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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践行四六宪法 中国才能宪政

已有 2733 次阅读6/30/2016 18:09 |系统分类:历史


——纪念民国宪法诞生70周年


1840年以来,多少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积极探索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
清末发布了两部保障皇权中华民国颁布了6部宪法,总体上呈进步态势,因战乱等原因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中共上台后炮制了5部宪法,都是利用执政的优势牟取党派的领导地位,是专制的伪宪法,其首要目的都是保护共党的特权私利,驯化和奴役人民。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以下简称四六宪法)在台湾实施,让台湾稳步走上了民主之路,成中国大陆的学习榜样。

 

一,四六宪法的制定程序正义合法有效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签立“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国民党8人、共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数项协议,决定政府改组结束一党专政,成立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并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经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王世杰的推荐,民社党的张君劢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宪草期间中共代表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等与张君劢多次私下协商宪草问题,并在达成一致后再提交审议会审议。中共代表吴玉章在政协会上慷慨陈辞:“我们主张省为自治单位,自下而上的普选。依据中山先生遗教,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中共提出的多项意见大部分都在最终宪法中得到采纳。国共两党对宪草条文的11处争执中,最终四六宪法采纳了共党意见的有7条,采纳国民党意见的只有3条,另有一条(关于“国大职权”)是国共双方意见的折中。当时的自由的民间舆论即私人报纸杂志进行广泛报道和争论。


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于南京召开,要对政协宪草做最后的修正,国民大会代表席次分配如下:区域代表770人,最后报到735人,全部由地方民众一人一票选出。其中包括了台湾12人、新疆13人、西康14人、青海9人、兴安2人、热河8人、察哈尔7人、绥远10人、宁夏9人。特种选举,包含西藏24人(达赖和班禅各推举12人)、外蒙古25人、妇女保障名额20人、华侨43人、军队40人。职业代表437名,由工会内部推选。党派代表670人,包括国民党220人、共产党190人、民主同盟80人、民主社会党40人、青年党100人、无党籍40人,全部由各党推荐。除了少数代表不克参加,中共和民盟故意拒绝参加外,人数依然超过法定人数的3/4所以大会顺利召开,最后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争执后,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三读通过了。从代表名单来看:制宪国民大会集合了各党派的代表、各职业的代表、各行政区的代表(而且包括台湾、大藏区、内外蒙古和新疆)、华侨代表 军队代表、还有妇女团体的代表,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具有全中国民意的合法性;远远胜中共一党包办的人民大会和政协会议。


二,四六宪法的内容合乎普世价值

 

从宪法内容看,中华民国宪法98%来自张君劢起草的政协宪草。是国共两党及其它民主党派的共同成果,既有国民党的五权理论,又有民盟的内阁制思想,也有中共的立法委员全国直选的建议。四六宪法的进步性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四六宪法把保障人权放在重要位置

 

保障人权作为政治的目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人身、居住、迁徙、言论、结社、出版、通讯、信仰等自由,有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受教育权、请愿权、诉愿权、诉讼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等。在第22条又补充规定,对于人民的自由权“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这是对公民权的一种积极的保护主义。这种基于人权保障所设立的条文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宪法手段。虽然不像当今德国宪法,第1条开宗明义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但在140字的第一章总纲之后,紧接着第二章就是人民之权利与义务,先于“国民大会”和“中央政府”等对国家机构的规定。在形式上昭示了保障人权是宪政目的。

 

1950-80年代,台湾仍然有宪法名义上的多党政治。除了国民党之外,尚有民社党和青年党为合法政党。人民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空间。在这期间,民刊运动在宪政潮流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最早启动“民刊运动”的刊物是1949年11月创办的《自由中国》。其批判政府的言论激烈且广泛,涉及于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反对党化教育,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乃至主张建立反对党。该刊1960年遭禁,主持人雷震送监。之后,又有1960年的《大学杂志》、1975年的《台湾政论》和1979年的《美丽岛》等一些国民党外杂志诞生,以批评时政为主。这些杂志或被查禁,或艰难行进,可谓前赴后继。至1980年代后期,民营的刊物达30多家,汇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民主力量,激烈地冲击着威权体制。当时以至于现今的绝大多数知名的非国民党政治人士,都是起于办民刊或借助于民刊而成长起来的(见曹思源《亚洲宪政启示录》)。

 

台湾公民自由权的扩充还可以从大法官会议的宪法解释中看到。宪法第22条对公民权作出了概括式规范:“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正是以此为依据,大法官会议在对许多具体的宪法事实的解释中,扩展出诸多的“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例如,人格权(释字第399号),隐私权(释字第603号),婚姻自由权(释字第242号),性自由权(释字第554号),契约自由权(释字第576号,第580号),等等。更具意义的是,对“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之言论,《集会游行法》规定,主管机关在许可集会游行之前进行审查。而大法官会议所作的解释则认为,此种审查“与宪法保障表现自由之意旨有违”,而裁定《集会游行法》的有关条文失其效力(释字445号)。在法律的调节下,由于公民自由权的扩充,导致政府权力的缩减。这是地地道道的宪政。

 

2,四六宪法杜绝一党专制和阶级压迫

 

四六宪法第1条虽然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停留在以主义立国的框架内,但并没有确定某个党是领导党,而是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为“主权在民”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第7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就从最高法律上规定,任何阶级和党派的人,不得压迫其它阶级和党派的人。推而论之,四六宪法杜绝了一党专制和阶级专政,禁止党派压迫和阶级压迫,保障社会公正。

 

中共宪法规定中共是领导党、推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实质上就是从宪法上宣扬和确定党派压迫和阶级压迫。中共是老子党,民盟、民革等中共认可的“民主党派”都是儿子党。其他党派都是“反革命组织”,都遭到镇压和取缔。在法律面前,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的人,是不平等的。那么,整个社会就是绝对不公正的。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中共创造性地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几十个等级,又在所有的人群中暗划左中右排队,挑动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压迫,建立党派吃党派、阶级吃阶级、人吃人的社会。

 

四六宪法第138条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第139条规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如今台湾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大陆的军队是党军。中共正是利用私家军来维持中共的专制统治。

 

3,四六宪法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宪政精神

 

四六宪法融合了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在政制设计上兼用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总统虽有提名高级官的权力,但其任命生效须得到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总统虽有“核可权”,但行政院却并不对总统负责而是对立法院负责,防止任何政党利用国民大会垄断政权,也防止总统独裁专制。这种半总统制半内阁制的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充分体现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制宪思想。

 

 

 

    宪法第171、第172条规定了法律的效力层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法律与宪法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命令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无效。”由此,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第78条规定:“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从法理上的推论,就是可以把司法解释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保障司法独立。这一问题在民国政府迁台之后的宪法修正案中得到解决。国民政府迁台后,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共发布了700多号大法官解释文书,其中大部分为宪法解释。宪法条文多为原则性规定,适用时易产生疑义,须由大法官会议解释,可以补充宪法文字之不足。其效力如同国民大会之修改宪法。宪法文本的前言部分为释法的首要依据。这些解释对坚持四六宪法的基本原则,推动自由民主的宪政向上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4、四六宪法保障了地方自治

 

