统治者的搏弈提出来的。马克思确实也提过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但是这些很少见诸于公开的文献,大多数都是在跟魏德迈的通信、同仁讨论文稿当中提出的。他当时是用的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因为那时工人是没有普选权的,如果想要争取到自己的自由,那么和统治者的冲突是难免的。所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内战联系起来的——难免要打一场仗,在打这仗的过程当中肯定要有一个高度的集中。马克思用的“迪克推多”来自于罗马,在西方语言中,“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按当时惯例,对迪克推多的授权为期仅半年,延期则需要再次授权。因为他是在战争状态下,有点象戒严一样的非常法,在六个月以后他就必须还政于宪政政体。马克思是在这种意义下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到了恩格斯的时候已经实现了普选,所以恩格斯也在谈论议会民主的重要性,但有时候,由于反动政府强大镇压,恩格斯又在提暴力,提专政。可以说恩格斯看好议会民主不等于放弃抗暴权,承认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但是专政不等于专制,专政是一种非常状态,而专制是常态。可是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当中一直有“人民专制”理论,“人民专制”是他们理想的一种常态。民粹派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沙皇的话,我们可以造出一个沙皇。”列宁的哥哥是民意党的敢死队员,刺杀沙皇时死了。列宁在早期的时候受其兄影响很大。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民粹派脱胎而出不假,但是列宁有三点跟普列汉诺夫这些人不一样,第一是灌输论,第二就是组织原则,第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这个组织原则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在这种地下状态下你不是黑社会的党的话你不能够聚集力量,列宁最早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的组织的党其实按照法文的意思就是“阴谋党”。所以列宁一直就把组织原则奉为最高原则,这套东西民粹派早就深谙其道:就是铁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个领导。
俄国在一九零三年建党的时候,其榜样是德国社民党。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都觉得不应该按照民意党的原则建党,我们应该像我们的西欧同行一样按照现代建党原则来组建新型的政党。那个时候因为沙皇的10月17日法令,俄国第一次出现多党制,以前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政党纷纷浮出水面,瞬间冒出来一百多个政党。这个时期被高尔基称为“新闻界的黄金时代”。列宁说,从那以后“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不同的舞台上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1903年卢森堡、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的“集中制”组织模式分歧也非常大,说你在搞戒严,在搞农奴制,搞党内独裁。但是列宁说他是为了地下活动需要凝聚力。如所周知,“Большевик”为俄语“多数派”之意。但实际上它只是表示该派在1903年社会民主党二大闭幕后进行辩论时产生的,即27次会议上由于崩得与经济派代表的退出,以24:20居微弱多数,在其余大多数时间,包括二大的整个会程期间,它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醉心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列宁乐于强调这次“多数”,而标榜清高与特立独行的马尔托夫等人也不认为“少数”是个贬义词,于是就形成了这两个常常是名实不符的派别名称。因为双方并无真正的政见之争,而党务上的争论在当时党员极少的情况下几乎成了个“学术问题”,地方基层组织对于代表会上出现分裂的情况知之甚少。此后很长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在一党之内,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实际上处于孟什维克主张的“党内有派”状况。但另一方面,在专制的俄国,党必须在秘密状态下活动,西方“议会党”的那一套实际上行不通,所以列宁的党务主张也得到了操作。可以说这次争论不了了之。
从那个时候党章第一条形成了政党制度的两种亚文化,后来的这种后果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所以使共产主义的运动分裂出东方和西方两支,就是因为联共(布)党章第一章就阐述这种原则。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党魁和理论家是分开的,我是精神领袖我只负责理论方面的东西,很多文章都是马克思起草的,他并不负责党务工作,党是“政教分离”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完全都是这样,书记就是一个办事人员,就象办公室主任一样,是没有权力的,大家根本不知道是谁。只是到了俄国共产党,才通过列宁以及斯大林逐渐把它逐渐改造成现在这样。当然,这里面要做的理论清理工作实在是量太大了。第一要清理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把马、恩、列搁在一起,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仔细读过列宁的东西。
跟斯大林相比,列宁还是有很高理论素养的,是一个多产理论家,在整个革命从二月到十月期间他发了一百多篇文章。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变,对各种理论都能掌握而且娴熟地见机而用,却很少考虑学理上的一贯性。以什么为基础呢?拿到政权是他的最高目标,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经常调整自己。我现在可以用“经典作家”列宁的话来回击所有的所谓“左派”。很多会议上我发言以后受到质疑,有人问:“你怎么敢讲这样反动的话”,那么我告诉他们,这是列宁讲的,在《列宁全集》第几卷第几页,在什么地方。因为列宁的善变导致用此列宁反对彼列宁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可以随时拿前期的列宁来反对后期的列宁。普列汉诺夫说过一句话:“我跟列宁主义决裂是因为列宁反对他过去赞成的东西,而赞成他过去所反对的东西。”他这个话真是说得一点没错。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如果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那么就说明第一,这三十年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失败的;第二,我们将会出现象秘鲁和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国家控制土地的能力将会大大加强;第三,我们将会远离西方,他们将无法影响我们。
