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天易网 返回首页

樊梨花的个人空间 http://home.wolfax.com/?119706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日志

中国失去传统了吗?

已有 1298 次阅读10/30/2016 02:18 |系统分类:文化

驳斥江南樵夫《失去了传统的国人还配有文化劣根性吗》(见其新浪博客)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NjUzNjE0NA==&mid=2247483700&idx=1&sn=9bd492b1942bd9bb0fd7df48adae7bae&mpshare=1&scene=1&srcid=1030pFtX0BAEHiSfxy4MYEPc#rd

 

江南樵夫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丑陋的日本人》和《丑陋的美国人》这两本书的影响,柏杨先生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于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热词——劣根性——不胫而走。这本书石破天惊,几乎摧毁了中国人近百年来精心呵护着的脆弱的民族自尊。

 

完全胡说。1970年代末期,我在上海,大家常讨论国民的“劣根性”,主要讨论国人互害历史悠久,正如鲁迅所说的“吃人”等等……归于柏杨是不对的。

 

《丑陋的中国人》的出版据说是胡耀邦批准的,后来成了他搞自由化的罪证,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使这本书在大陆洛阳纸贵,一下子被抢购一空。读后,“石破天惊”的感觉无,印象最深是中国人“死不认错”。江南樵夫就是一个“死不认错”的阿Q

 

蒙古人来了,消灭了7000万中国人,他们喊一代天骄;满族人来了,消灭了3000万中国人,他们喊康乾盛世;马列来了,消灭了1亿中国人,他们高喊“伟光正”!明明在铁蹄下苟且偷生,被压榨奴役,却偏偏有统治者的思维,要搞什么“民族自尊”。人首先是个人,连个人的尊严都没有,谈什么“民族自尊”,这种集体主义的说教是对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的强奸。

 

江南樵夫说,先有台湾的柏杨、李敖……后有大陆的苏晓康、王鲁相的《河殇》……他们不约而同地断定中国文化充满糟粕……

 

江南樵夫对批判传统文化一概贬斥,和国家副主席王震一模一样。1988年的中共三中全会上,王震跳出来骂《河殇》,弄得赵紫阳下不了台。其实,《河殇》还是在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是有许多陈旧不合适宜的观点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该片呼唤市场经济的蔚蓝色,促使改革;并未说“中国文化充满糟粕或者都是糟粕。”

           

江南樵夫说:从“五四”时期的图书管理员到文革时期的革命导师,MZD一直生活在砸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惯性之中。

 

完全胡说。毛泽东除了到过俄罗斯,就没有出国。他爱《金瓶梅》、《红楼梦》,提倡中医,提倡圣人崇拜,自己要求全国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多次亲口说,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就是中国传统。“万岁”“万寿无疆”是西周就有的传统。文革时,天天喊“万岁”、对毛搞效忠仪式就是传统的复辟(朱元璋就搞过背诵皇帝语录大赛),毛泽东玩无数女人更是“秦始皇”传统。19178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毛泽东当时迷上了康有为的共产主义《大同书》,1958又在全国推广康有为的儒家共产主义。可见,“MZD一直生活在砸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惯性之中”,荒谬之极。

 

即使在法国俄罗斯求学过的邓小平开口就是“小康”“不争”。“小康”是儒家的思想,“不争”是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庄子提倡砸乱计量工具从而避免人们争论多与少。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儒家等级制思想的反映,孟子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体现在克拉玛依大火“让领导先走”恐怖的叫喊声中。可见,传统文化是多么顽固地活在当代中国。

 

江南樵夫说:“五十年后的文革和五十年前的“五四”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完全胡说八道。文革只是反了部分传统文化(春节、清明节照样过),更反西方文化,西方书籍以及洋人坟墓全部销毁,与义和团差不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引进西方文化,与“反西方文化”的文革是背道而驰的。文革没反专制独裁,而是专制独裁传统的深化。把反传统=文革,是无知无耻下流。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脱亚入欧”,抛弃了春节习俗,人家把“脱亚入欧”的思想家福泽吉喻印在钞票上。可见,反传统文化多么令日本人自豪。

 

 “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不是文革才开始的,这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就是典型,商鞅还按照砍掉人头的多少来拜官爵,以及几千年吃人传统(汉人把台湾原住民几乎吃光,胡适的父亲的日记里就有记载)不就是“弱肉强食”吗?

 

江南樵夫说:在无数“文化先烈”近百年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终于被清除的干干净净。

 

完全胡说八道!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经》,对发生在冀州中部的黄帝蚩尤大战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据其《十大经.正乱》载,黄帝对被俘的蚩尤处以极刑,把他的肉腐为肉酱,让天下人尝食。此后,吃战俘成了中国的传统,连岳飞也不例外,所有才有野蛮千古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文革时广西吃了1万多人就是“吃战俘”传统的大规模复辟。

 

1578年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鼓吹吃人对人的身体有好处。他搜集药名是为了“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人部”举凡毛发、指甲、牙齿、屎尿、唾液、乳汁、眼泪、汗水、人骨、胞衣(紫河车)、体垢、月水、人势(阴茎)、人胆、结石……皆可入药。头发可治伤寒、肚疼,男性阴毛治蛇咬,人魄(人吊死级的魂魄)可以安神定魄。其危害深远。2005130日,四川忠县一流浪汉被人杀死,其男性生殖器被凶犯磨成粉,兑水喝下以治病。2009623日成都商报报道:林宗秀听说用人头做药引子能治好女儿的疯病,便与丈夫罗天虎一道,叫颜桂宣杀人取头做药引子,以为新鲜人头汤能治愈疯病

 

“今天的中国人其实早已失去传统”,是江南樵夫睁眼说瞎话。麻将不是遍及全国吗?黄帝、孔子几乎每年都在祭祀,中医等巫术文化都写进了“宪法”还用专门法来保护。这说明传统还在继续。

 

孔子把尧吹捧为天一般的伟大,儒家鼓吹圣王是“天地人合一”者,掌握了“天地人”的发展规律,不过是肉麻的马屁而已。中国马屁文化便历经千年而不绝,并有渐趋化境之势。汉人不仅拍领导、家长的马屁,而且还要拍集体民族的马屁,因为领导人是集体、民族的代表和象征。拍集体、拍民族的马屁是拍领导马屁的一种方式,可以使领导高兴;领导高兴,你小子前途就无量了。这样一来,拍集体、拍民族的马屁就成一种思维惯性——夜郎自大性,任何对集体、对民族的批评都会遭到这批无脑人的愤怒、抗议和吐口水。

 

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反醒,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一个不愿意把别国的优点当作镜子来对照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个拒绝批评、不敢正视自己缺点的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一个拒绝批评、不敢正视自己缺点的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一个不愿意听反面意见的民族是不能进步的。中国的阿Q政府及其子民总是宣扬外国的丑恶,隐瞒自己的丑恶。专门热衷于挑剔他国的缺点而暗示自己伟大的民族是幼稚的,也不可能有进步。

 

我们对祖宗的错不能文过饰非甚至把它吹成鲜花,这只会越来越错。无原则瞎吹捧专制的祖宗是对人民犯罪;这是在愚弄人民,只对当官的有利。祖宗的错就是我们的错,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批判、来反省、来改正,通过制度建设、民间组织建设、道德文化建设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文化不只是自己的才好,别人的如果比自己的更好,为什么不可以学?以人类文明的普遍原则来批判东方民族的野蛮“文化”,实乃替天行道。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12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10/31/2016 21:29
世界上或许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狂热的崇拜祖先,顽固的迷信古人。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孔子、老子等先哲先贤仍被捧上了神坛,《周易》、《道德经》则被视为破译宇宙奥秘的法宝。
      盲目维护中医的守旧派分子,有很多一批人就利用了民众祖先崇拜的心理,神化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把他们描绘成智慧超人、无病不能医治的神医,同时神化中医药主要典籍,把其理论体系说成是“博大精深”,非常人所能理解。
       在中医贴吧里,中医的卫道士动辄就用祖先的智慧过于高深,一般人“没有悟性”理解不了云云,来对付他人的理性诘问。
回复 樊梨花 11/1/2016 01:48
2010-10月25日《学习时报》上刊登了习近平的讲话《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去年底,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
-------------------
1强调祖宗崇拜,是汉人几千年的特点。
2.乱认祖宗,也是汉人的特点。
石敬瑭、宋朝认游牧人为叔叔父亲
明朝整个官员队伍都认太监魏忠贤为祖宗
如今认马列为祖宗

3,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萧规曹随,我不会创新,搞什么总统制改革。任何和平演变的幻想都是白日梦
回复 樊梨花 11/1/2016 03:46
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
         袁 刚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今50周年了,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同研究,中国官方也否定文革,但给出一个“历史决议”划定一个框框后,就不准再深入剖析了。其实,文革的根子及牵涉面既深且广,囿于种种限制,国内对这场劫难的反思分析还很不到位,以致近来缅怀赞颂文革的势头火旺,有人甚至希望中国再来一场文革。
文革“始无前例”也怪诞离奇,说其是一场“革命”也好,“浩劫”也罢,都须追溯源头,说清楚为什么当时中国会发生一场如此规模的“伟大运动”。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文革绝非中国的孤立事件,需要放眼世界探明其国际背景。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性质是意识形态革命,或曰意识形态癫狂!是国际共运遭受全球失败后,中共绝望地奋力一搏。文革失败也标志着支撑其发狂发飚的高调意识形态的破产,从反面为邓小平“拨乱反正”另寻出路提供了口实。没有文革这个“反面教材”,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改革将难以启动,说清楚文革与改革的关系,对于当前“深化改革”清除意识形态障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文革因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挫
1966年平地一声春雷,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前中国也一直在热火朝天干革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始,中国革命就纳入了苏联式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1949年中共建政,并非革命胜利或终止,而是新的起点新的阶段,直到文革发动的17年间,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漫长的革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各国,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都很明确,即步步实现共产主义!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可称之为“共产革命”。
共产革命虽漫长,长达百年须几代人的接力,但绝非遥远至看不见摸不着。斯大林、毛泽东乃至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领袖,考虑的就是及身见到共产主义,种种革命与建设,也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他们的言论当时都是公开的,在报刊上随手可查到。广大共产党员“干革命”,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连我辈“少先队员”们,也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些事实人所共知。而这也正是文革发动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在文革发动前的1950-60年代,中苏都热情洋溢地力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都没有成功,共产革命遭到了全球性挫折。怎么办呢?中共领袖毛泽东所谓“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文革即是他作出的回答。
追溯源头,共产革命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游荡的幽灵”,是共产主义而绝非社会主义。马、恩所说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组织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绝非遥远,因现实条件所限一时无法达到,后来人们才有作为短暂过渡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但马、恩本人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多的论述,且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列宁虽讲社会主义,但作为过渡也只是个短暂时间,顶多也就几十年。列宁论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垂死即将灭亡,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实践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在眼前。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常演说共产主义社会自己虽看不到,但听讲的年轻人能见到!并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一次他还具体把脉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不能打算见到共产主义社会,但15岁左右的人能见到并将自己建设共产主义”。按列宁的推测,最晚大约20世纪50-60年代,共产主义社会将降临人间。
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苏联不惜代价作了巨大努力,理论上也不断“修正”“创新”。斯大林掌权后断言共产主义可在一国首先实现,而非马、恩所说在英、法、德、美带领下全球同步进入。随着工业化完成和苏联宪法公布,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宣布:国家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然此时的苏联虽初步实现工业化,农业却因集体化饿死人千万,“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政治上“肃反扩大化”把屠刀挥向党内,而被处死的大理论家《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遗言竟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二战“延迟”了苏联迈入共产主义的进程。1953年斯大林死,赫鲁晓夫掌权后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口号。1961年联共(布)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被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党纲”,宣布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比列宁的预测已迟了20多年,但苏联大张旗鼓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
由苏联一手操办并完全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虽最初党纲有“最低”、“最高”之分,但“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也并非遥远。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上海,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毫不隐晦地向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声言: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蒋介石“清党”的口实。中共也参加国民革命,后毛泽东亦有“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但对共产革命却一直未遑多让,凡反对者或有所迟疑的都是反动派。共产革命前的所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都只是短暂铺垫,凡跟不上步伐者即可能堕为反革命。申请入党者憧憬的都是美妙天堂共产主义,而非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更非短暂过渡的新民主主义。20年代初邓小平在苏联填写个人简历,满怀激情地写着要将自己的“身子”交给党,为共产主义贡献一生。赵紫阳回忆:“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 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文革中被批斗冤死的张学良弟弟共产党员张学思,临死前表白:“忆今生愚氓迟钝殃祸自取,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1975年周恩来临死前,在医院仍撑起病体,用颤抖的笔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这位也身染重疾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早治眼病”,毛、周临终之际,都记挂着共产主义。长期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当了30多年中宣部长的陆定一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虽遭文革残酷迫害,平反后他见到老战友李雪峰,仍表白:“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说明:中共革命就是要及身建立共产主义。  
中共建政《共同纲领》虽打新民主主义牌,但不出数年就违背承诺,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赵紫阳说:“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19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所谓大跃进,就是要“跃”入共产主义。斯大林的死亡,让毛泽东有了争当国际共运老大的机会,他提出“超英赶美”,要与“老大哥”苏联竞赛“穷过渡”。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讲绝对平均,大获毛赞赏。薄一波回忆毛当时说:“大概十年左右,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时干部群众对共产主义议论纷纷,都认为人间天堂就在眼前,河南修武县制订了3年丰衣足食,5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莒县制订了大战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狂热”,绝非偶然!也并非毛泽东个人好大喜功,因为马克思既早已“科学地”断言:资本主义灭亡不可避免,列宁预测1950-60年世界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扬鞭催马,就必然要求大干快上。若要等个千年万年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还要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干什么呢?那不是背离了信仰初衷吗?所以共产主义容不得等待!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否则马列主义还算不算数?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毛说资本主义世界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甚至发出战争叫嚣,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为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不惜一战!“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狂热的中共领袖多次声言,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公然在各国共产党峰会上重申:“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都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听者无不怵股震惊,毛则泰然自若。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共产主义的几次讲话,均集中在50年代中期,这绝非一时兴到出之意气,而是有其深刻原由的。因为马列预言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限已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多少事,从来急”,时间不等人,不干不行啦!所以对内大搞大跃进“穷过渡”,对外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迫不及待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时也说:2000年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
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对苏联、中国及国际共产主义阵容都是严峻考验,两大阵容互相叫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而西风猎猎阵阵强,马列学说在实践中到底是无法兑现,共产主义壮志豪情被残酷现实击了个粉碎!大跃进非但没让中国过渡到共产主义,反而闹了个饿殍遍野,“老大哥”苏联也始终无法进入共产主义,且专制愈烈国势日颓。帝国主义垂而不死,其时美、日、欧正酝酿新的微电子科技革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世界革命连影子也见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却分崩离析,中苏竟闹意见分道扬镳。虽然毛打肿脸充胖子加大力度支援世界革命,到处扇风点火搞反帝反殖武装斗争,但中国连台湾也解放不了,谈何解放全人类?国际共运前景并不看好,国内人民也饥寒交迫,共产主义根本实现不了,怎么办?中共头头毛、刘、周、朱、陈、林、邓,要作抉择要予回答!
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国庆记者招待会上突然发飇:“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让帝、修、反一起来吧,他公开点了美国、日本、印度的名,同时也暗示了苏联,“四面八方的反动派一起都来进攻中国吧,我的头发都等白了!”说起来似乎豪气冲天,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底气,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内外交困。文革前夕陈毅元帅莫名其妙的战争咆哮,“迅雷发叱咤”,反映的正是中共在国际孤立状态下末路穷途的焦躁心态,其发狂发飇反映的是中共对全球共产革命失败的绝望。“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如何应对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后怎么搞?中国向何处去?中苏之间及中共领导层出现“路线之争”,已是势所必然,感情用事不服输,应对无方穷折腾,则中国要出大事会有动乱也是必然!