四六宪法在地方制度的条文中宣示:自治法不可与宪法相抵触(第112条),“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第116条),以维持宪法和法律的高层效力。同时宪法赋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省成为地方一级自治单位,得制定省自治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监察院拥有类似联邦国家参议院的职权。宪法第十一章中规定,省、县实行自治,省议员由省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议员和县长由县民选举产生;属于县的立法权由县议会行使。县民对县长及其它自治人员,依法行使选举罢免之权。宪法所确立的选举制度中,有两项特别重要。一是:“本宪法所规定之各种选举,除本宪法别有规定外,以普遍、平等、直接及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第129条);“本宪法所规定各种选举之候选人,一律公开竞选”(第131条)。仅就直选与竞选而言,四六年宪法优于中共宪法。

 

1950年开始,台湾实现乡镇,县市两级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的公民直选;1954年又实现了省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1969年实现了中央的民意代表的直选;1994年的宪法修正案实现了“公投入宪”;最后,1996年实现了总统的直选。

 

竞选制度在台湾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造就了一个反对党。虽然国民党在民国建立后的很长时期是一党独大,但是民国宪法的文本中并不存在“一党专政”的法理基础。相反,四六年宪法明确规定,各党派一律平等(第7条),军队国家化(第138条、第139条),以及法官和考试委员超出党派之外(第80条、88条)等。这一在党派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为台湾宪政发展从最初阶段就提供了一个可以预测的方向,即多党民主制。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从事台湾政治反对的人物,正是经过了多次竞选的考验,才开始聚集成为一股对抗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党外群体。这一群体继而发展组建反对党,最终形成了今日两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格局。上下起落,和平有序,一切由选票决定。

 

虽然,台湾的宪政发展也得益于蒋经国的政治革新。但其基本形态已在民国四六年宪法中形成。宪政之于大陆,尚无任何机会,大陆人民只能中共的操控下直选村长,而且村长只是村里的二把手,必须听党书记的话。

 

5,四六宪法章节安排合理,文字精炼通俗

 

四六宪法的写作技巧很高。章节层次很有逻辑性,重点突出,文字精炼,通俗易懂。主导起草四六宪法的张君劢先生不愧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哲学家、宪法学家。四六宪法总纲仅140字,全文不到9200字。中共1982宪法总纲近3400字,另外还有1700字的教条序言,全文长达16000字,屁话连篇,又臭又长,不伦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句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这是谎言。伊拉克埃及印度希腊都比中国历史更古老,连英国的巨石阵就比黄帝传说古老。

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意淫。所谓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就是“人吃人”的传统。那一次改朝换代不大规模吃人?林彪围困长春城,导致人吃人,30多万人被吃或被饿死。黄帝命令华人吃蚩尤的肉酱,从此吃人就成了传统。刘邦命令下属吃彭越的肉酱。王莽的肉被汉人吃了。董卓在朝堂上命令众人吃人肉,他的肉也被汉人吃了。明朝晚期上万的汉人们吃过袁崇焕的肉。清朝年间,成千上万的汉人们饮过革命党的血在菜市口,他们用鸡蛋谭嗣同的头,骂洋奴”,秋瑾遇难时,麻木的汉人看客把她的血做成人血馒头吃掉……土改,他们杀过乡村精英。反右期间,他们杀害文化人。文革更是大规模的人吃人。难怪中国的国歌高唱“用血和肉”筑起长城,原来有吃人瘾。21世纪,一些吃人的狗们不直接吃人肉,改吃人的器官了,以他人的器官替换自己的器官一个吃人民族,只有黑暗野蛮的丛林文化。“革命”不过是“吃人”的文雅的说词。为这样的文化而自豪骄傲,说明中国人还处在动物阶段。


中华民国宪法1946)首句是:“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没有共党宪法的那些谎言。

民国宪法第十三章第五节提到“文化”,强调“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保护古迹古物,没有光辉灿烂的”意淫。


可见,民国宪法是一部实事求是的宪法。


三,中共极权专制抛弃宪政导致特大人祸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普选是在1946年10~11月进行的,共选出“国大代表”2050人。但共党拒绝参加全国选举,它坚持政治协商、不经竞选而瓜分政府职位(所谓联合政府),又一次使中国失去了民主的机会。民选开始之后,如果国民党不得人心,人民完全可以把它用合法的方式选下来,就跟今天的台湾人民一样,用选票让国民党下来。有了普选,任何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人民可以合法地变更政权,共产党有什么理由革命?马粪可能说,国民党在操纵选举。问题在于,不管当时的选举是否公正,至少直接选举的框架有了,公开竞选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当时的《选举法》要求保障公开竞选,今天中共镇压竞选),任何不公正的现象都有了纠正的机会。更何况,当时的候选人,可以500选民联署推荐产生,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联署候选人;而且整个投票唱票都是公开的,哪怕存在舞弊,当时大量的独立媒体如《大公报》、《申报》都在独立报导揭发,选举的公正一定能够逐步得到保证,最终达到完美。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颠覆这个民主制度呢?

 

四六宪法未能在中国大陆实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内容上的缺陷,而在于共产党不愿意为民族利益妥协。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刚脱离帝制不久,难免受权大于法的传统的影响,法律降格为训政的工具。当时很多人士受到共产主义蛊惑,反对国民党。共产党利用当时的自由空间,大肆攻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宣扬共党要搞民主,骗取民心。孙中山虽然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国民党没及时推行土地改革,错失良机。国民党大员在接受日本投降时贪污受贿,激起民愤。毛泽东野心勃勃,一心要当皇帝,总是寻机闹事。在苏俄支持下,共产党发动内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一再宣扬,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事实是:德国人民选择过希特勒和纳粹党,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选择过毛泽东和共产党。共产党无非打败了国民党,迫使人民接受共党的专制统治。蒙古人消灭了宋朝,我们能说汉人选择了蒙古人吗?一个妇人被强盗抢去作了“压寨夫人”,我们能说这个妇人选择了强盗吗?

 

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有迁徙自由、出国自由、买卖自由、学习自由,择业自由、私人可以办报刊,办学校,可以公开批评国民党,可以公开骂蒋介石,被查封的报刊很少,遭受整肃的人很少。被中共打成大右派并残酷迫害致死的储安平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一个左倾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极为激烈尖锐。即便如此,他早就看透了共党的本质。他在《中国政局》中指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还说:“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他还提醒世人:“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共产党整天喊着“让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执政之后却建立了一个更加独裁的制度,比满清还黑暗。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就是让人民噤若寒蝉,忍气吞声地接受它的万年独裁统治!中共一上台,就查封报刊和电影吗,整肃知识分子,并组织一大批御用文人诋毁四六宪法。共产党虽然颁布了宪法,宪法上也载明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中共从来没有让公民的权利兑现过。中共专制头目从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迄今为止,中国大陆13亿人,没有一份私人报刊。人民丧失了土地,丧失了住房,丧失了企业,丧失了言论自由,丧失了出版自由……甚至逃荒要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毛泽东制造阶级斗争,随意指定、批斗和杀害所谓阶级敌人。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极端野蛮血腥的反动统治下,上亿中国人被害死,以至于人吃人泛滥成灾。

 

四,恢复四六宪法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捷径之一

 

