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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文化残暴欺诈之根源

已有 1138 次阅读11/19/2016 03:32 |系统分类:文化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表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其根源就是不信正义的上帝以及不知求真的方法与逻辑。反过来说,信仰正义的上帝与学会逻辑科学方法是中国人彻底走出丛林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文化的残暴性、欺诈性和愚民性集中体现兵家身上

 

中国一直是个丛林国家,武力为先的统治手段在中国历史之早,举世罕见。黄帝的统治是通过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血流飘杵”的战争实现的。为了警告作乱者,黄帝竟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经.正乱》)。这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北宋开宝二年(969)大将王彦升生吃战俘数百人。两宋时期,军中吃战俘是普遍的现象,连岳飞也不例外,所有才有野蛮千古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1斗米要数十千钱,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15千钱;肉质还分等级,男女老幼不等。吃人风潮席卷全社会,以至于流行用“两脚羊”来称呼人肉。齐鲁一带的汉人从山东逃到杭州,甚至把人肉做成肉干来吃,而且中医还鼓吹吃人可以延年益寿。文革时期,吃人风潮席卷广西等地。

 

据统计,从秦皇统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历朝历代,都有“峰火连天”、“白骨蔽野”的记述。正是正义之神和宪政的缺乏,才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所谓“止战”、“胜残”、“去杀”、“慎刑”一类主张,不过是缺啥吆喝啥,对好战滥杀力图矫正罢了。但吆喝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滥杀战俘吃战俘人肉终难止住。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时,袁绍兵有八万人投降,曹操一个不留,把这八万人统统杀了。后人评价说,曹操的做法对自己有利。虽说是八万降兵,但管理成本高昂,要给他们吃喝,还要防他们造反。释放是人道的办法,但这些士兵都是袁绍的人,他们回去后,会被袁绍重新组成军队再打回来。也就是说,为了胜利是不需要人道正义,唯有屠杀屠杀再屠杀。

 

在西方,战争目的不是杀人吃人,只要投降就行了。战俘或交换或者卖为奴隶。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不杀降卒是西方的通则,而在中国杀降卒却是司空见惯。秦将白起就坑杀赵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李鸿章就经常杀降卒数万,李的外国军事顾问骂李鸿章是野蛮人。

 

中国兵家谋略——兵不厌诈。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为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幸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已成国际显学。“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奉为圭臬,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老子装弱装孙子像水一样柔弱以迷惑对手的阴谋思想就是来源兵家。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当今中小学课本中的“五千年文明”智慧代表之一“田忌赛马”对我们民族“不讲诚信”的野蛮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兵家多征战撕杀,残酷嗜血;兵家的目的是驯服万民,为君王卖命,自己在这过程中谋取功名利禄。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百姓的手段只能是野蛮和残酷的。

 

“尚同”的残暴专制源于兵家。孙子说:“使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威”(《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国古代的兵家驯服民众的办法就是恐怖和死亡,他们以此绑架民众,只能跟谁他们走到底,否则就会死的很惨。孙子在练兵时只因吴王的两个爱妃2次没号令排好队,孙子就杀了2人,连吴王的求情也被否决。他以恐怖手段达到了威使众人的目的(杀人立威)。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却为当代的中国人所肯定。

 

中国的愚民思想起源于兵家。孙子曰:“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九地》)。此后,诸子百家都强调愚民。兵家主张将广大士卒当成没有头脑、任凭驱使的“群羊”,“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云:“将德(将者,于士卒不可不德)保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用之若土芥”暴露了“将德”仅仅是一种手段:“将德”的目的,只在于把士卒像泥土草芥一样使用,才有一将功成万骨枯!