二、文革是高调意识形态“革命”
面对共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的应对大致可以分为三派。毛泽东以发动文革作回应,是继续革命斗争派,简称“斗”派(毛派)。另两派可概括为“改”派和“拖”派,改派即务实改革派,以赫鲁晓夫及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拖派不改也不革,竭力维护干部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继续愚民欺骗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走老路拖一年算一年,勃烈日涅夫集团为其代表。斗、改、拖三字,述说的是一幕大型历史剧,反映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后国际共运惨烈的“路线之争”,其时代特征毛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1956年苏共二十大是国际共运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了红色苏联的阴暗面和斯大林的罪恶,开始扭转国际共运激进方向,对外求与西方缓和,对内搞“物质刺激”改革,提出“三和两全”,与强大的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赫氏冷眼相观,最后是公开批评,终于触怒了毛泽东。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毕竟失败了,毛被迫收缩战线,自己“退居二线”,让刘、邓出面收拾烂摊子,内心却如油煎汤煮,不服输还要缠斗!“天地转,光阴迫”,今后怎么办?理论上得有说法,实践上得制定新的路线,否则,执政合法性会受到挑战,弄不好得下台。毛于是将矛头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在国际上发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与苏共论战,发表了“九评”。国内则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阶级敌人及帝、修、反发起凌厉攻势!理论上也有所“创新”。
其实赫鲁晓夫并没有放弃马列旗帜,他在尝试改革的同时,也兜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却被毛批为“现代修正主义”。改革也得罪了党政干部既得利益官僚,在内外交逼之下,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退休”。此前中共曾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之九),专批“赫修”,此文毛曾动笔修改,亲自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以说明苏联已变“修”,共产主义是“假”。佛教居士赵朴初写了散曲《哭三尼》,戏谑帝、修、反头子肯尼迪、尼基塔、尼赫鲁,1965年被毛亲自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毛壮怀激烈,嘻笑怒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虽辞气不挠,却也和陈毅元帅一样,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文革前夕中共高层悲情弥漫,纠结于空洞的意识形态,政治生态已是极不正常。
然苏修继位的勃列日涅夫们,却并不理会毛的挑衅,他们不顾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按既定方针继续实践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搞起了掩耳盗铃把戏。1967年苏共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一步之遥,至于那一天宣布进入,则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实际上是无可奈何耍无赖。对此中共进行了无情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提出反修防修,针对的就是苏联,也是做给苏修看,毛说“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马列新路来。
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在现实中不能兑现,毛于是断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将原来预设的短暂“过渡期”,无限扩大为“相当长”,到底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文革中毛曾对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说“反修要坚持一万年”,齐氏求减,毛答应“减少两千年”,齐氏求再减,请中苏和合,毛回答“不再减少!” 林彪插话:“坚决不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共产主义何时实现?已是天晓得!毛也不过是挺直腰杆耍赖皮。按照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虽实现不了,但不能放弃,还要继续革命,更要斗争要专政,因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于是将斗争矛头转向了党内,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不满刘、邓为整治“大跃进”后遗症,向私有制退缩搞“三自一包”,认为是追随赫鲁晓夫。警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并说中央不听我,就带林彪上山打游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发动即从意识形态下手。
老毛“倒海翻江”穷折腾,中共务实求治的一线领导“刘邓陶”、“彭罗陆杨”、陈云、邓子恢等,对于发动文革竟不能有半点制约,反而是坐以待毙应声而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毛早已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苏式政教合一政体,教在政上,谁掌控意识形态,谁就执掌了政治话语权。文革中毛曾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他独衷情于“导师”,即红色教父,这比当主席当总统要强万倍。毛的拿手好戏是操弄意识形态,文革的性质就是高调意识形态“革命”,所谓“文化”,指的就是意识形态。毛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毛式造反口号:“破旧立新”、“兴无灭资”、“反修防修”、“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等,都是从马列意识形态“纯洁性”出发,以教执鞭,以教杀人!举重若轻打击一大片,若单纯使用行政力量,抑或是动用军队,都无法达此效果。由此毛敢当面训斥二把手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动小手指,就可将你打倒!” 1966年“8.18”检阅红卫兵,已失势的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伍修权说:“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反复地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大”。但毛“一句顶一万句”,可以将蚂蚱说成是凤凰。毛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也谈不上是共产主义文献,然经由教主说出,立即着了魔。毛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筒化为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于是成了文革关键词,整个国家瞬间即陷入宗教般的造反狂热。
十年文革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景观,轰轰烈烈却又癫狂错乱,整个国家自上而下一派狂热,激情抑制了理性,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压制了人性和基本伦理,路线斗争让人是非不分,阶级斗争使人心灵扭曲,斗私批修让夫妻反目、父子对垒。文革发动的基础,是长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本质上是一场愚民运动。本来大跃进失败共产主义实现不了,不仅毛的声望下降党的威信也降低了,但党加强了封闭式宣传灌输,隔绝民众与外部世界的资讯联系,妖魔化“帝修反”,毛大搞“政治挂帅”个人崇拜,使其威望不降反升,亿万民众充盈着愚忠心态,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李慎之说文革是“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统治的极权主义”。毛被捧上神坛,蛰伏多年的毛妻江青公然走上前台,颐指气使到处煽风点火,经长年洗脑的红卫兵小将,一经教唆就大打出手,“破四旧、立四新”,充当闯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江青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如宗教裁判所,谁革命谁反革命凭其一句话,一出口就置“第四把手”陶铸于死地。长期愚民宣传造成意识形态癫狂,看过彭德怀“自述”而有所醒悟的首都红三司司令朱成昭说:文化大革命“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文革对知识的践踏、对人的戕害、对道德和法制的蔑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与破坏。叶剑英元帅后来披露:文革有1 亿 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250 万干部被批斗,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但毛仍一刻也没有忘记实践共产主义。文革有一出戏说:“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就真切地反映了老毛心思。也就是说,上世纪50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挫后,毛仍魂牵梦萦耿耿于实现共产主义!
早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时,毛泽东就派其亲信侍卫汪东兴到江西,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在小范围仍实践着共产主义。文革时更下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竟停止全国高考10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最近戚本禹撰文回忆1966年文革之初,亲聆毛讲“五·七指示”。毛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毛侃侃而谈马克思批评哥达纲领,及东汉末张鲁设置义舍,“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时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提交的一份部队办农场养猪的报告,竟又引发了毛的共产主义暇思:“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领导也要定期劳动,和大家打成一片”。毛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陈伯达表示:“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于是发布“五·七指示”,党政军民学都“走五·七道路”,工厂、学校办“五·七农场”,机关办“五·七干校”,实践共产主义。毛的空想立马变成行动,却又害苦了一大批人,林立果说是“变相劳改”。
文革发动与共产主义仍干系不断,“五·七”指示发布后,不几日就发布“五·一六”通知。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获得毛泽东高度评价,因为“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然2月即遭叶剑英等老帅质疑,却又被毛斥为“二月逆流”。在将集体化等同于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狂热气氛中,文革大反“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八级工资制”,破资产阶级法权,贯彻“破私立公”,坚持“一大二公”,批刘、邓为“走资派”。时26军政委程世清少将率部入江西“支左”,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见到疏散于南昌的陈云,说要在江西搞大跃进,1970年程果然在江西搞起了共产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拆旧屋建新房,农田建设统一标准,并编了顺口溜:“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坡上”。“共产经”念起来顺口好听,却再一次把江西老表折腾苦了。文革中“共产风”再次在全国刮起,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5年普及大寨县,勾勒未来集体化路线图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仍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毛说:“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基础上,毛又提出“革命加拼命!”号令亿万民众不计报酬蛮干,做社会主义大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中国人口太多“大锅饭”实难吃饱,毛转而指示刚获政权的小国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曾指派张春桥帮助波尔布特起草“社会主义宪法”)推行比中国更左的政策,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宋成就明确表示,我们不要“过渡期”,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夫妻家庭关系,连城市也不要,统统到农村过集体生活,全民“吃大锅饭”搞共产主义,结果又饿死人百万。
然而,直到1976年毛死,共产主义无论在苏联、中国还是柬埔寨,都未见踪影。这年元旦毛调侃式地刊发了《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这首词写于1965年秋,立意为反修,讽刺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文革发动时还大量印发了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书,以几个留学苏联的日本大学生的观察,说明苏联社会已经蜕化变质,我记得其中谈到苏联青年人喜欢穿“牛仔裤”,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变修”的表现,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毛式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东西呢?文化大革命作了尽情的表演,实际上比“土豆烧牛肉”式“仙山琼阁”还要荒唐。所谓“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亦工亦农”的“五·七干校”,还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滾一身泥“脚上有牛屎”,“斗私批修”做共产主义的“新人”等,其实是落后的小农式共产主义,是反智反资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十年文革“探索新路”,并没拿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答案。毛无法在事实上、物质上拿出好的共产主义标杆,就转而求诸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穷折腾,活学活用毛著作,大树新人新事新风尚,精神变物质,以求“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实际上是上演了一场愚民滑稽剧。这场戏越往后越难演,但毛老了行将入土就木,也就顾不得那么多,还要狂斗下去:“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三、文革癫狂的反面:改革与开放
文革所谓“共大”、“五七干校”、“新农村”、“大寨县”等,继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让中国民众再一次遍尝毛式小农共产主义的滋味,赵紫阳说是“越干越落后”。文革时“在地狱中坚持思考”的思想家顾准认定:“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文革失败,宣告了马列毛高调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破产!乌托邦终究为虚假,高调再怎么唱,也只能是空对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毛主义并不是被人驳倒的,而是被百年实践证伪。上世纪后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惨遭失败!苏联垮台是一个标志,中国文革破产也是一个标志。普京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更受到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审判,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被官方彻底否定。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实现不了,西方不亡反而蒸蒸日上,已经表明马列主义不是“真理”,马克思没有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十月革命也没有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老毛不服,想另辟蹊径,在死胡同中穷闹腾,文革也算一场“共产主义试验”,是没有希望的垂死挣扎。
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革癫狂作为反面教材,让国人领略了共产革命的丑陋荒唐。赵紫阳说文革让他“大彻大悟”;胡耀邦说:“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不能再癫狂胡乱革命了,要回归常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私有制发展。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正常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与国际接轨”。胡锦涛也说“不折腾!”
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讲,就是不搞马列毛主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搞修正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的说法是“打左灯,向右拐”。毛指称刘邓为“走资派”,并没有说错。但不搞市场经济不搞资本主义,中国就发展不起来,中共也撑不下去,境况将更加悲惨。马列毛主义被实践证伪,刘邓、赫鲁晓夫等改革派较开明,想另寻出路。勃烈日涅夫等腐朽平庸的“拖派”(这种人在中国多得很,当今尤甚,所谓“维稳”者,恕不具名)无所作为,只能是等死。激进的“毛、张、江、姚”意识形态“四人帮”(王洪文是刘盆子,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做帮首),枉顾现实缠斗蛮斗(国际上格瓦那、波尔布特也属“斗派”),只能是给人民徒增灾祸。周恩来、康生集团曲意奉承(康生是周恩来“特科”老部下,临死时按周旨意揭发江青、张春桥为“叛徒”,康老奸巨滑其实更象周之为人,将其说成是“四人帮”一伙,是极大的误会。康的秘书李鑫更最早提出逮捕江青等),助纣为虐;林彪、陈伯达等先是入伙加炊,后被抛弃,这些人均属“斗派”。“斗派”只要圣教圣旨,不顾人民死活,“改派”虽也不弃圣教,但心中装着人民,乞望人民能有口饭吃。务实改革派在理论上“站不住”,却是共产党的唯一希望,况且邓小平及其继任者还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切实目标,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毛泽东一世枭雄,对于自己的失败命运是否清楚呢?应该是清楚的!毛临终前说文革“搞不好就血雨腥风”,“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怕遭清算。他固执地说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文革即其之一,容不得任何人反对,且“七八年再来一次”。他再次打倒小平,却也留了一手,未开除党籍。毛、邓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信仰都很坚定,对苏联模式都有不满,都主张有所改变,斗与改,是一个硬币的左右两面。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也震动很大。毛的秘书胡乔木说:“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毛并说:“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还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这些言论反映出的毛比“右派”还要“右派”。当然,这都是毛死后胡乔木等人的追忆,毛在何种情况下说过这些话,当时人民并不知道。
然而形势比人强,虽然广大民众被禁锢,以为国外水深火热,有待我们去拯救,但高层知晓西方世界微电子科技革命,经济在蓬勃发展的事实。故陈伯达1969年为林彪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将列宁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改为“电子化”,一字之改,颇具见识。林、陈也主张发展经济,却被斥为“唯生产力论”。赵紫阳说:“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毛则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人多,开始把“计划生育”纳入其乌托邦工程。当时报刊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的部署是“斗、批、改”,对苏式干部官僚体制下狠手,“踢开党委闹革命”,又建立“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还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林彪事件打乱了毛的部署,文革逐步失去控制。毛改革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朝“左”的方向。毛并非不清楚东西方差距在拉大,却头撞南墙不死心,内心很是纠结,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最后对文革竟不知如何收场,在“接班人”问题上举棋不定。
但中国的发展航向,在文革后期还是决定性地改变了,不是朝共产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这就是1972年中美破冰,结成准同盟共同搞垮苏联。
文革“反修防修”,1969年在“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队,虽然苏联以牙还牙在新疆铁列克提也歼灭了中国一支巡逻队,却仍不善罢甘休,企图用核武器对中国动“外科手术”,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提出“社会帝国主义”概念,将苏联视为中国“头号敌人”,发出“备战、备荒”动员令,林副主席发布“1号”疏散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形势十分险恶严峻。中共宣传部门后来描绘毛指挥若定,大手笔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乒乓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其实恰恰相反,主动方是美国,尼克松总统不能容忍苏军坦克象入侵捷克那样侵华,警告“新沙皇”不许对华动用核武,并主动在华沙、维也纳追着中国外交官通报,毛是被动被迫接纳了美方好意,老帅们研究当时局势,也认为联美制苏是好棋。毛于是在中南海与素有“反共老手”之称的尼克松总统握手,“结成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语)。
20年不到,毛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叫嚣美帝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个红世界,到投入美国核保护伞下,共同对付北极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先前哭丧“三尼”,如今却盛情款待第四个“尼”(克松),翻云覆雨确为政治变色龙,苏共指责毛为国际共运的“叛徒”,一点也没冤枉。但毛也无所畏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生怀抱政治浪漫主义。田中角荣首相来访,毛主动不要日本二战赔款,在地图上将北方四岛改画归日本。中美、中日破冰,实际上是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开始,所谓“大分化”、“大改组”,“三个世界划分”,都是乱弹琴,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晚年毛也顾不得国际共运前景了,反而坦言右派朋友更可靠,对尼克松说反帝口号都是“放空炮”,不必当真!联系起上述胡乔木等追忆的毛“右派言论”,毛到底是左还是右,或“形左实右”,似乎就很难说了。然毛属“斗派”极左不成问题,“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极左理论,毛的一生作为,都说明他是一个马列激进左派!1973年毛还令江青等批斗周恩来、叶剑英对美软弱,是“投降派”,不想要美国的“核保护伞”,不准批左只准批右,不搞修正主义,最后却又不了了之。说明毛当时对联合美帝反苏修,内心也很纠结痛苦,崩得紧紧的意识形态这根弦,很难很难松解。而上述一切又当作何解释呢?说明即便象毛泽东这样狂热死硬的共产主义极左分子,在世界发展大势严酷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弯下他那傲慢的身躯,接受共产主义失败的事实,虽然内心百般不服,却也无可奈何。高调意识形态是欺骗人民的,一阵癫狂之后,一切都归于零。