综合比较,四六宪法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宪法。当然,它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所以,台湾进行了7次修宪,宪法包含了增修条文(和近700条释宪条款),但在增修条文的前面有说明“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垮台了,中国重新统一在中华民国之下,所有的增修条文作废,回归到原先全国人民所共同订定的宪法。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不只拥有一个主权在民的宪法,在宪法底下更有着完善的民法、刑法、诉讼法和行政法规,而这些法规,都是在中国大陆内乱外患的38年中经过多位学者研商草拟、国民政府颁布,而在迁台相对和平的60多年里,经过无数民意代表的讨论修定而成的

 

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制度灾难,中共的专制腐败远远超过清朝末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当今中国社会是古今中外最不公正的社会。要让中国持续发展,实现自由民主均富,必须废除一党专制,丢掉为文明人类所不齿的共产意识形态包袱。实现宪政民主的捷径之一就是恢复四六宪法。四六宪法曾经是许多中国人的共识,台湾一直在贯彻执行,也很容易重新在大陆形成共识。重新组织的政府只要依照中华民国的法统行事,就可以帮助全中国快速走上法治的道路,大大降低大陆中国制度转型的学习成本。

 

此外,台湾已发展出一套完善且公正的选举程序和地方自治制度,只要中国大陆行政区划处理好,人口统计完毕,即可由基层开始举行各种政府首长和民意代表的选举,由下而上建构起来,最后到中央的总统和国会,完成主权在民的体制,民主就能在中国彻底的实现了!这将是全体华人之福啊!所以说,废除中共的伪宪法,回归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最好最快道路。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7/10/2016 08:46
民国四七版宪法即中华民国现行宪法,民国四七版宪法唯一出现“三民主义”的
地方是宪法第一条,第一条全文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
民主共和国”,第一条全文告诉:民国四七版宪法的三民主义不是孙中山提出的
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三民主义,而是由“民有民治民享”中
的三“民”构成的三民主义。

民国四七版宪法起草人张君劢对周恩来解释“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
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的三民主义含义也告诉,“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
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的三民主义也是指“民有民治民享”中的三“民
”构成的三民主义。证据是:《陈奎德:失踪的“宪法之父”——张君劢》告诉
:“某日,共产党的周恩来跑到张君劢住处哭诉:你怎么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列
入宪法第一条了呢?这样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张君劢不急不缓地回答:你有
没有看清楚?第一条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
和国’,所谓‘三民主义’,这里其实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啊!
这三民不就是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吗?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呢?于是周恩来说了声
:“我懂了’,就走了。有鉴于此,中共的周恩来后来对张君劢方案一直表示‘
佩服’”。《陈奎德:失踪的“宪法之父”——张君劢》的注释告诉,张君劢对
周恩来解释“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的三民
主义含义故事在《中华民国张君劢学会网站》之《张君劢是谁?——现行〈中华
民国宪法〉的起草人》,但《中华民国张君劢学会网站》已经找不到《张君劢是
谁?——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

其实,凡是知道“民有民治民享”出自美国林肯总统的读者,根本不用张君劢的
解释就能清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的三
民主义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主义,因张君劢起草的
四七版宪稿审读者都知道“民有民治民享”出自美国林肯总统,故张君劢起草的
四七版宪稿的最初审读者和审议通过张君劢起草的四七版宪稿的国民大会立宪代
表中,除了周恩来,都没有不清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
民主共和国”中的三民主义是指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
。然而,周恩来是曾经留日、留法、留德、留英的留学生,是中共革命家、政治
家、军事家、外交家(见《维基百科·周恩来》),根本没理由不知“中华民国
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的三民主义是指美国林肯总统
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因而没理由读不懂“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
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周恩来没理由读不懂又确实读不懂“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
民主共和国”的三民主义是指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主义的情况说明什么?只能说
明周恩来没有思想之心,是“得一以生”(《道德经》)并“恃一以生而不辞”
的一生物,是“目惟内视而不外视”(《金华宗旨》)的瞎子、“耳惟内听而不
外听”(《金华宗旨》)的聋子、“惟道是从”(《道德经》)的人形行尸走肉
、“无知无欲”(《道德经》)的人形收音机、对一形道道声“应之速而无疑”
的人形传声筒。

只因民国四七版宪法中的三民主义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民有民治民享
”中的三“民”构成的三民主义,只因“民有民治民享”贯穿于各宪条、落实于
各宪条而成可操作可践行的规定,故民国四七版宪法中的三民主义不是意识形态
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民有民治民享”权力。

既然民国四七版宪法中的三民主义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民有民治民享
”中的三“民”构成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又贯穿于各宪条、落实于各
宪条而成可操作可践行的规定,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全体国民实
实在在的权力,也即成了宪定的民国国家制度,“民有民治民享”中的三“民”
构成的三民主义就不是属于意识形态,就不能把民国四七版宪法中的三民主义视
为意识形态的东西。

以上情况说明,老徐还未读懂民国四七版宪法中的三民主义含义。

周恩来没理由读不懂又确实读不懂“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
民主共和国”的三民主义是指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主义的情况,只说明周恩来没
有思想之心,是“得一以生”并“恃一以生而不辞”的一生物,是“目惟内视而
不外视”的瞎子、“耳惟内听而不外听”的聋子、“惟道是从”的人形行尸走肉
、“无知无欲”的人形收音机、对一形道道声“应之速而无疑”的人形传声筒,
但他毕竟一听张君劢的解释就懂了“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
民主共和国”的三民主义是指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主义,而老徐你是身在美国的
民运人士而不可能不知“民有民治民享”是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在
读了《民国四七版宪法中的三民主义是民国的性质而非国家意识形态》和《中华
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是民有的实权还是国家意识形态?》后仍读不懂“中华
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的三民主义是指美国林肯总
统的三民主义而先后发跟帖《三民主义本身是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来定国家性
质更完全是专制》和《原来你分不清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差别。那是国家制度
》的,请问,你是不是“得一以生”并“恃一以生而不辞”的一生物?是不是你
“得一以生”并“恃一以生而不辞”的一形道传声筒?
回复 樊梨花 7/15/2016 06:36
雅典民主制,连同相随的雅典文化,是人类古代文明中最璀璨的瑰宝,为冲破中世纪思想禁锢的文艺复兴运动点燃希望的火炬。“五四”时期被称为“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的“德、赛两先生”之一的“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注1),就来源于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ια(demokratia),意思是“人民的统治”,即“民主”。关于民主的涵义,被誉为民主传统第一个历史文件的、雅典城邦鼎盛时期的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kles)于公元前431 年在阵亡战士葬礼演说中是这样阐述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的真正才能。”“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公众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注2)
  
   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注3)。约30万人口的雅典城邦,凡20 岁以上的男性自由民,都有权参加每月召开3—4次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全城邦最高权力机关,定期选举行政和军事领导人,评审公职人员的政绩,决定宣战或媾和,缔结或解除同盟,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开支等等。司法方面,以公众法庭为最高审判机关,公众法庭的审判官由全体30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所有公职人员都处于公民的严格监督下,他们的工资低于普通手工业工人的收入。雅典人崇尚法治,坚决反对人治。认为人是“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非常赞赏雅典人的法治传统, 他把人治归于“兽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学著作中,他指出:“谁说应该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上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注4)
  
   雅典民主制使全体雅典自由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由此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不仅使整个城邦社会安定,物质生活富裕,国防力量强大,而且精神生活丰富多采,文化、学术繁荣,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尽管雅典民主制有其无与伦比的优点和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但它只持续了256年。它的被扼杀,固然由于外敌(马其顿)的凶悍, 但与它本身的一个严重缺陷也不无关系。
  