其实毛没有读过多少马恩的书,他大量的是借鉴苏联的东西,这个中介已经远离了它的故乡。俄国这个二传手加进了民粹主义的东西,与中国人的理解一拍即合。查韦斯已经说得很简单了,民粹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思想界该清理的这些东西是太多了。
民意党对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个影响:既然从善达到善这个过程是走不通的,因为有专制制度挡在前面,那么从恶达到善就不应该受到谴责。所以个人操守、个人品德的完善和为了一个宏大目标不是同步的。用恶可以达到善,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布尔什维克为了活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贩毒,可以利用秘密警察,可以印伪钞,可以抢劫,可以拿敌国的钱,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只要我可以拿到政权。那么这个过程就导致了它的黑社会化,它在地下状态的黑社会化和它在执政以后的独裁化基本上是一个逻辑,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现在很多所谓讲马列的人,说实在的他们不懂马列,根本没有读过这些。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时,秦晖写过一篇文章,清华一位党委书记就说秦晖,他说:“我们搞了一辈子马列的人看你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我们痛心!”秦晖说:“马克思看见你们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这样子的话,他在九泉之下肠子都会悔青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活力的、一个开放的体系,而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弄成了一个官方的内涵掏空、宗教化、权威化、发号施令的工具。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说,那些依附权势的马克思主义总在比谁比谁更合法,更有后台。列宁在1908年的时候也说,马克思主义越被官方消灭就越坚强、越发的生气勃勃。而现在“官方马克思主义”比“合法马克思主义”更有过之,谁有权谁就是马克思主义,延安整党的时候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文革的时候林彪是马克思主义,“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是依照权威的转移为基础的。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还是真正反醒过的,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利益化的一些人。所以秦晖当时给他们党委书记说:“如果你真的还尊重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商榷。”这是理论上的问题,可以写文章商榷,可以在全校讨论,可以出海报,咱们可以当着全校同学的面进行辩论——其实这些是可以越辩越清的。但是所谓学了一辈子马克思的人没有这点自信,他会给你一个“秀才遇见兵”,给你一个处分,不让你带研究生,把你一捋到底,他不给你合法公平讲话的机会。
现在有的单位花几千万搞“马克思主义工程”,本身就是建立在沙滩上。首先你的“史实”本身就是错误的。搞的什么《居安思危》政论片,所用的那些“史实”硬伤百出,叫人笑掉大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本身就是编造的历史吗!为什么会有联共(布)党史?斯大林拿到天下有一种自负,天下可以打下,历史也可以编造,要让大家相信只有我说的才是真实的。当时大量的白俄在外头写东西托洛斯基也还活着,终于一九四零年斯大林杀手的一冰镐让托洛斯基闭嘴了。所以编造历史的意义重大。但是斯大林没有办法统治史学界,就开始肃清,在史学界搞了十年的整肃。以后所有的人就没再讲话了。斯大林在这方面花的功夫非常之大,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多次召开会,教科书什么话应该怎么样说,亲自去参与,就是为了编造这个历史。现在大量的档案拿出来,你可以看到,编造得真是离现实太远、太离谱了,这些不研究档案的人没有办法跟他们对话,等于鸭同鸡讲。比如说最简单的事情,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水兵是十月革命的中坚力量,为什么会“叛乱”?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搞“一党专政”,水兵就是希望列宁的党能够回到十月革命的立场上。他们在呼吁书上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一共两万六千水兵,其中两千六百共产党员,那种情况下有九百人退党,就等着共产党十大召开,等着列宁表态,承认我们不是叛乱,承认我们没有背离原来的革命初衷,是真正为了这个国家好。列宁的态度是坚决歼灭。现在最大的一个偏差就是很多人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好的探索,其实新经济政策和一党专政正好是同步的。就是经济上可以放开,政治上坚决要镇压,列宁曾经讲过:“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最后两万六千人中,八千人跑到芬兰,处决两千六百多人,判刑六千多人,有一千多人内控。二战以后斯大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提溜回来,关到集中营里去。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人想要拷贝苏联共产党那套历史,把这些东西还奉为神圣,那真是把所有人的智商估计得太低、太低了。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国际上这么多研讨会,国内的人出去根本没法跟人家交谈,不是价值观的问题——其实持左派价值观的人太多了,但是不管立场怎样,大家应该尊重史实,国内有些人根本不跟你讲事实。