*****************************************************
总而言之,文革的缘由与祸害,都可归结到意识形态,文革是另类的共产革命,是意识形态癫狂,所谓触及灵魂,其实是主义幻灭。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与世界的面貌已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垮台也20多年,国际共运已寿终正寝,不存在所谓“高潮”与“低潮”。毛死后中共改变路线,改革开放,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现中国经济已跃居世界第二,这在毛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试想:“大跃进”全民大炼钢,两千万吨的指标也完不成,如今搞市场经济,中国年产钢7-8亿吨,产能过剩要限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而这在文革,却是要遭痛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左意识形态吹牛说假,颠倒黑白,祸患无穷,不改弦易辙,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对极左思潮意识形态根源不作深入剖析,留下了严重后遗症。现在仍有人以教执鞭,鼓捣乌托邦愚民惑众,希冀回归老路,以致左风又起。邓小平淡化意识形态搞改革,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但仍有死硬分子不服输,要作困兽之斗,共产主义不能及身而见,就“继续革命!”叫嚷须“几十代人不懈努力”,这是对历史对人民不负责任。中国人受极左意识形态残害,吃的苦够多了,要吸取“空谈误国”血淋淋的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没有必要为乌有之乡再作无谓斗争再作牺牲了。被百年实践反复证伪的学说,该抛弃就果断抛弃,解开意识形态死结,“让思想冲破牢笼!”决不能让愚昧癫狂的文革,在中国再次上演。(2016 .1.10)
(刊发于《领导者》总第70期,2016年7月出刊)
回复 樊梨花 11/2/2016 02:23
在印度,种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普通印度人在公开场合忌讳谈及自己或者询问别人的种姓,特别是低种姓更是对种姓问题讳莫如深。不过,最近在印度掀起的一场是否要在高等院校扩大为“低种姓保留比例”(从22.5%提高到27%和49.5%)的激烈辩论运动,却使得很多印度人不得不公开亮出自己对种姓问题的看法。
  
  低种姓印度人认为保留制度带有歧视性?
  
  “22.5%”,这是一个我最初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进修时曾经被困扰过一段时间的数字,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尼赫鲁大学校章中提到的“22.5%”就是印度著名的保留政策的比例。保留政策是印度政府为保障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种姓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权益而制定的政策,该政策规定了高等院校以及政府部门在招收弱势群体的固定配额比例。而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均是经过印度总统公告确认的种姓、种族或者部族。
  
  对于保留政策,尼赫鲁大学校章这样规定:“根据印度议会决议,尼赫鲁大学在校方的每个学习项目中为表列种姓以及表列部落的报考者保留的席位达到22.5%(其中为15%是为表列种姓,7.5%为表列部落)”。
  
  那末,我的同学中到底谁是表列种姓呢?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到这个保留制度?很多年后我认识了印度资深工程师库马尔,我没有问过库马尔是什么种姓,不过我知道他属于表列种姓范畴,而且他当年就是享受了保留制度才得以跨入古吉拉特大学。库马尔告诉我,他虽然是保留制度的受益者,本人也不反对这一制度,然而他却不会让自己的儿女利用保留制度去上学,因为他有足够能力来照料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我使劲揣摩库马尔不希望孩子享受保留制度的原因:或许库马尔是认为保留制度带有歧视性?他想让自己的孩子和别人一视同仁?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我又和印度作家拉克希米谈到保留制度。我表示非常欣赏保留制度在解决社会公正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属于印度种姓制度最高等级婆罗门的拉克希米却一直向我撇嘴。“你只看到了保留制度的一面,其实正是保留制度使得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日益下降,这些落后阶级的学生考试成绩很低却能进入大学,而许多考分很高的普通家庭学生却不能进入好的学校。”拉克希米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苏尼尔是我的外甥,他在孟买的理工科考试中取得87.33的平均分,但是由于他既不属于能够享受某种照顾的教师的孩子,也不属于自由战士(印度当年参加过争取独立运动的老战士)或者政府雇员的孩子,当然更不能享受保留制度,他只属于普通类考生,因而不能得到好的学院的录取。因为他的成绩刚刚接近这些院校对普通类考生的录取线87.00分的成绩,而那些属于落后种姓的孩子达到平均成绩50分便可被录取……许多印度的优秀学生由于在国内找不到好学校,不得不跑到国外读书。”
  
  我不知道库马尔的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但是拉克希米看法显然与反对印度政府扩大“低种姓保留比例”的声音一脉相承,而且拉克希米们的反对保留制度力量似乎已经积聚很久,难怪这场高低种姓之间的争夺权益运动在印度一些大中城市能闹腾多日,甚至酿成一些伤亡。
  
  印度城里人的种姓观念比较淡薄
  
  常言道,“一碰种姓,印度就乱”。印度种姓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印度教经典《梨俱吠陀》中谈到,当神创造第一个人时,由他的身体分出很多部分,“婆罗门是他的嘴,刹帝利是他的手臂,吠舍是他的大腿,首陀罗从他的脚而来。”而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便是印度种姓集团地位高低的排列顺序,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被排斥在种姓体制之外的人叫做“不可接触者”,也叫贱民,或者哈里真,这些人只能从事最卑贱的工作。根据统计,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三个种姓人数共占印度总人口10%,而首陀罗占45%,不可接触者约占18%。实际上,上述这四大种姓等级仅仅是最简单的划分,在每个种姓中还分支出大大小小“亚种姓”。
  