   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多数决定”原则,(注5) 这已为现代民主理论所确认并继承。可是,如果把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很可能产生与民主理想相反的严重后果,而雅典人正是有意无意地犯了这种错误。根据希腊历史记载,在这个问题上,雅典人犯过两方面错误。
  
   首先,由于可能出现多数人并不完全正当的意愿,会造成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恣意侵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曾多次批评了这种现象,这主要是“当代的平民英雄们热衷于取媚平民群众,往往凭借公众法庭没收私产以济公用。”(注6)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极端民主”。 如果认为“多数决定”原则是民主理论的唯一原则,这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可是事实上,民主概念的涵义,特别是现代民主理论,还有另外与之平行的原则,使多数决定原则不能无条件地推广到任何领域。因此,从严格意义说来,所谓“极端民主”,是根本不存在的,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概念。
  
   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中,提出新见解,首先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旧传统束缚的,总是个别人,能够迅速认同新见解的也往往只能是少数人,而多数人往往一时难以接受对他们完全陌生的新思想。如果这个时候也实行多数决定原则,势必扼杀新思想,扼杀真理,阻碍社会进步。这种违反民主政治宗旨的历史悲剧,在雅典竟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通过了一个教士提出的法律:凡是不信雅典人所信奉的宗教和不敬神的人,都应立即治罪。根据这一法律,由小亚细亚爱奥尼亚(Ionia)来雅典讲学达30年之久的雅典第一个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被捕入狱, 后被驱逐出境。他的罪名是宣扬太阳是一块红热的岩石,月亮是土,亵渎了神。他是第一个解释月亮是由于反射而发光,并且正确解释月蚀成因的科学思想家。对阿那克萨哥拉的迫害,是人类历史上因科学思想触犯正统意识形态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第一例,而这恰恰发生在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城邦,不能不令人遗憾。   此后不久,又出现了驱逐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事件。他也是从外邦来雅典讲学的。他的著名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驱逐出雅典的罪名也是宣传无神论,因为他在一部著作开头写道:“关于神,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他这部著作在雅典被公开焚毁。
  
   十多年后,又出现了一件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冤案,那就是处死年已七旬的当时雅典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罪名是: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此来蛊惑青年。审理这一案件的公众法庭出席审判官501人,以281票对220票决定判处他死刑。关于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Plato)和色诺芬(Xenophon) 都有详细记载流传于世。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申辩,侃侃而谈他的人生哲学,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和崇高的理性,是一曲悲壮的千古绝唱。虽然苏格拉底冤死后14年,雅典人就为他平反昭雪,诬告者被判死刑,但这一历史悲剧始终成为雅典文明的一大耻辱;这也导致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等思想家对民主制持否定态度,而倾向于贵族寡头政治。
  
   雅典民主制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是:享有公民权的,仅限于父母双方都是本城邦自由民的男性公民,妇女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更有甚者,占人口近一半的奴隶(大多数是战争俘虏)被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 亚里士多德语),被剥夺了人的任何权利,连人身自由也没有。
  
   雅典人创造了彪炳千古的辉煌的人类文明,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制。但他们还没有形成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基本权利,建立民主制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这使他们的民主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述两大缺陷。
  
   (二)
  
   经历了一千年中世纪神权专制统治之后,人们终于冲破了层出不穷的残酷的宗教迫害,挣脱了长期愚昧的思想禁锢,意识到了人──首先是个体的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这种关于人的自我觉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希腊时代人性的恢复,这就是这次人的觉醒运动之所以称为“文艺复兴运动”。但它不仅仅是恢复了希腊人对人性的理解,而且大大地超越了。这归因于中世纪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所引起的反思,以及随后社会的不断发展所引起的思考。这个超越,首先表现在人权概念的逐步形成。随着对人(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价值的确认,自然要思索每个人在社会中为实现自己的价值所必需的权利。这就是人权,是对中世纪的封建等级、特权和思想专制的彻底否定,使希腊思想家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得到了全面发展。
  
   最早对一般人的权利(不仅是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行系统论述的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Grotius)。在他诞生前两年,荷兰已经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在1625年的著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中,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来解释人的社会生活。他认为自然法的根基是合理的人性,它本身就是理性。国家是一群自由人为着享受公共的权利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人人都有为维护生命、自由的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他认为“权利”就是“公道”(或译公理、正义),而这两个观念在西方都是用一个词来表示( 英文都是“Right”)的。
  
   继格劳秀斯之后,在英国人民反对专制王权的革命斗争中,英国诗人、政治家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年发表《论出版自由》, 提出出版自由应该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
  
   最早以公民权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是17世纪英国平等派(Levellers) 的《人民公约》。平等派是英国内战与共和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领袖是国会军军官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当时在国会军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克伦威尔 ( O.Cromwell)为首的独立派,主张保留王位,以财产限制选举权。平等派则主张政治平等,普及选举权,以国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他们于1647年10月28日向军人议会提交《人民公约》,声明是为争取“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稳固而现实的和平”而制定的。它要求在一切法律中,“人人都受同样的约束,不得因土地所有权、财产、特权、等级、出身或地位而享有任何豁免权”;“法律应当是平等的”,“不得损害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最后强调,“我们所宣布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天赋权利,因此我们一致决心竭尽全力维护它们”。   《人民公约》在军人议会讨论时被否决,不久平等派遭到克伦威尔镇压,而5年后克伦威尔成为军事独裁者。虽然平等派被镇压了,《人民公约》这个最早表述近代民主思想的文件被遗忘了,但实际上,平等派所倡导的理想在英国,尤其在美国,依然还活着;到18世纪末,它们在这两个国家重又大放光明。(注7)
  
第一个从理论上来论证人权、自由与民主关系的,是荷兰理性论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他青年时就因思想问题被放逐,长期居住乡间, 靠磨光学玻璃片糊口,终生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罗素(B.Russell) 称他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的,“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注8) 他的思想与人格对爱因斯坦(A.Einstein)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于1670年出版匿名著作《神学政治论》,在序中明白提出“个人的天赋权利”概念,并以此作为论证的出发点。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热切向往思想自由,认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是“天意赋予每个人以自由”。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国家的基础:个人的天赋之权与公民权”,认为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体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结合的政体”。最后一章专门论述思想自由,指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于人的。……此天赋之权,即使由于自愿,也是不能割弃的。 ”“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理性的动物变成畜性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发展他们的理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注9)
  
   第一个对现代民主思想进行全面论述并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是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他与斯宾诺莎同年(1632年)生,但两人一生的遭遇和哲学观点完全不同。他经历了英国人民为争取民主所进行的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成为辉格党的思想领袖。他的主要著作都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问世的,那时斯宾诺莎早已因贫病交加而早逝了。他于1689和1690年发表了“光荣革命”前就已写成的的理论著作《政府论》上、下篇。上篇专门驳斥保皇派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理论,下篇则是对英国通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议会民主制进行正面的理论阐述,这是对英国1640年以来历次民主革命斗争成果的总结,同时又吸取了前辈政治思想家的成果。正如美国政治思想史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洛克“的天才的主要标志既不是学识渊博,也不是逻辑缜密,而是集中了无与伦比的常识,他借助于这些常识把过去经验产生的关于哲学、政治、伦理和教育的主要认识集中起来,纳入他这一代更为开明的思想之中。他把这些道理用简明、朴实而有说服力的语言传给18世纪,成为英国和大陆往后政治哲学赖以发展的渊源。”(注10)洛克的政治理论体系基础是人权,民主政治的目的主要是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政治迫害。他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不经本人同意,不能使他受制于别人的政治权力。”“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暴力侵犯。”当人们组成一个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行动一致时,这“只有经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才能办到......,每当个人同意和其他人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时,他使自己负有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都应服从多数决定的义务。”(注11)这些论点构成了近代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
  