很多理论的东西也要去澄清。像列宁有的话就说得非常敏感,他说:“因为是农民国家,我们要靠农民取得胜利。”列宁说,从马克思来说的话,“农民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就认为农民将来是要消亡的。但是我们这是逆程序操作,原来马克思讲资本主义达到一个高度以后才有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根本就是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我们要逆程序操作,那么我们就要承担这样的结果。所谓我们可以“负负得正”,就是说不光是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农民也反资本主义。农民反资本主义是想回到原来,工人反资本主义是想走到一个高的阶段。我们先不管这个,先拿到政权。可是拿到政权以后他就发现有很多东西是退不回来的,垫的这个底不可能是一张白纸。还有一点,为了保卫新政权,它可以向所有这些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开刀。列宁说我们只有三百万工人,占整个俄国人口的3%,如果我们要是多数的话,还要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干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成立,一九二零年的时候西班牙工人党想要加入共产国际,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有点心有余悸,就派代表团去问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列宁告诉他:“谁说无产阶级专政要结束了?在我们这种农民国家里它可能要四、五十年。”这一下就把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给吓坏了,回去以后就分裂了,少数派加入了共产国际,大多数就退出去来了,后来加入了社会党国际。这都是列宁讲的原话,这些东西现在其实都是公开的,俄文文件中大量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其实现在是暗流涌动。因为利益多元,大家都在寻找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我不希望苏东剧变的情况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毕竟太大了,这种乱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我们都不希望革命,我们都不希望战乱。社民党就是非常反对革命的,是非常赞成改革的,非常赞成渐进的。可是现在中国不是这种状况,因为形势没有严峻到那一步,这个是利益决定的,根本不是从理论上去考虑的。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当政者要首先争取主动,慢慢的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比别人去讲更有利。闸门不可能一下子拉开,否则像泄洪一样所有的都裹挟到里头了。

吴思:自从谢老的文章发表以来,民间的反响很强烈。在我们杂志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反响这么强烈的文章。
言辞比较激烈的是“左派”。他们开了四个批判会,其中第一个批判会我还参加了,批评非常激烈,尤其是下午的分组讨论。他们说,这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被批倒之后改头换面,以民主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更具欺骗性;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它是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它的欺骗性更强,所以我们更要揭露。这类的口气是主调,比较多。上海、浙江、人民大学几个座谈会的调子大体也是这样。这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反应。
我们杂志接到的关于这篇文章发表看法的稿件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四十篇了。纯粹赞成的二十多篇,评价非常高,就说这是启蒙性的,划时代意义的,我们多少年憋在心里,搞不清楚的问题通过这篇文章豁然开朗,具有比真理标准讨论还要重要的意义。有七八篇是深化探讨的,是把谢文没有展开的话题继续展开,态度也是支持的。有两三篇是中性的,就是既有赞成的一面,也有不同的意见。还有八篇是激烈反对的,要跟谢韬论战、商榷、批判。
从来稿分析,激烈批评和深化展开的两端,基本都是专业人士,大体势力相当,各占百分之二十的样子,合计百分四十;中间的百分之十,有商榷有支持,支持是原则性的,商榷是技术性的;其余那百分之五十,大体是业余人士,是普通读者,非专业人员,他们几乎一边倒地高调支持谢韬。从观点的质量或感召力的角度看,谢老师大占优势。
不过,介入这场讨论的人,平均年龄大概超过六十岁。年轻人很少关心。中年人的关注程度也不如老年人。
网上的批判,比较典型的,奚兆永写了九评,笔名叫“霜叶”的写了四篇,武兵写了六万字,十二个小题目。还有单篇的批判文章,那就很多了。我在网上搜索“谢韬, 民主社会主义”,有三千多条,“谢韬 ,炎黄春秋”有两千多条,这已经是一个热门话题了。
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
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建议,最主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能更加深入地对文章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但不要吵架。使大家完整、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彼此心平气和,把理论问题讨论明白。
    至于实质性的分歧,可以落实到社会政策层面上的分歧,我看并不严重。谢文给民主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给出的特征,总共有四条:
    一,多种所有制并存。左派虽然主张公有制,但如何解决这几十年来公有制的弊端,我也没看到他们拿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很少有人认真主张立刻回到人民公社制度,重新集体化,公私合营,剥夺资产者。似乎没有这么缺乏现实感的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正在搞,左派虽然批判这一项,但是有替代方案吗?真能回到计划经济吗?我没有看到认真的主张。
    三、福利制度。这一点似乎没有争论。
    四、民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左派也不反对。似乎没人真敢反对这一点。
    如果实质性的分歧不大,我觉得就不存在走什么路的大问题。举什么旗的问题确实存在,现在举的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真实内容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并无根本对立,旗帜不同,内容大体是一样的。当然,如果要举毛泽东的旗帜,那分歧就大了去了。

袁正光:谢老我是第一次见面,我表示佩服。像谢老能够有现在这种思想,就说明我们最早抱着善良的愿望参加革命的那批人,还保持着原来的善良、理想主义,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过去, 我们有的人总认为,从一个善良的愿望出发,为了达到一个善良的目标,中间可以不择手段,什么恶事都可以做。事实上,恶事一旦做了,做多了,就偏离了目标,再也回不到善良那里去了。然后就用一个恶事去掩盖另一个恶事,做出更多的恶事,走上了一个不归路。看来,恶事莫为!