  从理论上是说,种姓等级区别在印度已经不合法,但它的确在印度发挥着重大影响:种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职务、地位、上升机会和障碍。种姓也决定了一个印度教徒应该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吃什么样的食物(通常高种姓人吃素食),穿什么样的衣服,从事什么职业,同什么样的人交往,与什么样的人结婚,享有怎样的社会地位和负有怎样的义务及责任,死后在哪里埋葬以及怎样埋葬,等等。然而,在印度的现实生活中,种姓差异以及种姓歧视似乎又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能够看的见并感受到,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每每和印度朋友接触,我总是在试图猜测他们的种姓等级,不过,考虑到种姓这个话题过于私人,因此如果印度人不主动谈论,我从来不会去问及。久而久之,我也逐渐学会了从印度人的姓名、言谈举止以及衣着等方面识别印度人种姓,比如叫夏尔马、雷迪之类的肯定是婆罗门;那些比较乐于主动谈论种姓的印度人多半属于婆罗门或者刹帝利;而低种姓的印度人通常不愿回答种姓问题,假如只有你和他在一起时,这个低种姓印度人经常会把他的种姓提高一个级别……
  
  想象之中,印度人在互相接触时会首先考虑对方的种姓,但是在公共场合却几乎无从察觉。对于这个问题,印度人这样给我解释:“在城市里,印度人的种姓观念比较淡薄,很少有人顾忌对方的种姓等级。”
  
  话虽然这样说,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印度高种姓与一个属于哈里真的印度科学家如何交往的实例。A是一位在西方国家颇有声誉的印裔科学家,他来自印度最穷的邦之一比哈尔邦,属于不可接触者。B是婆罗门,C是刹帝利,B和C均为印度一所著名公立大学讲师。有一天,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中国留学生小型聚会,尽管全场只有他们三人是印度人,不过整个聚会B和C从未与A搭话,后来A有事先走一步,当A出门后,我听到B和C小声在嘀咕“比哈尔”,两人眼里都透着对A的那种蔑视。
  
  种姓制度在印度农村的影响实实在在
  
  或许我看到的例子有些“极端”。如果说在印度城市里的确比较难以感到种姓制度存在的话,那末种姓制度在印度农村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印度农村走动,便会发现村落的居住方式基本是以种姓区分开来。例如我曾到访的位于印度中央邦的卡珠拉霍旅游景区的一个村落,就是大致以三大种姓集团,即婆罗门、非婆罗门和哈里真来划分。记得当时陪同我的印度小男孩不住地给我讲解着,这是婆罗门区,那是哈里真居住区。我知道,在印度农村,婆罗门多属地主阶级,佃农几乎都是中间种姓,而无地雇工则多为哈里真。不过,就村容村貌而言,我难以发现这些婆罗门区和哈里真区有多大差别,只是注意到婆罗门区村民门前的牛似乎多些,还有就是每个居住区都有各自的庙宇和水井。据说对于婆罗门种姓来说,它需要保持与哈里真的社会隔离,同时也需要哈里真从事诸如搬运动物尸体以及打扫卫生等工作,而哈里真则需要婆罗门举行宗教仪式时充当祭祀。
  
  其实,婆罗门也并不都从事那种所谓体面的工作,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如此:婆罗门在城市里有开车的、有给哈里真做家庭佣人的,在农村也有给低种姓地主做无地雇工的。然而,同低种姓相比,高种姓的穷人仍然具有很多优势。拉尼属于古吉拉特的一个低种姓。她向我抱怨说,一个婆罗门穷人在那些能够给予有形或者无形好处的政府雇员中找到很多关系,这使得他们在寻找工作或者上学时都比属于落后种姓的克利种姓以及哈里真拥有更多面试机会,因为目前公营和私营部门的主管都由那些来自高级及中等阶层的种姓占据着。
  
  按理来说,种姓制度使绝大多数印度人口无法逃脱世袭性不平等命运,因而印度社会应该是非常不稳定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多数印度人却安于现状,而且愉快指数很高。我在古吉拉特曾经接触过一位哈里真,他有一番特别令人回味的话,“神是公平的,我们同富裕的高种姓的差别是前世决定的,我们并不羡慕那些高种姓。说不定我们的来世可能比他们更好咧。”看来,种姓制度可能在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实现社会现代化发展方面是障碍,但是种姓制度的保守理念在印度社会稳定中起到的作用却不可低估。
回复 樊梨花 11/2/2016 02:25
希伯莱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最古老最核心的文明中的一条主线,从公元前六千年肥沃新月地带起源的一个文明。现在的西方欧洲实际上是这个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希伯莱思想是一个贯通古今的一条主线,虽然它像是黄河这样的巨大的河流这样,有时候它会流入地下,但过一段时间就会流出地面,始终占据着十分核心的地位。

我们再回顾一下希伯莱(民族)的历史,希伯莱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部族共和制度,后来演变为君主制,从这一点讲,希伯莱部族没有什么特殊的,因为人类大部分部族在它刚起源的时候都是一种类似长老共和制的起源,后来随着战争的压力,才慢慢演变成君主制的。这一点并不奇怪,你比如印度古代,释迦时代的贵族共和,或者苏美尔早期的历史上,基本都是这种村落的或者部落的共和政体。在这些政体中,长老和勇士掌握了大部分政权。一般的村民或是部落民只起到很次要的作用。但是长老和勇士和其他部落民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经常相互交换地位,所以说这是一种原始共和的初成。但是希伯莱的共和主义自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就体现在它的一神教性质上面。

犹太人在古代世界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民族。尽管自己实力并不是很强,但始终鄙视他们周围所有的民族,这一点也有它的理由,照现在的话他们认为他们是唯一一个法治的民族,或者是一个神权共和国的民族。他们的法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圣约,是神圣的契约,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更具体的区别是,中东或者其他地方信奉多神教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很明显的特点是他们实行人治,由君主强人进行统治,君主个人的意志就相当于法律。他们实行的多神教也是非常华丽的,有复杂的神和体系,其中的神,各种各样的神或半神,跟人类中的英雄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都最熟悉希腊神话,像赫拉克利斯这样的英雄,将来可以变成半神。宙斯那样真正的神,他们的行为也是贪财好色,动不动到人间去偷情什么的和凡人没有什么区别。印度古代的诸神因陀罗之类的也往往会跟凡人恋爱或者到凡间的村落中走动。巴比伦神话中马尔杜克这些神也是屠龙杀野猪这样跟人类的英雄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庙宇祭仪里都有华丽的史诗和战利像故事一样华丽。  

但是你看犹太人的庙宇,除了圣经和约柜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极端朴素,唯一的真神耶和华不以真身见人,凡人见到耶和华是必死无疑——神学家有个解释认为是因为耶和华走的是正义之路,所以如果你面见耶和华说明你是逆着神的正义之路走的,也就是说你走的是罪恶之路,只有你是走在罪恶之路的人,才能面对面的看到耶和华。凡是走正义之路追随耶和华的人,那就是跟着耶和华背后走的,所以你只能见到耶和华的背影见不到耶和华的面——当然这个解释可能是后来才产生的。当时的人最看重的是耶和华是没有圣像的,没有圣像没有装饰没有一切华丽的东西。犹太教的圣殿是极度朴素的。没有圣像的神,这在古代世界是非常罕见非常特殊的现象。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圣约是绝对真实的跟其他的假神不一样,也有它的道理。因为人类自然而然产生多神的时候,总而言之是根据自己的英雄形象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最能蛊惑人心或者说吸引信众的东西就是这个被抬出来的英雄圣像,而犹太人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一定要把它全部排除出去。  

我们注意后世就可以发现,天主教在这一点上是不大积极的。而最坚持最维护这一点的就是清教和伊斯兰教。他们格外强调这一点,(新教)谴责天主教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们通过圣像崇拜,部分的复活了偶像崇拜的许多特征,而偶像崇拜恰好是万恶之源。耶和华之所以诛灭了迦南或者其他民族,关键就是他们搞偶像崇拜和淫乱。后来新教在这方面继承的非常彻底,苏格兰的长老会在清洗圣安德鲁斯大教堂的时候,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们像是把衣服上的C字涂掉把衣服洗干净一样,把这个大教堂给洗的干干净净。他们的洗干净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教的什么袈裟啦,法袍啦,华丽的绣幔啦,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圣像和圣徒像。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洗掉之后,才是上帝真正的家。这就是犹太古代在士师时代,也就是摩西的徒弟,撒母耳、以利这些人执政时期的情况。这段历史大致上记载在圣经的《士师记》里面。士师这个词的意义相当于神学家和法官。这个体制后来犹太人政体里也有所呈现,也就是犹太人是一种由律法学者统治的民族,律法学者不是像君主一样世袭的,而是通过研究经学和神学的造诣突出以后,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民众的领袖了,这在军事贵族统治的古代世界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一系列特殊的现象也就使犹太人感到一种特殊的自豪,他们相信亚伯拉罕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救赎的保证。因为先祖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立的约就是保证他的子孙得到救赎。这一点是其他的非选民所得不到的。选民的真正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被真神耶和华所拣选的。他们能够实行长老共和制,这本身就是他们优越性的体现。长老共和制的核心是律法治人。律法是神圣的,是耶和华制定的,这跟人的契约不一样。因为人的本性是腐败而软弱的,因此人的契约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只有真神为人类定的契约才是唯一的正义的道路。至于东方多神教君主制搞的那些都是纯粹的人治的。根据君主个人和武断的意志。他们的意志通常受到妃嫔和宠臣的影响因此是一点也靠不住的。

但是犹太人还是面临着君主制压力,主要原因还是跟古代世界一样就是战争。像撒母耳在吉甲(立扫罗为王)就是这个因素。如果我们从纯粹历史主义角度来看,这反映的就是祭司集团和军事贵族集团的矛盾。撒母耳(在立王之前)警告过犹太人,你们不要想着像东方国家一样立王,他们那些都是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立了王会有什么样的坏处?那些王就要拿走你们十分之一的产品,你们的田地他们要拿,你们最好的物产他们要拿,你们的儿子要为他们服劳役,你们的女儿要受他们的侮辱。他们周围国家这些王所做的你们都看到了,你们难道愿意像他们一样吗?  

原文:《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11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
12 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13 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
14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15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16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
17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18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但是犹太人不干,说我们还是要立王。因为在这之前,犹太人和非利士人打仗已经打了好多次败仗了,士师以利的儿子就死在这个上面,神圣的约柜也被他们抢了,他们觉得非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首领他们才能打胜仗。后来他们果然在大卫的家族领导下打了胜仗,消灭了非利士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撒母耳的预言也应验了,大卫和所罗门家族荒淫无道,引进了许多外国的妃嫔,实行后宫制度,把多神教引进以色列内部,同时他们也开始横征暴戾,强暴以色列的国民。像最贤明的君王大卫,就为了贪图部下的妻子而枉法杀人,受到先知拿单的谴责。  

原文《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

1.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
2. 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
3.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
4.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5.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
6.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
7.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8.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
9. 你为甚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
10.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11.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她们同寝。
12. 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13.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14. 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15. 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你为什麼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   

后期以色列历史中,就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就是来自民间的先知拿着古代的律法书来谴责国王,就像先知谴责大卫王一样,他说你的行为不符合耶和华定下的律法,这是我们以色列人倒霉的根本原因。最著名的就是以利亚先知,他在犹太人行将灭亡的时候不断发出这一类的报丧性质的警告,理由都是一样的,因为犹太人违背了先祖律法,没有走在正义的道路上,我们现在变得跟多神教徒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上帝要利用亚述人利用巴比伦人来毁灭我们,给我们一个教训。最后犹太人终于亡国,虏到巴比伦。波斯帝国解放他们允许他们回来,然后这一次他们就摒弃国王然后就直接实行所谓第二共和时代。第二共和时代在长老会议的领导之下重建了所罗门的圣殿。然后随着罗马人势力东渐,罗马人给他们安置了傀儡国王最后把他们全消灭了。但是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仍然保留了他们类似评议会制度的那种长老共和制度。其核心就是在于它对律法的绝对信仰和坚守,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恐怕犹太人会是像其他被亚述人灭亡的各个小民族一样,也就渐渐同化消失了。

因为犹太人有这么多特殊之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被其他民族同化,律法就是犹太人的生命,圣约就是就是他们的宪法,律法学家就是他们的宪法解释者。因为神学是根本,政治只是枝叶。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耶和华所要求的那样,走正义的道路,那么法律是不必要的,根本不会发生冲突,政府君主长老都是不必要的。这些东西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为人类天生爱犯罪的缘故。爱犯罪就会有事端,有事端才不得不有世俗的律法来管着他们。所以从根本上讲,律法是关于罪恶的科学,没有罪恶就没有律法。因此神学是根本,政治只是神学的一个附属品,跟神学是没有办法区别的,神圣的契约——圣约本身就是至高的宪法和基本法。其他一切世俗的法律都是神圣律法的一种派生物。