   洛克的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和经验论)和牛顿(I.Newton)的物理学( 他们两人原是好朋友)18世纪20年代由伏尔泰(Voltaire)介绍到法国, 有力地推进了法国的启蒙运动。法国贵族出身的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于1748 年出版他先后经历了20年才写成的《论法的精神》。它讴歌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对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书中最脍炙人口的论点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为了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应该分立,互相制衡。“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注12)分权思想,亚里士多德和洛克等人都曾提出过,但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原则是孟德斯鸠首创,它成为近代民主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对公众最有感染力的是贫民出身的思想家卢梭(J.J.Rousseau)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此书的副题是“政治权利的原理”。他满怀激情地宣传“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注13) 并且大声疾呼“主权在民”。这些声音,在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要求民主的法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却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道德、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的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他认为,众多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为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注14)“迫使他自由”是一种何等荒唐的观念。以后黑格尔(Hegel)又加以发展, 把自由定义为服从警察的权利。对此,罗素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的学说“虽然对民主政治献嘴皮殷勤,倒有为极权主义国家辩护的倾向”;他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注15)
  
   卢梭这种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卢梭的狂热信徒、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所奉行的恐怖政策。在一年多时间内,有将近四千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G.Danton)和化学家拉瓦锡(A. L.Lavoisier)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
  
   (三)
  
   历史上第一个以法律形式全面地表述近代人权和民主思想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弗吉尼亚议会于1776年 6 月 12 日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The Virginia Bill of Rights)。法案是由梅森(Gerge Mason)起草的, 它吸收了英国的经验和理论,以及1641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制定的《自由典则》(Body of Liberites)。这个法案当时在美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直接影响了正在草拟中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法案开宗明义说明,所以要制定这个法案,是为了确认属于人民及其后代的,作为政府之根本和基础的权利。其主要内容为:
  
   “1. 人人生而同等自由与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状态时,他们不能用任何契约来褫夺或剥夺他们的后代所享有的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是:对生命与自由的享受,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
  
   “2.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也来自人民;官吏是他们的委托人和仆人,在任何时候都应服从他们。”
  
   “3. 政府是,或应该是为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利益、保护与安全而组建。”
  
   “4. ……公共职务不能传代,行政官、立法者或法官的职位也不应世袭。”
  
   “5. 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应与司法权分离并有所区别。”
  
   “6. 议会中人民代表的选举应是自由的;人人……都有选举权。”
  
   “8. 在所有……刑事诉讼中,……不得强迫人提出对他自己不利的证据。”
  
   “12. 新闻出版自由是自由的重要保障之一。”   “13. ……在一切情况下,军队都应严格服从文职权力。”
  
   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也称弗吉尼亚宪法)通过前一天, 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会中有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年迈的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B.Franklin)。 委员会由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任主席,宣言实际上就由他执笔。他曾参加过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制定工作。《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由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人民要求建立民主国家政权的正式文告,是美国建国至今217年来政治生活不可动摇的准则。《独立宣言》宣告: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中间才组建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变成损害这些目的时,人民便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美国实现独立后,1787年9月17日制定了《合众国宪法》,1791年12月 15日又通过了称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其中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第四条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物不受无理搜索与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是不可侵犯的。”第五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美国革命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法国人民。1789年7月13 日巴黎爆发了反对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第二天攻占了巴士底狱,革命取得了胜利。8月26 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由拉法耶特(Lafayette,—译拉斐德) 起草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拉法耶特原是法国贵族,有侯爵封号,但他思想开明,曾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战功卓著,同华盛顿结下深挚友谊。1789年5月他作为贵族代表进入法国三级会议,一个月后,三级会议改组为国民议会,7月11 日他即向议会提出《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草案。这个草案是拉法耶特在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的帮助下完成的。当时杰斐逊任美国驻法国公使(1785 年他接替富兰克林任此职)。
  
   《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显然是以美国《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为蓝本,但内容更为完善,把150年来所有关于自由、民主、 宪政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以十分简洁的形式表述出来。这个宣言以后多次成为法国宪法的序言。
  
   《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指出:“鉴于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现决定在一个庄严的宣言中公布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神圣的人权。”它宣告:
  
   “ 1. 人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社会殊荣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之上。”
  
   “ 2. 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 全部主权的源泉根本在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确来自国民的权力。”
  
   “ 4. 自由是指可以去做任何于他人无害之事的权力;因此,行使各人的天赋权利,只能以保证社会其他成员也享有同等权利为界限。这些界限只能由法律来确定。”
  
   “ 5. 法律只能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动。凡不是法律所不许可的事,都不得禁止;并且不得强迫任何人去做不是法律所规定的事。”
  
“6. 法律是公意的表现。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自或者通过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一切人,无论是保护还是惩罚,都必须一视同仁。在法律的心目中,一切公民都是平等的。 “9. 任何人在被宣判有罪之前,都推定为无罪。”
  
   “11. 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说话、写作和出版,但必须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这种自由承担责任。”
  
   (四)
  
   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两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们铭刻着人类关于人权和民主的理想与准则,这些准则是现代政治民主制的基石,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任何国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只要真心实意想走现代化道路,要求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无例外地都以这些准则作为它们宪法的基本架构,当然,要实现这些思想和准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必然遭到旧体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拼死反抗和旧思想的抵制。因此必然要经历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
  
   就以美国为例,虽然《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持续了将近九十年,最后还是通过内战才得以解决的。可是,在解放黑奴战争胜利结束后4年(1869年),黑人才获得选举权。事实上,由于种族歧视根深柢固,黑人的人权依然没有保障,直至20世纪60年代,经过黑人奋起抗争和全国上下呼应的民权运动,问题才算真正解决。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的选举权问题,美国原来各州都有财产(不动产)限制,甚至连参加过《独立宣言》起草的约翰·亚当斯和麦迪逊(James Madison,他们两人还分别担任过第二和第四任总统 ) 也都反对废止财产限制、 扩大选举权。 经过第七任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努力,到 19世纪中叶, 全国所有各州才完全废除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但还只限于成年男子。而妇女直至1920年才争得选举权。
  
   普及选举权、遵循多数决定原则的民主制,曾引起那些同情民主但更倾心于贵族政治的政论家的忧虑和恐惧。例如约翰·亚当斯就曾断言:人民易专横残暴,“多数人永远而且毫无例外地篡夺少数人的权利”;在所有政体中,民主政体最容易发生骚乱和混乱。他虽然承认平民是国家的基础,但却认为指导政务的必须是“出身名门”的绅士,甚至主张总统和官吏都可以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注16) 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C.A.de Tocqueville)1835 年出版的成名之作《美国的民主》上卷用两章篇幅来讨论“多数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问题。他虽然“主张一切权力来源于多数人的意志”,但却认为:“说在政治方面人民有权决定一切,这是一个邪恶的、极为可恶的箴言。”并且认为,以为“可以给予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这是一种“奴隶的语言”。他批评美国的“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且盲目服从多数”;“行政权力是多数任命的,是多数人手中驯服的工具”;“在美国,是穷人统治,富人总是害怕穷人滥用权力”。(注17)
  