 

二,中国文化残暴性和欺诈性的原因是不信正义的上帝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在顶层的表现。中国一旦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绝无例外要做三件事:第一件大杀功臣、忠臣,为剿除竞争对手和皇权世袭开辟道路;二是迫害知识分子,尤其不愿为其所用、有独立政见者;三是在政权的驱动下,大造个人迷信的欺诈性说教,使人民诚惶诚恐接受“君命授于天”的个人崇拜。

 

专制社会充斥着统治阶级散布的谎言以掩饰其残暴。统治者都会散布两类谎言:第一类,此厮该死,那贼该杀,以此来证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第二类,吾皇英明神武,泽被苍生,德播四海,真龙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让人民接受专制特权的合理合法。

 

古希腊神话说,宙斯赐予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都有平等权利。宙斯说,“凡是不讲尊敬和正义的人,一概处死。”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须拥有正义与敬畏的品质。这表明:政治和人们的良知、正义是紧密相连的,正义是政治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普罗泰戈拉说:“法律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俗成”。他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配称为人。

 

吴思鼓吹暴力至上,根本不佩称人。那么多人喝彩,说明中国处在丛林社会。吴思批判腐败潜规则等,那和民主无关。吴思鼓吹“血酬”暴力决定一切社会规则的元规则,就是暴力至上。吴思到处演讲暴力,还跑到香港讲。这是共党支持他,他本人在文革时期就是共党,而且是共党后代。他宣传中国自古暴力决定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面在说历史,实质就是告诉香港人,北京的暴力决定你们香港人的一切,港人别争了,你们斗不过北京。吴思宣扬社会无正义,只有弱肉强食的暴力,还宣扬打不赢就逆来顺受,就忍,就做奴隶。吴思宣传暴力,对正义的民主事业危害巨大。

 

越宣传暴力,当局就越要亮剑屠杀,而士兵们心中充满了残暴的杀气。两派打起来,必然血战。没有真妥协,民主不可能。中华民国就是没有真妥协,各派军阀总是想吃掉对手,结果让共党坐大。社会只有走非暴力的博爱路,宪政才有可能。这是宪政发生在西方的原因。基督教的非暴力的博爱思想深入士兵心中,使共产党屠杀令作废。这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灭亡的文化原因。叶利钦就呼吁东政教发动信徒反对“8.19”政变。在西方,人们经常通过教堂来传播思想信息。中东的伊斯兰教更是以教堂为中心的社会(朝拜圣地麦加常发生踩死人的事件也依然毫不畏惧)。唯有中国教会随时在当局监控下,时刻面临着坐牢的危险,因此小心翼翼,对国人影响有限。

 

儒家文化重亲情最终导致社会混乱。当你在家庭里强调孝亲价值的时候,讲爱屋及乌并兼顾别人的感受,但是毕竟是从私开始,强调的是亲疏远近,到社会以后就有了裙带风,也有非常多的与血缘有关的腐败状况。每个中国人崇拜的是自己的祖宗,他没有共同的神,除了在家族之内有一定约束外,在家族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成一个利益纷争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血亲关系,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一个共同的上帝去管他。这时,中国礼教就要求人克己,做圣人君子,但难度非常大,因为每个人的圣人君子标准不一样,社会缺乏基本的正义共识,乱的一塌糊涂。

 

而欧洲美国没有儒家文化,但它有宗教,都信上帝,上帝是他们共同的保护人。这样一来就他们就不会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血缘关系、亲疏影响就变得小了。他们走出家庭来到社会,就会一视同仁的平等相处。而且西方的法治是做人的最低标准,你不按这个标准做,马上就要受制裁,所以容易做到。由此可见,西方人有一个共同的普世价值观——法治、信仰上帝——人就会克制自己,不愿意进地狱,要进天堂,这就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体制。

 

 