所以按照我们课文(?)那套方法来解释的话,犹太人的高级法观念就是圣约,而他们的宪法解释者就是律法学家,包括法利赛人和犹太评议会的长老。而世俗法律是比较低级的法律,像地方性法律一样,它们最终的合法性来源必须追溯到圣约。而犹太人流散到欧洲各地之后,他们在欧洲各个君主之下建立了隔离区或者保护区,在内部等于是个小型政治共同体,其实也是以不同形式被律法学家所统治的。在东欧这些人往往被称为拉比,也就是本民族学有所成的教法学家,他统治本民族,代表本民族跟统治他们的外邦人,比如波兰国王之类的进行交涉。像斯宾诺莎所在的那些荷兰的犹太人社区就等于是个治外法权保护它的一个小共和国,有自己的特殊体制。  

使徒时代的犹太人把他们的许多传统传给了早期基督教徒。早期基督教会实际上也是一个长老领导的共同体。在文明的黑暗时代来临后,基督教会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种子银行那样的东西,在黑暗时代来临时把许多暂时用不上的文明的财富都以压缩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作为种子,希望等到黑暗时代过去可以重新拿出来,他们保留了很多遗产,最主要的是两希遗产,希腊遗产柏拉图哲学之类的,犹太人希伯莱律法的遗产,还有罗马法的遗产。这些东西都包裹在天主教会的传统之中。但是暂时是还无法展开的。黑暗时代的西方世界暂时笼罩在日耳曼蛮族和他们的习惯法的组织之下。但是教会正慢慢翻身,通过把罗马法和希伯莱律法的成分拿出来重新一点点展开。可以说欧洲历史从11世纪以后就等于天主教会一步一步把它从古典时代带来的遗产——罗马法遗产、希伯莱遗产逐步展开的过程。这个展开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跟日耳曼封建法的传统有一定冲突,同时这两种传统也是有内部冲突的。

文艺复兴是希腊传统的复兴,而新教改革是希伯莱传统的复兴,这两者有明显的敌对性,因为希腊传统在希伯莱传统看来,是明显的偶像崇拜。天主教历史上因为圣像迫害或圣像崇拜曾经打过许多危险的宗教战争。伊索里亚的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的毁灭圣像运动,构成了伊斯兰教后来征服东方(在)文化上最根本的基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宗教,不如说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另一个新教性质的改革。它要把天主教本身的传统纯洁化,把那些不符合一神教传统的东西统统消灭掉,然后再结合一些东方的文化传统重新打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方的叙利亚埃及之所以会那么容易的接受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圣像破坏派在当地已经打下了基础。而他们打下基础之后又被圣像崇拜派打倒了,于是他们很容易很欢迎教义跟他们非常接近的伊斯兰教统治。  

在欧洲的范围,16-17世纪出现了南欧希腊主义的文艺复兴和北方希伯莱主义复兴新教改革之间的严重冲突,天主教会等于是夹在中间的地位。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不是联合起来打击天主教会的,而是天主教会站在比较中庸的位置上,文艺复兴把它往世俗化的方向拉,而希伯莱主义把它往宗教化纯洁化的方向拉。北方人认为罗马教会已经太世俗化了,而南方人则认为它还不够世俗化应当进一步世俗化人文主义化。所以教皇夹在中间也是相当难的。从北方教会看,天主教会已经变得跟多神教差不多了,而南方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天主教的圣像中的人文要素还不够。有一个笑话是说南方人文主义学者在称呼天主教的修女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天主教的习惯称她们为姐妹,一定要用罗马词称她们为灶神维斯太的贞女(Vestal Virgins),就是侍奉罗马灶神的处女,她们也是奉行不结婚主义的。提到天主教的红衣主教的时候,不能称他们为主教,一定要称为罗马帝国的元老(Senatus)。而且行政官员也都一概称呼他们为罗马时代的执政官、保民官之类的。包括神圣罗马皇帝到罗马的时候也一般未能免俗的接受一下异教的这些头衔。罗马和意大利周边异教的精神和基督教的精神一直是纠缠的非常紧的,可以说人文主义就是异教精神的一个极端性的复活。这一点严重的激怒了北方的虔诚派。可以说,新教改革是一个大反动,他们对天主教的妥协已经感到不能忍受了。如果苛刻一点的说,新教就是天主教内部的一股塔利班式的势力,他们要把教会内部不纯洁的因素给清洗出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共和制度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种是南方的人文主义者复活的希腊罗马共和国的来源,就像黎恩济(Cola di Rienzi 1313—1354)那样,他的主要理想就是复兴罗马共和国,特别要根据他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要复兴罗马人民对全世界的统治。而南方的各个城邦根据这种精神重建,事先就扎下了浓厚的异教性格。而北方的共和有着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士师的共和国,犹太人的长老共和国。北方的希伯莱主义的新教改革者在宗教改革时需要找到一个不同于罗马教会和异教共和国的精神来源。同时他们也不在原有的封建体系内,他们自己既不是君主也不是贵族,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共和国找一个共同体的宪法来源,16世纪的北欧这等于是一个普遍的潮流。

(问题:萨夫纳罗拉的耶稣基督共和国是罗马来源还是希伯莱来源?)

北德地区所有的城邦都多多少少沾染了一点复古主义宗教狂热运动,就像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大家都要竞争的表态,或者就像中国文化大革中那样,大家都要竞争性的表态,只有我才是最纯净的伊斯兰教徒。我为了证明我比你纯净,需要把佛像砸掉,这不是因为佛像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通过这种行动,我能够证明我这个教派比你们教派更纯洁更神圣。根据类似差不多的理由,红卫兵要砸孔庙,同样也根据差不多的理由,北方的宗教改革者要竞相表达他们的虔诚。他们的名字都经常用圣经里面旧约上的名字,不喜欢欧洲贵族他们的名字。如果你用欧洲贵族的名字威廉、罗杰之类的,就显得有北欧神和异教的味道了。如果你用撒母耳(Samuel)、萨米尔(Samel)或者是汉娜(Hanna哈拿-撒母耳母亲)这样的旧约上犹太人的名字就非常纯洁了。

(问题:萨米尔Samel是堕天使的名字,不纯洁的啊亲)。

北欧各国的城邦各有各自表现激进的,最激进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再洗礼派,他们直接了当的宣布,他们的统治者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是大卫和所罗门的直接后裔,他首先要恢复一夫多妻制,像旧约里面的后宫一样,全民按照犹太教的律法来进行。比较稳健的就像加尔文的斯特拉斯堡共和国或者是日内瓦共和国,全体市民洗心革面,把所有旧有的东西统统烧掉,然后自己来到河边,大家一起宣誓,从今以后我们要像《圣经》所要求的那样生活。历史到此为止,历史中断了。我们像是先知以利亚在神殿里面发现约法一样(祭司希勒?),像当时的犹太人所做的那样(约西亚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革故鼎新,从此要做一个新人,做一个圣经所要求的好人,建立全新的共和国。当然我们新的约也要按照圣经的约法标准来做。

原文《历代志下》第三十四章

14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
15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番。  


原文《列王纪下》第二十三章

4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力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
5来,在耶路撒冷外汲沦溪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
6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邱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力和日、月、行星【或作十二宫】,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
7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沦溪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
8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
9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邱坛,从迦巴直到别是巴,又拆毁城门旁的邱坛,这邱坛在邑宰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
10但是邱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
11又污秽欣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
   12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
13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玛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汲沦溪中。
14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邪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她录、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抹、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邱坛,王都污秽了,
15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
  16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
  17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
  18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麼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
   19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邱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
   20又将邱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21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  

这里面的特点是,希伯莱主义是一种革命性的东西,它不像希腊共和主义,它有它的历史范本。希腊共和主义历史范本是理性主义的,或者说普遍理性的。因为罗马人认为它是普世的,罗马共和国的典章制度当然就是万民的楷模了。而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范本而有一个抽象的范本,这个抽象范本经过普世教会推广以后,就认为罗马法天生就是权威的法律。罗马共和国自然就是所有共和国的楷模。  

而封建法它是层析的,它没有成文法标准范围,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法,是日耳曼民族从生命里带出来的,通过封建主义直接在北欧各国实施,它没有抽象的理论只有具体的习惯,封建法的特征就是根据习惯做事而不是根据抽象理论做事。它的理念就在于先例和传统,如果没有先例和传统,它的生命力就全完了。  

而希伯莱主义的特殊之处就是,它在决定欧洲的三种营养中间,它是革命性最强的一种力量,它要斩断历史,过去的一切惯例统统不算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像是犹太国王在神殿中发现失传已久的律法书一样,今天就是历史的第一天,历史的元年,一切从零开始,过去罪恶的历史都是史前史——这种做法我们应该有点熟悉吧?因为这个传统部分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里,马克思的立场就是这样的,过去的历史在共产主义革命实现以前,它全都是史前史,是不值一顾的,共产主义实现以后,历史才是真正开始,过去一切都结束了。这一点在克伦威尔时代也可以见到,(当时)有很多神学家曾经非常认真的讨论过,是否要把古代留下的书统统烧掉,把以前封建法的契约统统不要了,然后我们像日内瓦共和国一样非常纯洁的开始。像托马斯·布朗这样根本算不上是很狂热很虔诚的这么一个医生,他在他的散文著作中把荷兰共和国称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觉得英格兰这样封建传统深厚的国家受习惯法拖累太多了,不如一把火烧掉,革命性的来个重新开始。

在16-17世纪,它是北欧的新教徒对犹太教传统进行屡次创造性转化,但他们的做法不是要建立消灭一切旧的法统的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要复活犹太教的士师时代那些纯洁的生活。当然搞这些的首先就是神学家,特别是加尔文宗的神学家。加尔文宗在神学方面在比路德宗要彻底的多。路德宗愿意跟君侯做一系列的妥协,把教会权力委托给国家,而加尔文宗则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共和主义倾向。接受加尔文宗的神学家即使开始的时候不是共和主义但过不了多久就都变成了共和主义。接受加尔文主义的地方势力不是萨克森那样的封建邦国,一开始就是北德的自治性质的共和城邦。特别重要的是斯特拉斯堡建立时的约章(四城信纲Tetrapolitan Confession1530)是后来苏格兰长老会(The Scots Confession 1560)的范本。而苏格兰长老会建立的庄严同盟及盟约(Solemn League andCovenant 1643)则是长期国会为英国长老会制定教区监督会议的一个范本。而英国长老会的这个范本又是流亡到美洲的清教徒的范本。也就是说朴茨茅斯清教徒签订他们的誓约的范本。朴茨茅斯清教徒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种子。

——此处还须与阿姨商议,1622年公理会Mayflower Compact的范本可能不是1647年威斯敏斯特信纲,1648年公理会的剑桥宣言(Cambridge Platform)范本是来自1647年威斯敏斯特信纲,但教政并不采用长老共和制而是会众制,文献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eformed_confessions_of_faith  

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些16-17世纪希伯莱主义的,北方的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实际上就是现在美国的种子。现在美国的许多特点,包括林肯和小布什总统,这种狂热的信仰,坚信自己正义的信心,坚信善恶不两立,我们是十字军战士等等精神,直接的来源于可以说是克伦威尔长期国会的精神,直接来自于诺克斯(John Knox 苏格兰)和加尔文教派。而他们跟欧洲的世俗人文主义是不一样的。欧洲人经常觉得他们太狂热太好战了,而美国特殊主义的根本也就是加尔文主义的选民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真正的起源(最近代的起源)是斯宾诺莎时代的荷兰神学家。荷兰对加尔文主义者最大的保守就是莱登大学,莱登大学是新教神学的真正大本营,培养出了很多神学家,我这篇文章里面讲了很多细节,哪个神学家写了什么什么文章,具体有什么什么观点,我这里就不讲了,这些一看就可以了,只是查资料的功夫而已,像查字典一样再继续叙述就没意思了,有用的人照这个资料查就可以了。  