我想说的是一个现实和一个积极因素。一个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了,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是现实。腐败、经济秩序混乱、贫富悬殊。我们的领导想到了一系列办法,看来都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怎么走都不行了,可以这么讲,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一个积极因素呢?现任领导人都没有放弃民主这个提法。他们多次说过,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积极因素。
我在接受《大国崛起》编导的采访时,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引领全世界走向现代化?”因为,更早一点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后来都衰落了,他们占领的殖民地到现在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是英国不一样,我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幸好往南偏了一点,所以把南美搞成这个样子,把北美留给了英国——就是现在的美国嘛。实际上美国很多治理国家的基本文化都起源于英国,英国十七世纪是民主,十八世纪是市场,有了这两个东西才有后来的繁荣,所以进入现代化的大门是民主。
我现在正在研究的题目叫“精神家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要不然精神没有寄托,无家可归。精神家园有两种,一种是封闭式的,一种是开放式的。我们这些学者研究学术,如果你是开放式的,每一次纠正了自己的错误看法,自己就感到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获得,是给自己的一种希望。但是有的呢,他已经把它当成一个封闭式的精神家园,你只要动他一根汗毛,他就会跟你拼命,没有命跟你拼,他就自杀。爱因斯坦相对论出来的时候,坚持经典力学的那批科学家甚至宁愿自杀也不愿意接受。一九九二年中央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北大一位经济学教授就跳楼自杀了。他说我坚持了一辈子的计划经济,连共产党中央都要搞市场经济,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还有些“左派”,不管自己原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不对,他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如果你要把他这个家园里的篱笆、柱子稍微倾斜一点的话他会跟你拼命。对这些人怎么办?无所谓,因为实际上已经无法跟这些人讨论问题。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普朗克说,新的理论,新的真理,与其说服老人改变自己的态度,不如等他们都统统死去了,年轻人一开始就接受这些真理。萨缪尔森也说过一句话:“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葬礼。”
对有些老人,不要去撞破他的精神家园,让他高高兴兴的去见上帝也罢,去见马克思也罢,不要打破他们。我跟某老有两次讨论。一次就谈到产权问题,我问他,您是鞍钢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请问现在鞍钢能执行这个宪法吗?不行。中国有哪个企业体现了鞍钢宪法?没有。我说据说人家日本有的企业还体现了鞍钢宪法的精神。他说,是啊!我问,这是管理问题还是产权问题?他说:“从来没有人问倒过我,今天你算是把我给问倒了”。他当天晚上还给我打电话专门谈科斯定律(科斯是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创始人,提出私有产权是经济制度的基本粒子,被认为是他的“科斯定律”的基本精神),我想他已经有所转变,但是两三天以后他又回到他的轨道上去了。还有第二次,在电子部,一次座谈会上,我又遇到他。在会上,我说二十世纪是信息社会。他马上说:“小袁,你怎么这样说呢?那我们的共产主义到哪儿去了呢?”哎哟,他着急了。那天还好,我安慰了他一下,当时我比较机灵一点,我说某老,信息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他高兴了,说:“那还差不多。”所以我接触这些老人啊,怎么说呢,他已经形成自己的精神家园了。所以,不要去想法说服他,让他保持他的精神家园,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
对谢老的文章,我主张讨论,不争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身就要具有民主素质,民主就是要有多种声音,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坚持他的信念我坚持我的信念,不争论。我的意见就是讨论不争论,心平气和地去讨论。我们是民主的主张者,但并没有经历过民主制度的洗礼,所以我们写文章特别要注意持真正民主的心态,就是平和的心态,和谐的心态。只要有些真相能揭示,就对人有很大的启发。因为那些人他所有的观念,他的看法是建立在一个假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只要事实一崩溃,那么他的观念就会全崩溃。我觉得谢老的文章写得如此好,但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其中包括最激烈的抨击,谢老听了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心平气和。
至于中国将来要走什么路,不要去争论,争论是徒劳的。因为当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时候,必然会有一条路出来。就像水在山间流,遇到阻力,绕个弯,它也要往前流。中国这么大个民族,总是要有前途的。
我现在正在写“五论走向民主”。共5000字,每论1000。其实民主的前提是人权,而不是政权。所以我写的这个五论第一论,就是论人权,论人权是民主的基石。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比如约翰·洛克,他先建立了人权观念,所以才有英国文化影响下的华盛顿这种人,打了八年的战争,并没说打江山坐江山。美国独立了,但并没有联邦政府,因为最重要的是人权,而不是政权。所以他回家种花生。这样一个民主素质那才是最根本的,就是人权高于一切。他做了两届总统以后,人家说:“你是不可取代的,你还要继续做总统,没有人超过你。”后来他就给身边的人说:“如果谁再说我不可取代,我就跟他绝交。”所以后来有一句话:“他以实际行动说明自己可以取代,从而证明了他在历史上是不可取代的。” 再看邱吉尔,邱吉尔在二战以后成为英雄,一九四五年的选举败给工党,当然他很不高兴,但是他却说:“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要选一个重建家园的人而不是选一个英雄。”这就是他把人权看得高于一切。后来斯大林看到邱吉尔说:“你打了胜仗,结果你被罢免了,你看谁敢罢免我?”邱吉尔回答了一句话非常的精彩:“我打仗的目的就是要保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力。”那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个思想,而列宁选举到了关键时刻,他只占24%,马上变了,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好的思想?所以,我的五篇文章第一个就是:人权是民主的基石,要把人权看得高于一切。我们中国为什么在民主的道路上如此之困难?我研究了五四,引进科学,引进民主,就是没引进民主的基石——人权。至少强调得很不够,更没有形成文化。