中国情况正相反。首先,人群的划分是从家族开始,然后才是社会,先顾自己,然后再心系天下。这样一来,就使得这“私”悄悄隐藏。其次,中国人一进社会,就是一个竞争关系,你有了我就没有,人人都为小家利益拼搏,每个人身后都以家族为支撑,斗起来就没有底线,弱肉强食或者同归于尽,没有正义,残暴无比。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被杀,其思想被发扬光大。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因此成了西方的神,耶稣是正义的化身,耶稣的思想成了西方人指路明灯。中国的少正卯讲学强调求真务实,不利于专制统治,而且追随少正卯的学生一度超过了孔子,孔子做官7日就杀少正卯,少正卯思想彻底失传,这就奠定中国文化虚伪欺诈的悲剧。儒家文化没有诚信,没有正义,只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死的都是别人。每每遇到了困难与危局,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逃跑: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动辄“乘浮桴于海”,一种随时准备逃跑的投机姿态,毫无解决问题的责任、智慧与勇气,而这样的人竟然是整个民族的圣人圣事。这样的民族必然多灾多难。

 

当局刚刚枪毙杀村官的“义人”贾敬龙,2016年11月16日晚陕西延长县发生特大血案:村主任曹英海一家被人砍于血泊之中,3死6伤。所以,中国社会只有走非暴力的博爱路,民主宪政才有可能。可是一些人就是迷信暴力,他们不知道:非暴力思想并不是废除一切暴力,废除只是非正义的暴力,防御性的暴力就是正义的暴力。

 

三,中国欺诈性文化的原因是不会求真

 

在陕西临潼:村民病饿死8年后 村长长期冒领死者粮食直补款。这就是官僚欺诈弱民。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论文抄袭成风,校长申报院士的论文都是抄袭的;连医学论文都可以买卖,而且生意兴隆;2016年科学家韩春雨刚在英国发表1篇假文章,就利用它谋取了2个多亿民脂民膏。面对诸多科学家质疑,河北科大百般包庇。根本原因是儒家的父子相隐的骗子文化所致。

 

儒家之所以成为皇帝的帮凶,是因为它奴才似的狡“智”为皇帝所喜,可以用谎言来使老百姓愚昧化和工具化。“信”被儒家牺牲。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孔子在《论语•子路》曾指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即:说出的事一定可信,说了就一定守信用,一定办到,这是个浅薄固执的小人呀。孟子说过:为了“义”可以不必说出真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一。

 

孔子鼓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他自己就不兑现。他没做过史官,居然就敢编辑史书《春秋》。在《春秋》所记载的240年中,孔子的“祖国”鲁国,有四个国君被杀,一个被打跑,还有一个客死外邦。如此重大的事件,《春秋》是一个字不提。这就是“为尊者讳”。连编纂史书这么严肃的事情,都可以说谎了,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可以说谎的呢?孔子编《春秋》的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说谎。避讳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由于儒家倡导避讳,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且令国人神经兮兮,荒诞离奇。

 

到了宋朝,连“丘”字也要避讳。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斤”,或写作“某”,或用朱笔画圈。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丘姓也被迫写作“邱”。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不单为圣人讳,还得为所谓尊者贤者讳。杨万里任监司,出巡外地,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不悦,说:“万里昨日到”。太守大惧,赶紧下令将歌妓收监。田登做太守,元宵节不许百姓说灯,下令把点灯三日说成放火三天,开创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千古奇迹。

 

一位中国老师给美国小学生讲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从地主家借了口大锅,完事还了一大一小两口锅,说小锅是大锅生的孩子,地主当然笑纳。过了几天,又管地主借锅,这次没还,说是锅死了。听了故事,美国小学生并未称赞阿凡提的智慧,而是质疑:他用小锅骗了地主的大锅!他为什么不靠劳动创造价值去赚钱买锅呢?

 

这就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孩子看待问题的不同,明明是欺骗,一方认为是智慧,另一方则认为是不齿。目前,中国许多金融借贷诈骗就是这样发生的(见许锡良: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

 

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中国人开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孟子还把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潜逃,称为大孝,号召人们学习。

 

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圣人的教导密切相关。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智慧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是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 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的高超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国家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许多大学的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弄虚作假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败坏了社会。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伤害了每个中国人。科学才是探求真相、真理、创造财富的正确之路。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更骗不了神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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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8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11/19/2016 08:53
陕西临潼:村民病饿死8年后 干部长期冒领粮食直补款