   在历史上,“多数暴政”确曾存在过,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期间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所谓革命恐怖。以后, 通过多数决定的选举,也曾产生过反民主的专制和极权统治,两个最著名的例子是:(1) 1848年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通过普选以 750万张选票(占72%) 当选为法国总统,4年后又轻而易举地以80%的赞成票复辟称帝。(2)1932年4月德国总统选举(第二轮)中,希特勒获1342万张选票(占36.8%),仅次于兴登堡;同年3 月国会选举中,希特勒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党”( 旧译“国家社会主义党”,简称Nazi,即纳粹)获1375万张选票(占37.4%),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于是1933年1月兴登堡提名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希特勒就是这样在众人的喝采声中开始施展其灭绝人性的“政绩”的。可是,路易·波拿巴和希特勒用欺骗手段取得选票后根本废止了民主制。特别是希特勒,通过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实行恐怖统治,他的种种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就不能由德国多数人来负责了。
  
   事实上,约翰·亚当斯和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 在美国并未出现过。这是因为:(1)美国多数人民和历届政府基本上是信守《独立宣言》、各州宪法和《人权法案》(宪法修正案)的,他们把个人的天赋权利看作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谴责。(2) 他们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制度,任何权力都受到制约,不可能形成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专权,因此,也不可能出现任何形式的暴政。现代民主制所不同于古代雅典民主制的,主要就在于:以保障人权作为民主的前提和首要任务;并且坚持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立和制衡原则。这不仅使像古代那种驱逐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塔哥拉、处死苏格拉底的悲剧,以及中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像长期拘禁罗哲·培根(Roger Bacon),烧死塞尔维托(M.Serveto)、布鲁诺(G.Bruno) 和刑审伽利略(Galileo)这类倒行逆施的暴行,在现代文明民主国家永远成为历史陈迹。 至于中国特有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和历代王朝的“腹诽”,以及经历几千年而不衰的文字狱,更为现代文明所不容。
  
   由于人权概念在现代民主思想中的至关紧要的地位,一个国家的人权记录自然成为衡量它的民主化程度的首要指标。长期研究政治民主制比较量度的美国社会学家博伦(Kenneth A.Bollen)把“政治民主”定义为:“权贵(elites)的政治权力被尽量缩小、非权贵的政治权力被尽量扩大的程度。”此处所说的政治权力,是指对国家的管理系统的控制能力。所谓权贵,包括政府行政、司法、立法部门的官员,以及政党、地方政府、企业界、工会、专业协会、宗教团体的领袖。博伦认为,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是量度政治民主的两个维(dimensions)。“政治权利”是指“这个国家政府对全体人民负责,以及每个人有权直接或者通过其代表参与政府的程度”。“政治自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任何媒介自由发表任何政治见解,以及自由成立或者参与任何政治团体的程度”。(注18)显然,这里所说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都是现代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人权的基本内容。
  
   由于中国长期的自我封闭和排外的思想禁锢,即使在知识分子中间,能认真搞清人权和民主概念的为数甚少。二、三百年前就已为众多启蒙思想家彻底探讨过和明白揭示了的,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的那些基本概念,对于我们(包括像我这样青年时代提着脑袋从事过“民主”革命斗争的人)却显得十分陌生。相反,目前充斥市场的,往往是一些有意无意的误解或曲解,甚至是蓄意假造的伪劣商品。为了便于识别真伪,正本清源,不妨把从古代希腊到启蒙时期政治思想家所创立,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之奋斗抗争并行之有效的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一简要的归纳:
  
   (1)确认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即人权。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任何权贵(无论是个人或是寡头集团)的臣民或驯服工具。
  
   (2)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通过“多数决定”原则进行统治。但在任何情况下,处于少数地位的公民依然享有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得被侵犯和剥夺。
  
   (3)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公民的自由赞同来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强迫的和非法的手段。由此,通过定期的公民自由竞争和选举,少数派可能成为多数派,多数派也可能成为少数派;一切取决于选民的意愿。
  
   (4)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政府首脑和人民代表都由公民选举产生,并直接向选民负责;发现有不称职的,可以随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罢免。   
  
   要实行民主,必须以如下各项的保证为条件:
  
   (1) 公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公民可以公开地发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对领导人的批评,而不受到迫害和报复。( 终止以言论或文字治罪的历史,废止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
  
   (2) 严格实行法治,废止任何形式的人治。(终止人治和以权代法的历史。)
  
   (3) 实行权力制衡,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杜绝专制独裁的可能性。)
  
   (4) 严禁军队干预政治,军队只听命于政府首脑。( 杜绝军事政变的可能性,终止军国主义和军政府的历史。)
  
   以上八点是民主的要义,缺一不可。(注19)
  
   总之,民主是同自由、人权、法治融为一体的,而人权又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204年前的法国《人权宣言》就已庄严指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凡有志于现代化的人,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
  
   注:
  
   (1)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上),317-318页。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撤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130页。
  
   (3) 关于雅典民主制的全面论述,参见王来棣《论希腊民主制》,《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5期,45-54页。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169页。
  
   (5) 过去习惯于把“majority decision”译为“少数服从多数”,这种画蛇添足的误译引起很多思想混乱,参见拙作《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新观察》1988年第20期17-18页。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323-324页。
  
   (7) 参见William H. Riker,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1953.pp 8-10;374-376.
  
   (8)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92页。
  
(9)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学》,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2-16页;219页;270-272页。
回复 樊梨花 7/19/2016 00:37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普选是在1946年10~11月进行的,共选出“国大代表”2050人。但共党拒绝参加全国选举,它坚持政治协商、不经竞选而瓜分政府职位(所谓联合政府),又一次使中国失去了民主的机会。民选开始之后,如果国民党不得人心,人民完全可以把它用合法的方式选下来,就跟今天的台湾人民一样,用选票让国民党下来。有了普选,任何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人民可以合法地变更政权,共产党有什么理由革命?马粪可能说,国民党在操纵选举。问题在于,不管当时的选举是否公正,至少直接选举的框架有了,公开竞选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当时的《选举法》要求保障公开竞选),任何不公正的现象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和完善的空间。更何况,当时的候选人,可以500选民联署推荐产生,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联署候选人;而且整个投票,唱票都是公开的,哪怕存在舞弊,当时大量的独立媒体如《大公报》、《申报》都在独立报导揭发,选举的公正一定能够逐步得到保证,最终达到完美。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颠覆这个民主制度呢?共产党整天喊着“让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执政之后却建立了一个更加独裁的制度,比满清还黑暗。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就是让人民噤若寒蝉,忍气吞声地接受它的万年独裁统治!
回复 樊梨花 9/20/2016 03:24
1936年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 这三条得到了蒋的允诺,他走马上任。前二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他一干就是十三年,到49年离任时,浙大已建成“东方的剑桥”。民国时大学的独立,令人欣羡!
回复 樊梨花 12/30/2016 20:40
“宪法之父”张君劢
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期间,恰逢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兼中国民主同盟常委张君劢60大寿(虚龄),因此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祝贺。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献了一块写有“民主之寿”的匾额以示敬意。这一年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那一天,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制宪国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整整两年以后,即1948年12月25日,在“陕北权威人士”圈定的43名战犯名单中,最后一位居然是张君劢先生(参见《群众周刊》第三卷第一期)。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张君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延安方面对他的态度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一、清朝末年的“洋翰林”