这一系列的神学家当中你们可以注意到他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喻性质的,他们并不认为新生的荷兰共和国是完全满意的,因为荷兰共和国承袭了许多过去的封建权利。但是在和天主教西班牙斗争中,他们还是觉得这种斗争就像是古代以色列人反对异教徒的斗争一样的神圣。必须把他们比喻成古代的以色列的英雄。他们相对西班牙的胜利跟士师们战胜非利士人的胜利没有什么区别。过不了多久这种精神就传播到英格兰去了,变成了弥尔顿和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这些人共和主义的源泉。  

荷兰这些受到希伯来主义影响的神学家中间,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格劳修斯,我们都熟悉的国际海洋法学家,他现在是以此闻名的,但是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倾向于共和主义的具有现实政治关怀的学者。他主张,现实的荷兰共和国之所以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善的模板,也就是离希伯莱长老共和国的模板还差的很远,正确的办法就是我们复古维新,按照这个模板重新改造我们的荷兰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真正的法统是封建性的法统,奥兰治家族这样的封建贵族反对西班牙国王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西班牙国王作为领主,他没有遵守领主和附庸之间的封建契约,侵犯他的附庸的权利,所以尽管你是国王,但是我们仍然要反对你。你看现在的荷兰国歌,荷兰国歌好像是现在世界上国歌中间最长的,如果不是最长的也是最长的之一,它一开始就唱:

我,拿骚的威廉;流著日耳曼血液。忠于祖国;坚守这信念,直到死亡。我,奥兰治亲王自由又无畏;西班牙的国王,我一向尊重。  

(歌词里)他作为附庸怎么尊重领主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国王又是怎么暴君的,一直讲到第六节才说虽然你是如此伟大但是侵犯了我们传统的权利我们还是要打击你反对你,直到把你那些雇佣兵统统赶出去杀光为止。  我所皈依者就是上帝呀,我的主。您是我所依靠,我从来不想背弃您。请赐勇气于我——您永远的仆人。赐予我消灭那让我痛心的暴君的力量。  

(正式场合的荷兰国歌是唱第一节和第六节)  

现在的荷兰足球队员一般没有几个有耐心唱第六节的(笑),一般来说唱到第一节的时候就不再唱下去了。唱到第一节结束的时候就给你有个很奇怪的感觉,明明是荷兰国歌,而且荷兰又是从西班牙那里争取独立的,但是听他们唱歌的内容却是给西班牙国王歌功颂德(笑),这简直不算个国歌。如果中国人唱起国歌一直唱到天皇多么伟大你会有什么感觉?(笑)这就是他们的传统,这个传统造成的结果是,既然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西班牙的中央集权改革,那么我们革命成功的结果当然要维护我们的封建权利,于是结果就很妙了,荷兰是七个省组成的联邦共和国,所有重大决策总督大人个人是不能做决策的,三级会议也不能做决定,你必须向每一个省议会去请示,然后七省议会全部同意之后才可以,但是七省议会也不能自己做决定,七省议会是由各个自治市政组成的,省议会还要征询各个自治市政的意见,所有自治市政全部同意之后这个决议才能做出。这个决议手续是极其繁琐的,搞起外交是非常不麻利的。但是荷兰人很变通的制定了一个办法让它可以克服这个困难,这种变通办法也是非常滑稽可笑的:

如果绝大多数自治市政都已经同意了,只有一两个极少数的自治市政不同意,拉大家的后腿,大家也不能像波兰王国那样来一个自由否决权,一票就把绝大多数人都否决掉,然后大家只有解散回家了。办法是这样的,大多数赞成派的市政代表有权派出代表去到那一两个极少数反对派的市政议会那儿去,坐在他们那儿去负责说服他们,一直到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为止。如果他们一直不改变主意怎么办呢?还是有办法的,滑稽就滑稽在这里,法律已经规定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极少数派始终不改变决定的情况下,其他城市派过来的用来说服他们的代表,他们要负责管吃管住,意思就是这样的,如果你顽固的太久了,人家坐在你门口一直说服你,你要负责养这批人,最后你实在是伙食费开销太大受不了,算了与其继续养这批人,我们还不如从了大家算了(笑)。这就是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办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就说奥兰治亲王渡海进攻英国这件事就能看出来了,阿姆斯特丹就是他的政敌,他要是想说服阿姆斯特丹支持他的行动那是万分不可能的,阿姆斯特丹又是荷兰最有钱的市政,所以即使把其他市政的代表都塞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去,估计那些富有的商人也有实力至少是供他们十年八年的,你想想看十年八年吃喝供下去,那他的舰队就永远也出不了海了,等十年过去了那詹姆斯的儿子都长大了,光荣革命也不用再搞了。至于最后奥兰治亲王用什么神秘莫测的手段把这些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给说服了,到现在还是个谜。虽然时间也发生了三百多年,但是没有任何英国人或者荷兰人清楚,他到底许诺了什么利益或者怎么收买了他们改变了主意,本来这些人以前一直是反对他的。这件事情光荣革命居然能搞成的话,应该是一项严重的奇迹。后来梅奈根条约(Treaty of Nijmegen)签订的时候,荷兰大使说服法国路易十四的代表比较容易,说服本国的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市政代表要复杂多了,路易十四一个人就可以拿主意,荷兰那些乱七八糟的市政一个一个举行表决通过,那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荷兰居然还能打仗,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神学家很有理由说荷兰是受到上帝保佑的选民,这就是个证明啊,因为按照这种乱七八糟的程序,对阵西班牙绝对君主能征惯战的士兵,按说它应该是立刻打败才行,居然他们没有打败而且还打赢了,这难道不是上帝耶和华对它们特别保佑的证明么?仅仅是荷兰共和国存在和胜利这个事实就充分证明了上帝确实保佑了荷兰民族,所以确实证明了荷兰共和国确实是上帝的选民。这个证明方法非常绝妙的(笑),后来克伦威尔在纳斯比战役后(听不清)也使用了这种证明方法,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上帝保佑了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战胜神圣的国王呢?国王本来就应该是不可战胜的,他居然被战胜了,这个事实就说明上帝已经不再保佑他们了。不再保佑他们的原因一定是他们触犯了上帝律法的缘故。

好,格劳修斯差不多也是这一套,他提出的长老共和的理念就是针对着封建传统而言的,如果实行长老共和制,那么荷兰共和国就应该由饱受教育广受人民拥戴的律法学家来统治,这些律法学家中间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包括他自己吧,如果不包括他自己也肯定要包括莱顿大学里面的哪位神学家,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最喜欢的统治形式就是儒家的那种统治形式,由士大夫通过其他科举等形式选拔出来的德才兼备品学兼修的士大夫阶层来进行统治的。封建贵族野蛮军事贵族或者其他人统治都是太弱爆了,最好就是由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品德又好,学问又丰富,由他们来统治是最理想不过的了。照格劳修斯的理想,荷兰共和国就应该由这批长老来统治。就在他同时代,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就是这么干的,犹太人统治者就是他们的拉比,饱学的神学家对他们进行统治,他们因为是受保护的文明,也不打仗,所以也不需要军事贵族,这些神学家有学问的人对他们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方法中国人应该很熟悉,就是说只要中国不用打仗,士大夫阶级不会被外头征服,自己也不用去征服别人,那么儒家士大夫阶级的统治就非常像这种拉比式统治,只不过儒家士大夫是世俗人文主义,而不是信宗教的人,差别也就是这么一点。格劳修斯对荷兰共和国设计的这些统治形式与这些拉比就非常相似。后来差不多同时,伊拉斯谟斯为天主教誓言设计的统治也差不多,他也认为要饱学的拉丁文学者才是最好的统治者,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当然,这种单纯的理论都是不足以XXX的。

  另一位更重要的人物就是斯宾诺莎他本人,他被他的同胞驱逐之后,在新教荷兰的保护下写他的神学政治著作。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这是一部真正革命性的著作,奥兰治的威廉跟普通法的柯克爵士一样,当然不是革命者,而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反抗西班牙国王或是查理一世,都是因为这两个主君是革命者,他们搞中央集权的改革想富国强兵。而威廉和柯克要坚持封建传统原有的自由,要维护附庸在封建条件下的自由。他们自己也是封建贵族或封建贵族的依附者。而这些神学家,搞神学政治的,他们完全不受这种牵连,他们直接了当的要把封建传统一股脑的洗荡干净,就按照犹太人的先例,直截了当的进行共和制,但不是民主制。民主制当时是名声很坏的,民主制是堕落的民众的意志的体现。要知道,人都是有罪的,如果人没有罪的话,根本不需要任何统治,直接生活在天国里伊甸园就可以了。既然是有罪的就需要统治,那么把统治权交给罪人那肯定是靠不住的事情。罪人定的法律当然也是靠不住的。只有神定的律法才是帮助人类克服罪恶的东西。所以真正美好的共和国一定不是民主制的共和国,一定是长老制的神权共和国。神权和律法的共和国就是关键所在,因为只有神权和律法才能克服人类生而具有的罪性,建立良好的统治形式。所以旧约的统治形式是万万不能丢的,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法源,而且这个法源跟世俗的宪法不一样,它是不可修改的。上帝耶和华的指示当然是最贤明的,远远超过人类这些罪人的治理,所以我们不能考虑人类能够修改上帝的律法,我们只能培养一批人类的律法学家去解释上帝的律法,然后根据他们的解释来建立一个共和体制。神学政治说到底,就是讲的这些话。  

这些话我们搞英国思想史的应该很熟悉,因为这些话后来原封不动的出现在弥尔顿和哈林顿(?)他们的著作里。在英国内战前夜,属于国会党的那帮思想家,最喜欢提的就是这些理论。弥尔顿本人在为《为英国人民声辩》(1649)中指出,国王并不仅仅是查理国王本人不好、越权,而是君主制本身就是不好的,君主制本身为什么是不好的?因为它是上帝所指定的长老共和制的堕落,上帝早就通过撒母耳的口警告过以色列国民,你们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们错误的受到诱惑选立了君主,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建立了君主的统治,那么你们马上就要自作自受了,君主就要实施暴政虐待你们。并不是因为哪个君主变坏堕落了以后才虐待你们,而是因为君主本身就是罪恶的,他注定要虐待你们。不仅仅是昏君会虐待你们,就算是大卫王这样众所周知的贤王他也是禁不住诱惑也是会虐待你们。这就显示出上帝的智慧是远远超过凡人的。你们不听上帝的忠言肯定要自作自受。相反,现在我们国会军是要纠正这个错误,要真正的按照上帝的意志办事,建立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国家,所以我们是必然要胜利的。这就是他论证的过程。  


这些话我们搞英国思想史的应该很熟悉,因为这些话后来原封不动的出现在弥尔顿和哈林顿(?)他们的著作里。在英国内战前夜,属于国会党的那帮思想家,最喜欢提的就是这些理论。弥尔顿本人在为《为英国人民声辩》(1649)中指出,国王并不仅仅是查理国王本人不好、越权,而是君主制本身就是不好的,君主制本身为什么是不好的?因为它是上帝所指定的长老共和制的堕落,上帝早就通过撒母耳的口警告过以色列国民,你们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们错误的受到诱惑选立了君主,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建立了君主的统治,那么你们马上就要自作自受了,君主就要实施暴政虐待你们。并不是因为哪个君主变坏堕落了以后才虐待你们,而是因为君主本身就是罪恶的,他注定要虐待你们。不仅仅是昏君会虐待你们,就算是大卫王这样众所周知的贤王他也是禁不住诱惑也是会虐待你们。这就显示出上帝的智慧是远远超过凡人的。你们不听上帝的忠言肯定要自作自受。相反,现在我们国会军是要纠正这个错误,要真正的按照上帝的意志办事,建立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国家,所以我们是必然要胜利的。这就是他论证的过程。  