第二个我要写的就是,为什么成立政府?为了保护我们生而具有的权利,才在我们中间建立政府。就是政府是干什么的?政权和人权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个,制约权力的必要性。人人都有善性和恶性两面,而权力是最可能使人恶性的一面恶性发展。我研究人类善和恶的两面性,因为人都有个人利益,就有善和恶的两面性。在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尊重他人的个人利益时就是善;当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损害别人的个人利益时就是恶。在善、恶之间,权力是最可能使人性向恶性发展。约翰·洛克就提出,只有对权力进行制约,政府才能廉洁。如果不制约权力,权力就意味着腐败,绝对权力就意味着绝对腐败。第四论是怎么样才能制约政府?人类实际上已经找到了办法,四大制度:第一条是选举制度;第二条是分权制衡制度,第三条是轮换制度,第四条是新闻自由制度。我把这四条看成是必要条件,缺一项你都不算真正的民主。有些国家它有选举制但没有分权制,像希特勒,所以走向邪恶。第五论,民主就是法制,而最高的法律就是宪法,谈法制,谈宪政。民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体现在观念层面,更体现在制度层面。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法制。十七世纪只有一个宪政国家——英国,十八世纪冒出两个,一个美国,一个法国。他们的冒出来,都是建立在人权文化基础上的。我们国家,晚清七十年,民国三十八年,我们现在又五十八年了,都没有走出来,就是人权的文化基础没有打好。因为我们往往把政权看成高于一切。
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的素质很难进行民主选举,我说,也对。但这种素质又恰恰是这种制度造成的。那么,如果你认为这样的素质不适合民主选举,如果就维持目前的制度,那就会造成更差的国民素质,那就更不能实行民主选举,成为一种恶性循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制度的变革,目前中国已经到了非解决制度不可的时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决定论,不解决制度问题,国民素质将无法提高。目前我的感觉就是不改变制度中国没有救了,而改变的方向就是民主。在改变之前必须要有一定的启蒙或者舆论准备,所以我觉得《炎黄春秋》能发这篇文章非常了不起。

靳树鹏写给“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郑仲兵先生主持的“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已看到第一次会议的发言纪要,感到这是很严肃的学术讨论。前辈和资深学者的发言给了我许多启发,他们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就其中三个问题说点看法。
一、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制度设计还是非民主的制度设计?
我同意高放先生的意见,民主制就是民主制,不是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创权属于列宁,他在1904年写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系统地提出这个主张。卢森堡很快就写出一篇著名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进行反驳,她认为列宁主张的是“无情的集中主义”、“极端的集中主义”,是打着党的中央委员会旗号的皇帝陛下。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他更不能容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推行民主集中制,为此他写了多篇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我们也不能鄙薄中国人,后来者顾准对民主集中制的分析和批判比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更理智更深刻。民主制是多数决定,并没有一个能够集中的主体。民主集中制却设定了一个能够集中的主体,就是党魁。顾准在三十年前说:“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那么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永远是正确呢?因为他采取了‘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又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顾准有一句话堪称名言,他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真主意,假商量”。千万不能小瞧这个民主集中制,它能够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只有陈少敏一个人没有举手同意。这位女将军也不敢鲜明提出反对意见,是假装睡觉才表达了她的抗议。
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十月起义成功,民主集中制在俄国大行其道。相继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以及后来由这些党执政的类似苏联的国家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凡是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无一例外,都走向专制和独裁,都走向民主的反面——极权。以中国说,反右派、三面红旗、反右倾、文革等等,哪一个没有红头文件为根据,哪一个红头文件的出台没有经过民主集中制?高放先生说:“现在世界上已有不少共产党不再提民主集中制了,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相当难。”这是实话实说。已经习惯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人物是很难跳出这个籓篱的。斯大林最想整肃的就是托洛茨基,他已经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还不放心,最终还是派克格勃把托氏谋杀了。