作者:跪射俑

“他都死了8年了,他的粮食直补款还在被原村主任一直冒领,直到换届才被发现,太让人气愤了,生前无法享受国家低保活活病饿死,死后莫名其妙被村干部领取粮补整整8年”一村民说。      

2016年10月9日,跪射俑接到村民举报,笔者来到西安市临潼区相桥街道办新李村了解村民吴长利粮食直补被冒领一事,据村民介绍,2008年冬天,他们在吴长利的家里,看到在没有门窗的房间里,发现了全身僵硬的吴长利死在床上,谁也不知道吴长利到底死亡多久。

村民说,他死亡的前20天左右他的儿子吴金虎得了急性痢疾,没钱医治,再加上营养补充不上,发现时已经死在后院的雪地里,家里一片狼藉,几块砖头垒起来的简易灶台上一口生锈了的铁锅,算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

吴长利和他儿子的死讯传开,村里人议论纷纷:说吴长利智力有些问题,没有生活来源也无劳动力,还带着一个儿子,家境贫寒,算是村里最穷的人了,村里当时若将其列入低保户名单,给予他们最基本的保障也不至于被活活饿死,更有人透露消息,说当时在任的妇联主任薛完会,将国家发给贫困村民的粮油之类的补贴未曾下发,把应当属于死者的米面粮油全都拿回家。  

据反映,吴长利病饿死后村主任冒名领取粮食直补款,“如果没有换届选举的话,原村主任薛完会如果继续连任下去,不知道她还要冒领多少的死人粮补款。”据知情村民介绍原村主任薛完会冒领吴长利的粮补 。“整整8年,去年换届选举的时候此事才暴露出来。

“要是饿死之前能给予补助,他俩人也不至于活活饿死。”据村民反映,村里最穷的人没有资格享受国家低保政策,而薛完会与村支部书记李三堂在职期间,把符合领取救助款的吴家父子没有列入享受国家低保政策的范围: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以及残疾人、失业人员等月收入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优抚孤老及优抚对象。且申请低保需要出具书面申请书、家庭合影有关资料,那么在吴长利死亡之后,又是谁代替他办理的手续?死者又是如何签字摁手印的?

薛完会冒领吴长利名下的粮补长达8年时间为何无任何部门认真审核发现此事?更令人蹊跷的是,2015年4月该村委会换届需移交工作,薛完会担心此事暴露,便在街办财政所出具一份证明,证明显示2015年4月1日薛完会将自己名下多年来领取死者吴长利的粮补转到吴长利哥哥吴碾场的名下,想以此来洗脱自己。

而她办理此证明的时候,不知道吴碾场早在2014年12月22日已经病故,虚假证明上吴碾场的签名以及摁出的指印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回头再看薛完会出具的转移粮补证明,吴碾场签字同意的地方,血红色手印清晰的刺眼。莫非他在愚人节起死回生之后签字画押领取了弟弟粮补?(以上为当地部分村民反映材料,以权威部门调查为准,同时也邀请新闻单位记者进行深入调查)
回复 樊梨花 11/19/2016 08:55
不幸的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崇尚的圣人,从杀少正卯开始就奠定了这个文化的悲剧。因为,这里隐藏了一个成王败寇的法则。而西方的苏格拉被杀殉道,因此成了西方的第一哲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宣言:让我去死,你们去活,不知道谁更会有前途,只有神知道。苏格拉底的死,超越了世俗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传统。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也因此成了西方的神,那都是道义的化身,没有把杀人的人当成圣人来崇拜。把“你死我活”动物丛林法则,转化成了“我死你活”的人类文明的开端。

苏格拉底与耶稣的被害,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先河。而孔子的出现仍然是动物世界里的“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的化身,其实说起来仍然只是野蛮。儒家文化所谓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之书,所为何事?只不过是学会了虚伪。所谓成仁,只不过是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所谓取义,只不过是舍他人之生取自己之义。孔子活了73,孟子活了84,死的都是别人。每每遇到了困难与危局,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逃跑: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动辄“乘浮桴于海”,一种随时准备逃跑的投机姿态,毫无责任担当,与解决问题的智慧与勇气,而这样的人,与这样的人生态度,竟然是整个民族的圣人圣事。这样的民族不多灾##多难才怪。