这个论证的作风一直延续到内战结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洛克vs费尔默辩论的时候,他们辩论的重点是什么?照现在的观点看就有点奇怪了,他们辩论的重点是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时代的事情。费尔默就认为,上帝制定了家长制,国王应该是家长制的直接继承人,所以亚当有权力统治夏娃,因此国王也就像是家长有权力统治儿女妻子一样有权统治他的国民。而洛克论证就是完全不同说法的,国王根本不是亚当的继承人,而经过多次篡位,家长的权力不能直接,,,阿姨的诺基亚铃声,,,但是洛克这件事情也是最后一次了,在洛克差不多或略早些时候,霍布斯已经开始对这种神权政治不耐烦了。后来有人说霍布斯遭到的迫害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当时的人敌视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太理性了!因为利维坦的理论中间,不太尊敬亚当和夏娃,不大尊敬旧约和新约里面的东西。他直接了当诉诸人类的理性,说是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可以结成缔约、结成条约。这种体系的正确性可以有争议,是不是像克伦威尔一样可以导向专制还是次要问题,关键在于这种做法是不虔诚的。而(保王党和国会党)双方都是虔诚的。保王党是属于国教派的,国会党都是长老派和独立派的,他们都是绝对不愿意背叛圣经教导的。你这样纯粹信任人类腐败的理性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的事情。人类的理性本身是靠不住的,不可能像上帝真言那样靠得住。你用人类理性自己去设计一个政体,这个政体专制也好共和也好民主也好,都是没有关系的,仅仅是理性这种设计方法就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大家都在异口同声的迫害他骂他,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洛克搞的那套实际上在思想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不像霍布斯那样激进,他的观点等于是回到那种以《圣经》和旧约为出发点的政治理论。整个英国革命时期,他们可以说是国会党和王党双方都要不断引用《圣经》和神学来辩论他们。  

光荣革命以后这种声音渐渐沉寂下去了,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实政治的问题基本上渐渐消失了,没有打官司的理由,大家就不引用神学了。但是不引用神学不是说神学的暗流直接就消失了,它通过两种形式还是继续发生作用,在国教会和新教会内部,神学传统还在延续着。在格莱斯顿这种人身上体现的很清楚。格莱斯顿主要是个神学家,他搞起外交的做法跟卡特总统很有相似之处,首先要考虑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屠杀照圣经的理论应该怎样解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朽的灵魂,像那个犹太人切斯特菲尔德勋爵那样只管国家利益,那绝对是不虔诚的。他虽然是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和殖民利益,但是从基督徒的观点看是不足取的。格莱斯顿作为优秀的神学家他首先要考虑的是,阿富汗村夫也好,保加利亚人也好,他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他们不朽的灵魂不能听任异教徒的残杀。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人权外交的基础实际上也是基督教教义。后来卡特总统的人权外交就非常接近于格莱斯顿这种教义。  

另一个更大的潜流就在美国。清教徒在英国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尽管他们以辉格党的形式把国王打残了,限制了国王的权利,但他们最终没能把英国变成一个共和国。共和主义的传统流传在国教会的基要派、长老派和辉格党的激进派当中,始终没能占领主要地位。但是在美国,美国一开始就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加尔文和希伯莱传统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始终处于主流。不用说林肯是神学家、威尔逊是神学家,国际联盟的基本理论就是加尔文宗的神学理论,就是美国的特殊论。威尔逊总统从小就坚信,他作为长老会的教徒——就是说跟长期国会的那些多数派议员属于同一个教派的——从小就坚信,上帝赋予美国特殊的使命。旧欧洲乃至旧世界之所以充满了战争和流血,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不够虔诚,没有遵守上帝之道。按照美国的特殊使命,就是用上帝之道去教育他们,让他们抛弃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外交,回到集体安全的道路上来。集体安全之所以行得通,就是因为它的行为主体都是受过上帝熏陶的人,他们的道德观念比旧世界的人要高一头,所以才能行得通。  

我们如果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那么威尔逊那套国际联盟还是康德主义的东西,什么永久和平的国际联盟啊,完全是书呆子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东西,会被现实政治家嘲笑的。这怎么行得通?人都是有野心的嘛。但是威尔逊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他不是启蒙主义者,他的根本立场是个神学家,他认为人当然是有罪的,但是用律法和加尔文主义传统,可以把人改造成像美国一样道德高尚的人。这些道德更高尚的人一起搞集体安全是可以搞的,可以实现的。而且这种集体安全比英国人和旧欧洲搞的那种现实政治的势力均衡要高明得多。他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成立。有很多欧洲人比如基辛格就认为他这种天真的迂腐把欧洲人给害了,本来实力均衡还能够稳定局势,一搞起集体安全来了就出来希特勒这样的人物谁也管不住了。但是照美国的看法就是归根结底还是道德不够高。道德不够高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你搞不出一个品德高尚的共和国。品德高尚的共和国相互之间是完全可以搞集体安全不会出现希特勒的,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既然我们都是高尚的民主共和国,所以我们内部是不可能出现希特勒的。而我们组成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内部就可以实行集体安全制度。尽管联合国和国联搞不了集体安全,那是因为他们道德没有我们高尚的缘故。  

这一点在现在美国外交中仍然占据了很大的实力。美国外交家像赖斯这种人,始终坚信美国的特殊使命,始终坚信美国的道德高尚,跟其他XX没法相比,跟其他地方旧世界比如说伊拉克,归根结底要依靠道德高尚的美国人对他们进行救赎。布什总统的十字军战争,你看他的措辞,整个就充满了十七世纪神学政治家的措辞。林肯总统讨伐南方的那些宣言归根结底都是这些,虔诚不虔诚的问题。虔诚不虔诚的问题比宪法不宪法的问题重要,比利益不利益的问题更加重要。从利益角度看,保留奴隶制很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从基督教徒的良心的角度看,这是亵渎神明的,所以无论如何这一战非打不可。而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伊拉克也许是不该打的,但是从正邪不两立的角度来看,这场现代十字军战争仍然是非打不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新教共和主义和希伯莱主义的精神现在最大的继承人就是世界上的霸主——美国。也就是凭着美国的力量,它仍然处在世界文明传统的中流砥柱的位置上。
回复 樊梨花 11/2/2016 03:52
很多中国人的观念:有能力,就可以欺压别人;没能力,就认同被有能力的人欺压。从来就没有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很多人看到有权势的人作恶,并不奇怪。反而是看到那些平常人和有权势人对抗的时候,还会在一旁说风凉话:“人家有权有势,你反抗有啥用?”——这就是几千年儒家文化缔造的中国社会。

【谁是傻逼?我!谁是蠢货?我!】转:西方人打中国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从此有了:
数学课本、物理课本、化学课本、生物课本、外语课本、美术课本、音乐课本、现代法律课本、现代医学课本、现代工程学课本。。有了铁路、轮船、电报、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灯、留声机、电影、清华大学、协和医院、⋯⋯⋯开放了思想,丰富了科学。

然而中国人打中国人,打过以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烧了课本,弄死了教课本的老师,驱散了学堂上的学生,关闭了学堂。数千年的历史事实,已经有力的证明,中国人历来心术不正,最喜欢弄权,最擅于弄权,最敢于弄权⋯⋯在思想上压迫你禁锢你,在物质上压榨你剥夺你。西方人比中国人对中国人好过百倍。
日本人杀中国人是深仇大恨,代代不忘,永世不忘啊!中国人杀中国人数以亿计,转眼即忘,生者充满庆幸,后代高呼万岁,世世代代醉生梦死!这是何等的无知愚蠢卑贱啊!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在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体制不改,你我皆为奴隶..
导读:显而易见,各国独裁者都犯有反人类罪,因为独裁者为了一己私利结党营私,建立专制制度、制造社会不公,剥夺国民政治权力,将本国人民置于他们的压迫奴役下,使国民失去了应有的公平、自由与尊严而沦为独裁者的工具和牺牲品。独裁者的存在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对公平与自由的蹂躏,对正义与真理的侮辱,是人类最大的不幸与耻辱,因此铲除独裁专制是人类的共同职责与崇高使命,为民主国家帮助专制国家受压迫人民推翻独裁暴政奠定了道义上的合法性。
回复 樊梨花 11/4/2016 02:31
孝字在甲骨文中原意为一个孩子跪在一个老人面前。如果孝是专指亲人之间这种以下对上的屈服,以上对下的威压,或者以幼对老的驯服,以老对幼的施压,则这种这种状况存在有何积极意义?

《诗经》中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路线,而今处处可见的那个“孝当先”的公益广告也时时提醒着华夏子民勿忘优良传统,当然,源远流长的历史也偶尔有另类离经叛道的声音,比如孔融就曾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还了得?杀!于是孔融便死于曹操之手。

生命的意义,无非是存在和繁衍,为存在,我们当爱自己,为繁衍,我们当爱子女,这一种本能。其实就连动物界也一直如此的,何以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孝道绑架子女,强令其必须奉养与服从,更在精神上灌输父母于子女的恩典,以至于在《二十四孝》中竟有“卧冰求鱼、割股疗亲”这等惨无人道的事迹流传,请问,倘你为父母,你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孩子我也舍不得)为你干这等事吗?我是宁自己死,也不会让孩子为我付出这等牺牲的,至于郭巨埋儿之类混账事儿的就更不必说了。

如果解释为亲情之间的尊老爱幼,则是人之自然感情,为何要以如此大德大义去推进?显然,以人之亲情而言,虎毒尚且不食子,作为动物的母性,为生命的延续,保护幼小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而幼小动物对母之依赖,也是天然的。为何到人这里就变得一种需要教育的道德,而且是首要的道德呢?

显然,人提出的孝,是有违人之本性。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图》,其实都是变态的故事,是完全扭曲人性的。那些关于孝的故事,几乎是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去做的。尚且做了,则是违背人性的。

比如《郭巨埋儿》的故事,为了省点粮食供给年迈的母亲,竟然亲手埋掉自己的年仅三岁的儿子。即使真的省出了粮食,作为母亲能够吃得下吗?即使再贪婪好吃的母亲,也不会忍心看着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去卧在零下几十度的冰上融出窟窿来捕鱼给生病的母亲吃。如果真能够这样做,而且真能够吃得下这样的鱼吗?因为违背人性,自然是不容易的。因为不容易,因此,才需要用这种极端的办法去鼓励。还因为有难度,才使得这种高难度的变态行为具有升官发财的诱惑力。

为什么中国孝道唱了数千年,但是家庭暴力不断?那是因为孝的后面其实掩盖的就是将家庭暴力与虐待行为的合法化。所谓的《二十四孝图》其实就是充满家庭暴力的虐待。但是,这显然是被美化了的故事。这种被美化了的故事,常常让中国的父母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子女面前,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也是这样,孝的权威发展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时候,家庭暴力与虐杀就不仅合法化了,而且成为固定的道德模式。因此,中国传统式的父母,常常就是蛮不讲理,胡搅蛮缠的。

既然父母可以这样做,那么为子女的又能够怎样呢?只能够一边表演孝道,一边虐待自己的双亲。我们可以看看晚清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中的描写:“往里面偷看:原来符老爷和符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儿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做声。

符太太骂得最出奇,说道,‘一个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的了,从来没有见过八十多岁人还活着的。’符老爷道,‘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得吃吃点,安分守已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道,‘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儿咸菜罢了。’符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道,‘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个没有补缺的穷官儿,供应不起!’说到那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

骂够了一回,老妈子开上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脚圆桌上。符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符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叭儿狗玩。

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甚么话,符老爷登时大发雷霆,把那独脚桌子一掀,匉訇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满地,大声喝道,‘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认真地爬在地下拾来吃。符老爷忽的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那老头摔去。幸亏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势子不少。那凳子虽然还摔在那老头子的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皮。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第七十四回)。”我在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就感觉那孝道文化实在是虚伪而血腥。

有一次与某高僧谈及中国人的一个奇怪现象,即在中国数千年来,人们一边大谈孝道,一边殴打双亲或者虐待孩子的恶性事件不断在中国上演。高僧说,这都是孝文化惹的祸。孝文化不仅将家庭暴力合法化,而且将家庭暴力大大地美化。但凡孩子打父母,都有该打之因。事情都常常出在父母本身,而不是孩子的过错。那些被自己孩子殴打的父母,如果从因果报应来说都是该打的。

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以暴易暴,小时候,父母打孩子,孩子长大了反过来打父母;二是溺爱成性,对孩子百依百顺,过度保护或者无情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那些与孩子一起健康成长,分享生命的快乐,平等对话,协商处理问题,互相尊重,充满温馨与爱意的家庭,怎么可能出现家庭暴力?