托洛茨基至死也没有觉悟到民主集中制有什么不对,还认为是斯大林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整过多少人?被整过的人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也是说毛泽东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他们都是在个人修养和品德上做文章,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不行。我们可以举出一串类似的党的领导人的名字,怎么个个都不行呢?这是因为民主集中制的本性是不民主,它是权威主义的温床,它只能培养出两种东西:个人专权和臣妾人格。民主集中制在理念上不恰,又被罄竹难书的罪恶证明不可取,为什么还要坚持错误呢?我欣赏恩格斯的一种表述:要么说明继续存在的理由,要么退出历史舞台。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支撑,可究竟对不对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们的思想理论领域早已成了金科玉律。又是中国人顾准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上层建筑决定论。这是他在一篇文章的自注中说的,出版《顾准文集》时这个自注被删掉,原话是这样:“对不起,我在这里又在吹嘘我的上层建筑决定论了。”这是与传统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不同的思想观点,与通常说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完全不同。这太离经叛道,他才没有在正文中这样表述。顾准是在对世界史和中国史的研究中形成这个看法的。他说:“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又说:“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自古以来不过是世界上几个大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其他文明,例如中国文明,有过十分灿烂的成就,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的特殊的优越性。后代的我们,可以指出它的法权体系、思想体系是其后强大物质力量由以长成的基础……”对于中国历史他写道:“总之,西周奠基的礼,经过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汉以后僵硬化了,于是从上面对中国经济强加了一个桎梏,使中国二千年陷入循环停滞的地步。”
我在2002年出版的《顾准文存》中第一次看到顾准这条自注时很惊讶,又思考了一段时间就认同了他的看法。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的经济基础除了有战争严重创伤外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很快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因为我们有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和改造经济的计划及其意识形态,这套新的上层建筑是主动的强有力的。二百多年前,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和制定宪法时,北美还是存在着奴隶制的农业社会,后来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固然有多种因素,但是他们的人权思想,他们设计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和法律机制,更是它成为强大帝国的重要原因。德国分为东西时,朝鲜半岛分为南北时,两边的经济基础是差不多的,后来一边富强一边贫穷,也是因为各自的上层建筑不同。打一个比喻:经济基础是人的躯壳,上层建筑是头脑。头脑里可能蹲着天使,也可能蹲着魔鬼,或指引你上天堂,或指引你下地狱。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大史学,照我看支撑这个史学的就是经济基础决定论。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生产力决定论,还有人认为是技术决定论。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实际是经济史观,波普尔认为是经济主义。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规定着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规律性和必然性,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恩的一些学生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都不大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这种历史观。后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波普尔写了一本《历史主义贫困论》就是批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
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或者说伯恩施坦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谢韬老这篇文章是他的友人南通的丁弘先生去年寄给我的,我很欣赏,不仅老成谋国而且提出了重大问题。我认为有些问题还值得再斟酌,这就是辛子陵先生和谢韬老的这样一些见解:《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结论;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已经对马恩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我是希望他们能把书稿和文章推敲得更严谨,就把这些想法写信告诉了丁弘先生。