一个视自己同胞的生命为草芥,却有着狂热的权##力崇拜与祖宗崇拜的情结,而且这些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且这样的传统文化,一旦被冠以“优秀”的名目,我们后人只有继承与发扬的义务,没有质疑与改造的权利。这算什么呢?一个缺少良知与正义感的民族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如果以成##王败##寇作为核心价值标准,如果整个民族千百年来,都是在崇拜权##力与暴##力,如果大家相信为了结果的成功,可以不择手段……那么,谁又会在乎死多少人,又有谁会在乎有多少孩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呢?
回复 樊梨花 11/19/2016 09:00
法治是以法治国,王在法下,这是约定之法,可以商量;法制则是依法治国,王在法上,王定之法,没有商量。

《管子·任法》里有这样一段话,“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所有人分成三等,君主是立法者,官员是执法者,民众则受制于法,这个法是不可以商量的。

有人说约法三章不就是可以商量吗,我们想想,约法的时候哪有商量,那叫宣布。没有立法程序,没有商量,所立之法可能是良法,也可能是恶法,这个要碰运气。最典型的例子是商鞅变法的故事。商鞅变法就是依法专制,显著的特点是没有言论自由,不允许人们议论他的新法。史书记载,新法颁布以后,有些人觉得新法还不错,就开始说好话,商鞅把这些人抓起来,连说好话也不准。为了大力推行新法,商鞅曾在渭水河畔处决700多名“犯法”的百姓,当时“渭水为之尽赤”,这是典型的依法专制,是为了王权至上采取的军事管制和铁血统治。

只有刑讯逼供,没有辩护制度,没有无罪推定,这是王权时代一个重要特点,包括商鞅自己都身受其害。秦惠王上台后,有人上了一份奏折,称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全国通缉,商鞅百口莫辩,只好逃跑。当他跑到边境想住店休息时,店老板拒绝说,商鞅有令,住店的人如果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闻听此言长叹说,没想到,新法之弊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也是典故“作法自毙”的来源。

商鞅的遭遇涉及到两个问题,取证和庭辩。

他被扣上谋反的罪名,没有取证,也不给他辩论的权利,直接通缉。

狄仁杰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时代的大臣,他被来俊臣诬陷谋反,没有取证和庭辩,马上就被抓起来了。狄仁杰入狱后立刻认罪,当时的规定是,抓进来的人只要招了,一般就不对他动刑。由于已经认罪,对他的看守很松,狄仁杰写了一封申冤的血书藏在棉袍里,以天热换单衣为由,让家人带了回去。狄仁杰的儿子发现了信,马上求见武则天,把父亲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武则天就召见狄仁杰,问他为什么承认谋反,狄仁杰说,我要是不承认,早就死在皮鞭下了,如何见陛下?武则天就把他从轻发落了,这才死里逃生。

甚至直到今天,一些民众看重的也是实质正义,而非程序公正。中国人不理解辛普森案,控方辩方在那辩来辩去,盘问证人,最后辛普森被无罪释放。中国人喜欢看包公案,包青天日断阳、夜断阴,一审就审出谁是坏人来,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把那贪官污吏给我铡了,好过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法治传统的缺失。

顾了面子丢了礼,这个很成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法治传统?