佛家以慈悲之心,基督以博爱胸怀,都不可能演绎出如此频繁、持久而恶劣的家庭暴力。以基督的博爱而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博爱。家庭成员不是上下级的等级关系,更不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每个家庭成员都是上帝面前的一员。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不仅有血肉之亲的人要如此,即使是天下之人,也是兄弟姐妹。基督文化里,孩子从小获得自由与自主活动的空间与机会。孩子的成长是快乐的、自由的,他的生命自出生之日起就属于他自己。作为父母帮助孩子获得自由、幸福与快乐,帮助孩子去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是其责无傍贷神圣职责。只有中国的家庭,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就成为父母的私有财产。成为家庭中接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工具,孩子成为父母可以任意暴打、虐杀与买卖的对象。中国文化中,人的生命不能够得到尊重、敬畏与保护,中国文化中没有被毁弃的东西,唯一被废弃的只是人的生命,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诗经》所谓“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实在是屁话,咱们做个手术还得签一个手术知情同意书呢,各位造人生孩子的时候,孩子同意被出生了吗?孩子乐意投胎到你家了吗?还不是你们两口子自作多情一厢情愿!所以,父母将孩子生到这个世上,实在是半点儿恩也说不上的,非但无恩,一旦你将一个孩子带到世上,你就必须要尽抚养的义务,尽心尽力将其养大成人,让其学会独立在世上生存的本领,就像野兽要教会幼崽捕猎鹰隼要教会雏鸟翱翔一样。倘若只生不养不教,岂非仅仅是于子女无恩,简直是欠下子女一笔孽债,至于那些生后即将子女抛弃的人渣,更是连禽兽也不如了。前阵子有被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女孩儿长大以后回国寻亲,竟然有那么多父母恬脸去相认,你们,也配?

传统的孝道,要求子女的绝对服从,事实上是将子女视为父母的私有物品,而非独立的人,这是一种单向的道德绑架,其实父母子女一场,子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来到这个危险的人世间,我们如不倾力去爱,帮他们渡过漫长的成长期,我们怎对得起他们呢?至于说回馈,当我们临死前,能够看到继承了我们基因血脉的他们独立精彩地存活于这人间,且比我们活得更幸(性)福更出色更自由,我们也当死而无憾了,这岂非子女对父母最大的报答?

如果我们养育子女却又怀着让他们长大以后必须奉养我们的目的,这便不是爱,而是交易。正如农民辛辛苦苦养肥一口猪,只是为了过年的时候杀了吃肉,你喂猪的时候,难道觉得对猪有恩了?
回复 樊梨花 11/4/2016 02:46
孝,在现代商业文明与普世价值中,不仅是一个伪概念,而且简直就是一个邪恶的观念。中国人脱离不了苦海,万恶之源在于孝。至于抛弃孝道之后的亲子关系,是不是就会像有些笨蛋想象的那样儿子要扇老子嘴巴了呢?断然不会。因为平等自由的亲子关系,以爱浇灌的生命之树,不可能开出恶之花,那些非此即彼的危言耸听,不过是其卑贱灵魂深处的恐怖幻影。
回复 樊梨花 11/7/2016 02:04
文革是反儒吗?

原创 2016-09-25 溪谷 道解天下事

文字狱的鼻祖是孔夫子杀害少正卯,大清帝国搞得更出名了,文革借《海瑞罢官》也在搞。排斥与打击异己是所有人治社会的共同特征,不管它以何种名义进行。

1964年中宣部、教育部颁布《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政治理论课必须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积极参加这一场阶级斗争……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最基本的教材。”帝王时代强调忠于皇室,文革时期忠于领袖,大跳忠字舞,人手一册红宝书。这是政教合一啊,而儒文化的帝王就是道德楷模,不过帝王还只是钦定儒学为国教,皇帝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领袖。

文革标志性文件“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换言之,文革只不过借文化之名行反右大清洗之实,目的在于打掉学术权威的愚民化运动。我们知道,不管一个社会是什么思想文化主导,学界的主流总是这个社会中比较聪明的那部分人。因此,打倒儒学不是文革的目的,打掉学术精英群体才是他的目标,就是要驯服学术界,让学术为独裁权力服务,为之唱赞歌,这当然也是儒文化的传统,只不过新君上台,原来那帮人不好用,因为前朝遗老按儒文化价值观是要效忠于前朝的,因此要换一帮新奴才上去才好用啊,由此可见,以为老毛是反儒的想法太过于天真。

文革侮辱甚至整死知识工作者,毁坏文物,这是只有ISIS或基地组织才会做的事,破坏历史遗物,就是胡作非为的体现。无为的权力是不会搞破坏,不干预民众自由选择的。儒是思想,思想必须自由,自由并不意味着不能被抨击,不是不能有反对的观点,而是不能被权力强行禁止。文革不是反儒,而是反自由,而反自由的方式很多,儒教本身就是反自由的,文革只不过以一种反自由形式反对另一种反自由形式,从而把知识阶层整死整怕,更加便于愚民化管理。古今中外,任何独裁者都需要愚民化运动以支撑其荒谬权力。

因此,文革的实质是反人性(要改造人性鼓吹大公无私,这也是儒文化特征),反自由,反法治,反文明;是马列版的义和团运动,是搞个人崇拜的人治社会,是愚民化社会中的乌合之众受到盅惑形成的民粹运动,是权力泛滥(包括民粹势力导致的滥权)而权利不受保护的互害社会,它与反儒没有实质性联系,只不过破坏儒文化的形式而完全继承了内法外儒的思维方式传统,特别是借着马克思主义的外壳完成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是传统文化之恶与外来之恶的集大成者,是人类大劫难。
回复 樊梨花 11/8/2016 01:46
至于常见的阴阳鱼,在中国的清晰出现应该不到2千年的历史,而其根源则可以追索到5千年前的东欧乌克兰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所以这是乌克兰人的一个文化标志。
回复 樊梨花 11/9/2016 03:15
传承的悲剧

原创 2016-11-02 溪谷 道解天下事


如果没有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化浪潮来袭,帝制皇朝不知道在东亚这块土地上还要延续几千年!为何在中国本土孕育不出现代的制度与科技文明?因为传统文化中没有逻辑思维与科学精神。

除了老子之外的中国古今所谓思想家,其实只不过是思想工匠而已,他们与木匠之类的传统工匠没什么区别,都停留在经验层面的认知,之所以用停留二字,是因为经验固然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途径,但绝不能停留于经验,否则与动物无异。普通工匠用的是感觉,思想工匠用的是感悟。都是片断性的,不成系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东西。

建立在感官碎片化知识基础上的社会,在管理上就是以德治国的人治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理性的公民法律关系,所以就依赖于血缘关系,乡土关系,同学关系等基于物质性因素带来的情感关系,这种非理性思想无法生成基于逻辑理性的文明制度体系,无法形成真正的法治社会;在经济上只能发展原始农业与手工业,只有这些可以不依赖抽象的理论知识体系也能做;在教育上,以《论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典型的道德指令或人生感悟而不具有逻辑性,不能启发人们思考而是固化人的认知边界,而关于生产技艺方面的知识则完全依靠子承父业或者师徒这种手把手的方式传承,也就是复制经验,最多就是积累经验,基于经验的东西无法通过现代教育体系以及出版得以大量传播而获得发展,没有抽象的理论知识,也就没有科技的发展。逻辑是思维知识,科技是自然知识。前者生成制度文明,后者生成器物文明。

权力的传承是把公有物私有化,把血缘这种物质性因素当作权力合法性来源;思想的传承是通过权力强行推广洗脑完成的病毒复制;知识与技能的传承,事实上就是一种合法的抄袭复制行为。不打破权力的私有制,民众就没有追求自身幸福的行为自主权;不打破思想传承的僵化洗脑,思想就没有自由;不打破知识与技能的传承,就不会有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当我们讲传承,通常所传承的内容都有一个明确的物质性载体,通常也是面对特定对象的;与此不同,道或者自然法则是普遍的,公共性的,开放的,它没有特定的物质载体,可以通过任意媒体面向任何人传播。

近代百余年以来,中国全面接受来自西方的器物与科技文明成果,少部分接受制度文明,主要是具体的管理制度,如财会,人事,经营管理等等,而对西方文明的根本制度,以及思想根基总体上一直是排斥的,也就是停留在晚清时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层面,这是所谓“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这也表明改变人的思想与相应价值判断之困难。至于上世纪引入马列主义,那只不过是在西方找到一个与儒家价值观高度一致的思想“知音”而已,却没有从根本上找到通往现代文明的活水源头,而停留在不可能生成现代制度与器物文明的所谓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而不可自拔,这就是为何中国缺少原创性精神的根本原因,原创不能没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源头。

因此,中国要融入世界文明,不能只在科技这些能直接带来物质财富的层面上接受西方成果,更不能因为短期内获得的一些明显的物质财富改善而沾沾自喜。而必须深入产生这些财富的制度与思想根源上完成接轨,才能化解经济发展中带来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恶化问题。不要把历史上的垃圾思想当成财富,当成自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成为这块土地上人民的精神桎梏,那是国人的负资产,早抛弃早解脱,更不能狂妄地认为以孔儒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能解决人类问题,鼓吹所谓的东方智慧,那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无知。

最后,与其让许多富人想方设法移民到文明国家接受那里的思想文化,不如直接把文明的思想移植过来,移思想难道不比移民来得更加人性化、更加普惠性吗?把自己的故乡变成移民目的地一样美好不是对先人更好的慰藉吗?传承所谓祖宗文化是愚民社会的悲剧。幸运的是,在所有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从未被真正解读过的《道德经》思想为国人通往普世文明指明了道路,它不仅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更提供了一个沟通的情感桥梁,让国人觉得华夏祖先不全是愚民思想,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类智慧之源产生于华夏大地,只不过两千多年来从未真正揭开它的奥秘,而《道德经---无为与自由》,正是这条路的真正起点。因此,为了您与子孙的未来,让我们共同推动这种思想的传播!
回复 樊梨花 11/22/2016 22:06
对杨恒均论中国模式的议论
高越农2016年11月21日
四年前,在杨恒均的新浪博客刊出这篇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后不久,就有人把它传过来。当时就有“雪卷风升”推荐,说此文“很耐读”。但是,我草草读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
最近,网上传来辛子陵先生的推荐:“我读过不少论述中国模式的文章,只有杨恒均先生这篇文章把中国模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说明白了。”它促使我再把此文翻出来,硬着头皮阅读后,匆匆发两点议论如下:
1、“中国模式”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的选择?
杨恒均说:““中国模式”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搞接轨的一种模式。”
但是,他并没有说清楚“中国模式”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的选择?
纪念孙中山诞生150周年,辛灏年在2016年11月5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厅发表演讲》里面说:“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复辟:袁世凯复辟83天,没有形成时代;张勋复辟11天,没有形成时代。只有中共1949年,在中国最辽阔的土地上,实现了复辟,并且形成了一个复辟时代,至今已经60多年了。”我认同他的这一意见。
我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三次复辟中最后一次复辟的产物。它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它不是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至今仍然没有对于自己命运的选择权);而是执政党的选择。它是执政党在遭遇重大历史挫折以后的一种选择。
不把这个实质问题揭示出来,一切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就统统不着边际,更何谈“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2、杨恒均的“中国模式”论是一个悖论
杨恒均说:“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指出了两种可能性:“如果国家集中力量办了大事,赚了不少钱,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钱财还富于民,改善民生,那么,“中国模式”无疑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最好的模式;而如果“中国模式”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去干了“大事”,可逐渐富裕起来的国家始终只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效劳,甚至反过来对付老百姓,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世界上最坏的。就这么简单!”他显然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第二种可能性却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文章末尾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中国模式”积累起来的巨大资产回到国民手里,而不是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支配与独享?这办法只有两个字:民主。”也就是说,第二种可能性是可以通过实行民主加以排除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排斥民主。何以见得?“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是一党专政的同义词。而一党专政必然排斥民主。
杨恒均也说到,“中国模式”最大的阻力来自内部,来自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为什么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无止无休?不就是因为国内没有民主吗?杨恒均先生的“中国模式论”已经发表四年了。君不见:四年来,中国的民主仍然无声无息。再别提反民主愈演愈烈。
杨恒均还说到:““中国模式”能够发挥优势的前提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都是近似于圣人的伟人”。君不见:四年来“掌握绝对权力的人”越来越露峥嵘,越来越不受“民主”的制约了。

facelist doodle 涂鸦板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站内文章仅为网友提供更多信息,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本网站仅为网友提供交流平台,对网友自由上传的文字和图片等,本网站
不为其版权和内容等负责。站内部分内容转载自其它社区、论坛或各种媒体,有些原作者未知。如您认为站内的某些内容属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络并进行处理。
关于我们|隐私政策|免责条款|版权声明|网站导航|帮助中心
道至大 道天成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联系我们|天易综合网 (Twitter@wolfaxcom)

GMT-5, 12/10/2019 00:44 , Processed in 1.007320 second(s), 14 queries , Gzip On.

Copyright 天易网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 2009-2015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