马克思主义以它的开创性和尖锐性,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是伟大的历史功勋,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没有国际工人运动资本主义不可能从野蛮走向文明。马克思主义以它的挑战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二十世纪成为思想理论的活跃时期,这同样是伟大的历史功勋。十九世纪末的那场争论,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国际内部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这就是被认为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唯物史观、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提出了全面的修正,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第二国际的领袖人物也随即展开了对伯恩施坦的批判,甚至要把他开除。考茨基说:“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去辩证法,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批判得最严厉的是普列汉诺夫,他说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普列汉诺夫后来改变了看法,除辩证法这一条外,他几乎全部接受了伯恩施坦的主张,并在政治遗嘱中说伯恩施坦的“核”是对的。考茨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专文中则把伯恩施坦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卢森堡也是著名的伯恩施坦的批判者。他们批判伯恩施坦是因为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同时也有维护马恩的崇高威信和国际团结的义愤情绪。
恩格斯的那篇导言是非常重要的,伯恩施坦认为可以把它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但也如顾准指出的,马恩有所反思,但他们已到暮年,无力推翻他们创造的体系了。伯恩施坦当年也说马恩把“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统一性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伯恩施坦自承是马恩的后继者,他也确实是按照恩格斯晚年的思考“接着说”,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批判性清算”(他自己的话),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主义,形成自己的体系,这就是伯恩施坦主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思想资源。就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规定性而言,不宜称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事实上,恩格斯只对个别的观点有所修正,主要在斗争的策略方面,主要的观点并没有修正。恩格斯晚年为《共产党宣言》几个版本所写的序言,也都是坚持《宣言》中的基本原理,还是希望工人阶级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出现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纪元。他在这篇导言中也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还是坚持要同资产阶级决战的。与此相关,也不能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完全分开。我同意何方老先生的意见: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
我一向不大欣赏正统不正统这种区分。当年托洛茨基说自己是列宁的正统,斯大林也说自己是列宁的正统。中苏论战,苏共说他们是真马列,中共说我们是真马列。现在的问题不是正统不正统,也不是这主义那主义,而是如何使中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谢韬老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高放先生说,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我则说,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高建彪:我所知道的瑞典 (书面发言)     
从国际歌谈起
91年秋天我到瑞典之前,以为瑞典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刚刚到那里的时候,在回答朋友问询时,我开玩笑说,这里是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社会。(暗无天日是指,瑞典冬季天短夜长, 见不到太阳。)但后来一件事情让我大吃一惊: 一次聚会,喝了点酒的瑞典朋友们,一起唱起了国际歌。瑞典语的国际歌和我的中文的国际歌和在一起,真是有点滑稽和诡异。
他们告诉我,瑞典有三个政党是以国际歌为党歌的: 瑞典共产党,左翼党,社会民主党。其中社会民主党是瑞典最大的政党,执政几十年了。他们说,社民党执政几十年来,一,经济上实行混合市场经济,就是国营经济与自由竞争的私营经济共存。GDP中,私营经济的比例,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没有限制。二,政治上实现民主,任何人的意见都可以发表,可以组织政治团体,并得到政治团体补助。第三:法治,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一丝不苟的。
这是怎么个制度呢?我很好奇。于是看了看一些材料,发现:
现实都是有历史的原因的
民主的传统:瑞典实际上有个民主的传统。早在海盗时期,大事也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封建时期国王的权力是受议会的限制,选举国王的事情,也时有出现。现在的国王家族,就是当年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从法国引进的,与以前的国王没有血缘的关系。
平等的传统:男女平等的概念大概最早也是瑞典人开始的。贵族很早也就失去了特权,与平民在政治上的权利一样了。这也造成了现在议员和官员们没有特权的情况。 瑞典有两次高官被杀: 86年总理帕尔梅,03年外交部长安娜 林德,都是在没有任何保镖的情况下,去电影院和商场造成的刑事案件。
妥协的传统:这是瑞典最优秀的传统之一。 政治斗争往往都是以妥协结局。比如劳资双方,最多闹到罢工的地步,除了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 没有流血冲突。这一点和我们斗争到底两败俱伤的民族性大不一样。
公平,公开竞争的传统:瑞典人崇尚公平竞争,反感肮脏政治。瑞典法律规定,除国家机密外,其余的政治经济信息都必须公开。政治会议,议案, 包括公司的经营情况, 都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查询。
社会民主党,工会的政党: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简称社民党。1889年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瑞典工人运动不断壮大。1889年以工人为主体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宣告成立成立。该党与瑞典全国总工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选民团体就是工会的成员。可以说是工会的政党。