张君劢又名张嘉森(君劢是其字),1887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一个“不为名相,即为名医”的大家庭。他的祖父当过县官,父亲是位医生,可见这个家庭具有浓厚的济世精神和救人传统。正因为如此,张家兄妹12人(8男4女)个个奋发向上学有所成。其中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四弟张嘉璈(字公权)是中国银行董事长,有“中国现代银行之父”的美誉;八弟张嘉铸曾致力于黄豆用途的开发,是中国蔬菜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九弟张禹九既是新月书店老板,也是“新月派”的著名诗人;二妹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发妻,离婚后能够自强自立,曾做到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的位置;小妹妹张嘉蕊也不示弱,是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和热情的社会活动家。

相比之下,张君劢似乎更加出色。他6岁接受私塾教育,12岁考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广方言馆是洋务派在上海设立的一所现代教育机构,它专门招收14岁以下儿童,除学习传统文化之外,还教授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在此期间,他接受国文教师袁观澜先生的影响,对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并且学会撰写“策论”(即政论)。此外,他还阅读了《资治通鉴》、《日知录》、《曾文正公全集》和大量西方名著,这对他了解中外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关心政治的传统,有很大帮助。

1902年,张君劢考取秀才,当时他15周岁。同年11月初,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因为“墨水瓶事件”引发学潮,导致二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为了收容这些失学青年,著名学者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震旦学院。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将该校的招生启事登在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其中有“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等语。张君劢看到这篇文章后深受刺激,便主动报考了这所学校,并选择了马先生开设的拉丁文课程。

据马相伯说,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之外都不注重。但由于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汪康年等人真心求教,再联想到一般青年也有类似愿望,“就决定办震旦”学院(参见《蔡元培年谱》上册,第9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但是时隔不久,张君劢因学费问题而辍学,遂转入南京高等学堂继续求学。后来,他又因为参加拒俄运动被迫退学。退学之后,经友人介绍他曾经去湖南长沙当了一名中学教员。据说他在论及国际形势和列强侵华时,因为慷慨激昂,竟然使在场的学生号啕痛哭,甚至晕倒在地。

1906年,张君劢与四弟张嘉璈一同考取官费留学资格,然后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专业。第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提出了“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等四大纲领,张君劢也参与其事。除此之外,他还在《新民丛报》上翻译发表了穆勒(今译密尔)名著《代议制政府》的部分内容,有人认为穆勒的影响在张君劢思想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10年,张君劢在稻田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他起程回国,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当时人们把留学生称为“洋学生”,因此张君劢就成了投身于清末立宪运动的“洋翰林”。

二、民国初年的立宪派

但是,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断了张君劢的“翰林梦”,于是他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起初他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与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后来该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党派合并,成立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民主党。该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国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宗旨,与共和党、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中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希望继续与国民党相抗衡。

民国初年出现的这种政党林立、分分合合的局面好像非常复杂,但仔细分析一下,则可以分为改良和革命两大派:前者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主张用和平、民主、渐进的改良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后者脱胎于清末革命派,企图用暗杀、暴动、战争等革命手段,来创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于革命派的这种作法,梁启超深感忧虑。因此当国民党因宋教仁遇刺而发动二次革命时,他便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如果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那就只能是“国事日非”、“生灵涂炭”。

1913年,据说是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迫害,张君劢在梁启超的安排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5年,他获得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曾经担任过浙江省交涉署署长、《时事新报》总编辑、段祺瑞内阁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总统府的秘书长等职务。1917年,他辞去所有职务,致力于唯心论哲学和教育问题的研究。

1918年,为了进一步研究宪政制度与政治哲学,张君劢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考察结束后,他留在德国师从著名哲学家倭铿进一步深造。1921年年底,他陪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并担任其翻译。第二年,他参与聂云台、黄炎培共同发起的“国是会议”,并起草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其中提出“中华民国是联省共和国”的主张。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他不仅与黄炎培共同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创办了许多著名纺织企业,并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务。

1923年,张君劢与杜舒里到达北京,在清华园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由此引发了他与丁文江的“科玄论战”(亦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不久他返回上海,出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在吴淞创办了国立自治学院。1925年,国立自治学院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刚从海外归来的闻一多曾在该校担任训导长。随后,张君劢还与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27年,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勒令停办,第二年《新路》又被国民党查封,张君劢也被逮捕。1929年,张君劢再次去了德国,在一所大学任教。

三、国共两党的批评者

1930年张君劢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1932年,张君劢与张东荪在北平成立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出版《再生》月刊,继续致力于宪政运动。关于国家社会党的缘起,《中国国家社会党简史》是这样介绍的:“本党的先进,在清末早已从事于宪政运动,至于海外部分,更具有一种浓厚的悠久的民族革命思想。所以假使进溯本党的历史渊源,恐怕比同盟会还要早些,也可以说是中国讲宪政最早的一个政党。研究系、进步党,虽然在名字上内容上和今日的国社党并不完全有关连,但未尝不可说是一脉相承。任何一个政党,其酝酿似乎都没有我们这样长久,因为我们大概经过了三十个年头,才有正式的组织。”(《中国民主社会党》第2-3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由此可见,国家社会党以“中国讲宪政最早”的党派自居,一直把推动中国的宪政运动当作最主要的任务。

宪政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反对一党专政。为此张君劢在国社党成立伊始就指出:“国民革命军以全胜之势,统一全国于青天白日之旗帜下,举昔日若有若无之国会与宪法而推翻之,而另行其一党专政或曰以党治国之制,人民之言论结社自由,概剥夺之,以之隶于党部监督之下,全国之治权,独中央党部得行使之,选举总司令与重要行政官员之权属诸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简单言之,皆俄共产国之制度,稍变其形而移之于吾国者也。”(同上,第14页)

他还说:“自国民党柄政,年年内战,国事托诸枪头之上,政府惟以搜括〈刮〉为能事,虽青天白日旗满布全国,仍未见有所谓统一编制之国防军,与夫全国军人一致服从之司令长官。历次内战,中央非不胜利,然去一冯玉祥,来一韩复榘,去一阎锡山,来一商震,广东之隶于国民党至十余年,财政行政之紊乱,仍与他省同。今则又演海空军司令与陈济棠之私斗,是全国之内惟知有赤裸的武力行使而已,法律议会云何哉?此宪政之决难于实现者之一。”(同上,第16页)

张君劢不仅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而且还用宪政思想来规劝共产党。比如1938年,他曾经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军队国家化,二是行政一体化,三是放弃阶级斗争理论。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特殊时期。为了团结抗日,共御外侮,张君劢在信中指出:近代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统一,在诸多统一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军权统一。也就是说,“军队的教练与使命,必须出于一源,而后行动乃能一致。”如果军队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政党,那么军队就会与成为某种主义的工具。这样一来,国军就会变成党军,国家就会因为政党之间的分歧而发生战乱。基于这一认识,他劝毛泽东应该把八路军的训练、任命和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张君劢还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应该是同一种法律,同一个行政系统。如果一个政党拥有一块特区,自立官制、自办学校,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天地,那就必然会形成封建割据。因此,他希望毛泽东主动取消边区、主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以便增进全国团结,有利于持久抗战(同上,第83-85页)。在此之前,他还给蒋介石和汪精卫写过一信,并收到回信。但是给毛泽东的这封公开信却好像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四、民主宪法的起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实施宪政。为此,国共双方代表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有如下表述: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于是,当1946年政协会议开幕之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关周恩来为张君劢祝寿的那一幕。