1917年首次入阁。1920年首次组成一党政府。1932年执政后,提出把瑞典建成“人民之家”的思想,并开始进行全面的福利建设。1976年在连续执政44年后下台,之后又几度执政。累计执政70多年,是瑞典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2006年大选得票34.9%,获130个议席,竞选失败,现在野,但仍为议会第一大党。对内主张实现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人人富裕,人人价值平等,塑造建立在民主理念和所有人同等价值基础之上的社会。对外主张缓和与裁军,和平与进步,加强国际合作与国际法秩序,实现可持续发展。现有党员12.4万人,工人和职员为党的基本力量,但也有不少小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党员。党主席梦娜·萨林。
梦娜·萨林这个人和我谈过,她是幼儿园老师出身,没有很深的教育,可是人很敏锐,对于她自己的政党,政治信念很信仰。95年因为在国外用公款信用卡给女儿买了几块巧克力,尽管她回来之后马上用自己的钱补上了,还是备受批评,丢掉了副总理的位子。之后兢兢业业干了多年各部部长,最近被选为党主席。
瑞典政党政治属传统温和的多党制。20世纪初,代表大企业主利益的保守党和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中间党相继成立。1934年,由人民党和各自由主义派别和组织联合而成的人民党成立。上述四党加上1917年从社民党分裂出来的共产党(左翼党),基督教民主党和80年代初成立的环境党构成瑞典政党的基本格局。
瑞典选举制度为比例代表制。1865年,瑞典实行议会改革,以上、下两院取代了原有的四级议会,但对选举权有财产限制。1919年,瑞典议会决定取消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1921年,瑞典男女公民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70年,瑞典议会改为一院制。
瑞典的福利政策
教育:瑞典学校实行9年义务教育制度,但是实际上90%以上的学生都能完成12年的学校教育。瑞典教育制度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学前教育阶段(6岁以下)、义务教育阶段(7-16岁,包括6-7岁的学前班,也可以提前一年上学),高中阶段(16-19岁)、大学(19-24岁)。教育是免费的。中小学和高中学校还要提供午餐,教科书,一定的交通费。同时每个孩子从出生到16岁有一定的儿童资助 (现在是每个月105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1元人民币)高中和大学期间可是申请助学金,每月7000多克朗,其中2500左右是资助,其余是低息助学贷款。
医疗:100瑞典克朗左右的挂号费。瑞典政府规定,门诊挂号费标准由各省、市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行确定,但患者累计支付的门诊挂号费最高限额为900瑞典克朗,超出部分从第一次门诊算起的一年时间内,予以免收。另外,所有的医疗单位对20岁以下就诊者一律免费。实行医药分开,患者要到专门的国营药房买药,在全国共有900多家。这些药房都参加了保险,对由于使用药房出售的药品导致的身体伤害予以赔偿。同时,患者支付处方药的费用不高于900瑞典克朗,超过部分可以享受药品补贴,这就意味着患者在一个年度内的就医总支出不会超过1800瑞典克朗,而瑞典劳动者平均月收入在18000克朗左右。
养老:由于瑞典人的平均寿命比较长,瑞典人的退休年龄是65岁。退休后有社会,全民,和私人退休基金等等很多方面的退休金。医疗基本免费,公共交通半价,如果退休金不足,会有住房补贴和生活补贴。
生活不能自理者,经区健康委员会核定,可以享受区政府提供的家庭服务。从派家庭服务员, 搬进养老院里的自己的住房,到24小时监护, 根据情况而定。
住房:瑞典政府通过给予非营利公司、住房合作社等种种财政优惠,建造了国内总建房量2/3的住宅,这些非营利企业至今仍是瑞典住房市场上的主要力量并使瑞典成为世界上解决住房问题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住房政策的社会目标之一是为全国人民提供价格合理的好住房,不至于因为收人的高低在住房上出现明显的差别。而体现这一指导思想的是国家的住房投资和补贴体系。补贴基本上是两大种:一种是面向社会的,不管建房、买房、更新改造旧房都可享受政府的贴息贷款。贴息贷款一般占房屋造价部分的22—30%,贴息率从开始的8.4%按0.25%逐年递减,私人建房为6%,每年递减0.5%。此外,房屋造价的70%可申请抵押贷款,归还这部分贷款不计个人所得税。这些方面需要的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提供。另外一种住房补贴是针对低收入家庭以及多子女家庭、残疾人和退休老人的。经申请人申请,根据收入,住房面积, 租金,人口等等, 每月发放。
交通:公路由国家和地区政府共同兴建,为公共设施,除了瑞典和丹麦之间的的大桥外,不收费。 公共汽车和交通船由区政府负责,各个区对其补贴的比例有所不同,但都是很准时,很舒适的。学校有需要,可以预定车辆。个人的汽车税并不高,但是汽油很贵,因为里面已经含有很高的环境税和道路税商业增值税等等。
就业失业与再就业:就业是人的基本权利。社会有义务帮助每个人工作。如果一个人是残疾,那怕让他工作意味着必须要雇佣几个人来照顾他,地方政府也必须让他工作。失业者第一年里拿工资的80%,以后逐月降低。失业者有义务服从工作介绍所的安排,学习或者干临时工作。为再就业而参加的学习,原则上免费。学习期间发放失业金。
福利政策的另一面
高税收:假如一个工人挣了一百元,那么他的老板就已经为他交纳了将近80的老板税。他还要自己交上所得税, 大概在32%左右。之后去买东西,又要交25%的商品增值税,而买来的商品里面,由于运输保管等等而造成的增值里面,还有许多比如汽油税,环境税等等。有人计算过,挣一百块钱,真正买到的商品,只值20多一点, 将近80%是税收,回去了。
养懒人的政策:有些政策,本意是好的,实际执行起来,往往不是那么回事情,人们可以长期的寄生于福利政策之上,这极易为一些不愿意工作的人所利用,影响了生产力。比如后进先出的解雇原则,本意是让在公司工作的人有保障,不会轻易丧失工作。但是实际呢?我的老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明瑞典的解雇原则。一个公司,只有几个雇员。一个是老雇员,年纪已经是60多了, 干不了什么活了。一个是酒鬼, 常常是醉醺醺的,听说还偷偷地吸毒。一个怀孕的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由于干活的只有一个人,公司不得不裁员以渡过危机。那么哪个人会被裁掉呢?不是老头,他已经为公司工作多年,不可轻易解雇。不是酒鬼,因为酗酒被看作是患病,不能裁掉患病的雇员。更不会是孕妇,她受到保护。那么只能裁那个会干活的小伙子。结果,公司倒闭了,大家都没有了工作。又比如瑞典的难民和移民政策的核心是人道主义,而不是是不是对国家经济有利,在发生战争和动乱时,会大量接受难民。两伊战争,非洲各部族之间的战争,前南斯拉夫的战争, 都给瑞典带来大量的难民。难民们大多没有教育没有技能更没有财产,同时,他们从战争中来, 没有法制观念。这给瑞典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造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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