当时张君劢刚从海外回来,就承担了起草《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简称《政协宪草》)的重任。因为他多年来致力于宪政研究,并事先写成一稿,所以当此稿付诸讨论时,获得各方面好评。有人认为张君劢匠心独运,在这部宪草中以五权之名行三权分立之实,弥补了《五五宪草》的局限性。也有人说张君劢的这种设计,使在野的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面对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在政协闭幕会上的致词值得注意。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在这些协议中,我们愿意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和宪草原则,是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准绳,军事协议,是使中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根据。”他还说:“我们一致地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筹备宪政。有了这些协议,有了民主宪草的原则,于是国大问题就能用政治方法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89页)

由此可见,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国共两党的关系好像达到最佳状态。但是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之后,基于对东北战略要地的争夺,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关系迅速恶化。不久,战火蔓延到关内,山西、河北、江苏等地的军事冲突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的谈判也濒于破裂。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便积蓄力量发动内战;而共产党则宣称因为国民党毫无诚意,所以他们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了让这次大会成为国民党的独角戏,中共竭力劝导各民主党派抵制国民大会的召开。作为“第三势力”的民盟接受了中共的意见,但是以曾琦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和以张君劢为首的中国民社党(即国社党)却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中共看来,参加不参加这次大会,乃是能否“站在人民一边的试金石”,这恐怕就是曾琦和张君劢在1948年被中共列为战争罪犯的真正原因。

在国民大会期间,国民党部分代表对《政协宪草》表示不满,企图重新回到党国一体、总统集权的“五五宪草”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民社党副主席蒋匀田表示要率领本党代表退出会场以示抗议。为此,蒋介石劝诫国民党代表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这才在《政协宪草》的基础之上,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正因为如此,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

有意思的是,在大会开幕式上,蒋匀田发现会场上悬挂着国民党党旗,便在发言中表示:今天的大会是国民大会,并不是国民党大会,因此不应该悬挂国民党党旗。如果一定要挂,也应该加挂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党旗。于是大会主席团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国民党党旗撤下。

五、宣讲宪法的演说家

张君劢深知,中国不仅需要一部宪法,更需要维护与执行宪法的广大民众,否则宪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国家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不正常局面。因此张君劢政协会议结束以后,立刻在上海愚园路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总部发表系列演讲,对有关宪法的许多问题做了详细解释。商务印书馆把这些演讲集中起来,以《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为名正式出版,成为普及宪政的一种读物。

这本书的第一讲是“国家为什么要宪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君劢首先对国家做了界定。他说国家是为了维持人民生存、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个机构。这让人很容易想起列宁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紧接着张君劢分析说:沒有国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沒有国家,人民就失去了保护,就会成为亡國之民,与此同时社会也会陷入混乱。但是,有了国家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為国家有兵权,有警察,有法院。如果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它不仅可以随便逮捕人民、还会以国家的名义征收人民的財产,夺取人们的性命。正因为如此,就需要一部法律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并且规定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而宪法就是这样一部法律。换句话说,宪法是“規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於各机关,以達到保護人民安全與人民自由”的法律。

在这一讲结束的时候,张君劢还强调说:为了使宪法不至于成这一纸空文,在制定宪法之后,还要使全体国民养成遵守宪法的习惯,不断提高维护宪法的警觉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三条措施:第一,如果有人被政府非法逮捕,人民一定要设法让政府放人,并使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捉人。第二,如果政府随便查封一家报纸,人民一定要诉诸舆论或法律,使言论自由真正得到保障。第三,如果政府不能公开每年的预算,或者只是表面公开而暗藏玄机,人民也要通过舆论和法律来主张自己的知情权。相反,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权利和政府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淡然处之,那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警觉性,乃是宪政的第一块基石。除此之外,张君劢还就当时的局势对国共两党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国共两党之所以对立,是因为一个以三民主义為出发点,一个以共产主义為出发点。国民党是融合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於一炉,因此有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思想来自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時又以列宁、斯大林為革命榜样。如今双方为了争夺政权便滥用以武力,置老百姓的生命、財产和自由于不顾,归根结蒂是为了他们的主义。

该书的第二讲是“吾國憲政何以至今沒有確立?”张君劢在这一讲中首先回顾说:民国自成立以来,已经颁布过好几部宪法,但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于是有人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实行真正的宪政。为此,张君劢从心态(mental attitude,今译为精神状态)和心习(mental habit,今译为心理习惯)两方面作了分析,从而找出阻碍中国实行宪政的七大病根。这七大病根是:帝王思想、割据一方、越轨为能、舞文弄法、治乱循环、人民愚昧、举棋不定。从表面上看,除了人民愚昧之外,其他病根都是统治者的问题。但如果分析一下,所谓“人民愚昧”也完全是统治者造成的。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宪政始终未能确立,完全是统治者的罪过。

张君劢还指出:民主政治的要害是重在参与。参与的好处,不仅是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力,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政治所采取的袖手旁观的习惯。因此他认为对于人民来说,仅仅是摆脱愚昧远远不够,还要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参与政治的机会,其中包括参与竞选、批评政府、组织反对党、提出不同政见等内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养成大家的政治责任心,否则就会引来不负责任的批评或捣乱。

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人權為憲政之基本”、|“國民大會問題”、“行政權(總統與行政院)”、“立法權(立法院等)”、“司法獨立”、“民主國政黨”、“立憲國家財政”、“|朝野上下之大責任”和“新憲法施行及培植之關鍵”等内容。因篇幅关系,这里只能介绍一下第十讲对战争与和平的议论。

张君劢说:制定这部宪法,是希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造成国家統一,二是奠定国家和平,三是促成国家法治。由于没有统一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法治,因此他指出,假定一个国家中的某些地區或党派可以掌握武力,与政府的军队相对峙,那么要想实现统一、和平、法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假如有人认为国內的政治只能以武力来解決,那么中国的政治就永远离不开陈胜吴广或刘邦项羽争夺天下的模式。因此他强调:一定要在政治上提倡容忍的精神,而各党派同时并存就是这种容忍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应该享有自由,但是不允许有煽动武装叛乱、依靠武力推倒政府企图。

六、“不食周粟”的新儒家

1949年3月,随着内战形势的逐渐明朗,张君劢被迫离开大陆移居澳门。在此期间,李宗仁曾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院长,但是他没有答应。同年11月,他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前去讲学。在此期间,周恩来曾派人请他回国,被他拒绝。1952年他转赴美国,更加坚信只有民主宪政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认真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所以他开始专心著述,写下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史》,因此他被人们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58年,张君劢与唐君毅、牟宗三共同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表达了中国文化需要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决心。1962年,台湾教育当局曾希望他前去讲学,也被他断然拒绝,并退回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路费。于是他成为不与海峡两岸政权交往的著名人物。

1969年2月,张君劢在旧金山逝世,享年82岁。

2009年11月初稿,2014年1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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