“以法治国”这个词战国时期就有了,韩非子说,“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只要措施对,就可以用法来治国。

法家所讲的法治,君主是治国主体,法是君主治国的手段,这不是我们要的法治,我们今天讲的法治,是人不治,法来治,宪法和法律才是治国主体。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有三个梦。一个叫圣君梦,梦想有个好皇帝,仁慈、英明,最好是圣君。能不能实现,得碰运气。

第二个梦是清官梦,皇帝差一点就差一点吧,天高皇帝远,皇帝管不了我这里来。我的父母官好也不错,这叫清官梦。

第三个梦是侠客梦,皇帝是昏君,父母官是贪官,但是有一个侠客半夜到县衙取了贪官首级也可以。所以中国人喜欢看《三国演义》,刘备代表圣君,诸葛亮代表清官,关羽、张飞代表侠客,圣君梦破灭了就做清官梦,清官梦破灭了就做侠客梦,侠客梦破灭了看武侠小说,所以武侠小说也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出身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搞的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特点是靠天吃饭,聚族而居,靠绝对权力维持社会稳定,这是皇权至高无上;维系人际关系靠的是人情面子,这是人情大于王法。

中国人现在还是讲面子,但把“礼”丢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称自己老婆为夫人,这叫没文化。夫人是称别人老婆的,称自己老婆可以用我太太,我妻子,传统社会用的是拙荆、贱内、内子。

再举个例子。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习惯是抑己扬人,放低自己,抬高别人。我们那时候,称呼父亲的同事,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伯伯,我父亲动不动就说,你帮叔叔倒杯茶,其实那人跟我差不多年纪,但我必须照做,这是礼。

传统社会里,儿子带同学来,见到父亲,同学可以坐着,儿子要站着,得把人家抬高一层。我父亲的老师我要叫太老师,但太老师绝对不会叫我孙子,而是叫我世侄,他把自己降下来跟我父亲同辈,非常谦虚。

现在呢,只要面子,礼没了。前不久有个人发微博说,自己在日本住酒店,为了报复日本帝国主义,把房间里的水龙头全打开,故意浪费水还洋洋自得,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还有的人把摆谱当成有面子,在餐厅里大声的呵斥服务员,人家为你服务你不道谢,这不叫有面子。有教养才有面子。现在居然以没教养为面子,这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人拼血缘,西方人拼契约

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的观点很明确: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经济。

我们回顾一下人类文明史就会发现,在古代社会,法治最健全的是古罗马。罗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逻辑非常清晰,其中私法又比公法重要,它把对公权的规范和约束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写得清清楚楚,是非常典型的以法治国。

罗马人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他们是希腊文明的继承人,而希腊文明诞生自商业民族。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有两个前提,一是产权明晰,二是公买公卖。希腊人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彻底的私有制,财产归个人所有,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而这一步我们没有走出来。

中国历史上,私有制并不彻底,古代的私有制是家庭所有制,财产归家庭所有,但不归个人所有。你没有个人财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怎么会有独立人格,人格不独立,思想就不独立,意志也不自由。

我们对比中西方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要靠血缘和泛血缘关系,要么是亲属,要么称兄道弟,而西方人的人际关系靠的是契约精神。婚姻就是典型的契约关系。在婚礼现场,神职人员分别向新郎新娘确认是否愿意和对方终身厮守,还要问在场的嘉宾一句“各位有异议吗”,没有异议就可以结为夫妻了。

这就相当于一个合同签署仪式。有效合同有两个前提,一是合同本身合法,二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西方人普遍有信仰,婚礼上的神职人员是在代表上帝发问,新人在承诺彼此相爱、至死不渝的同时,也等于是和上帝签署了契约,靠自律来遵守。一旦现场有人反对,那么合同作废;全部环节走完了,合同生效。你会发现,契约关系可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可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可能会有人抗议,怎么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啊?其实不是的。宋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司法制度最健全的一个时代,比如一个刑事案件,宋代会分成三个流程:逮捕,审讯,判决。权力是分散而相互制约的,每个机关只有一部分权力,因为流程非常多,想造成冤假错案成本很大,要买通太多人。

经过一审推勘,二审录问,主审法官要告诉犯人有权喊冤,犯人一旦喊冤,案件必须重审,所有证据都要核对一遍,直到没问题了再移交下一步。怎么定罪和量刑也要从大宋刑律中找到适用的法条,行刑时如果犯人喊冤,对不起,把人拉回来,全部重来一遍。

建设法治中国,我们还缺什么

为什么宋代的司法程序到了明清以后就不再沿袭了?因为宋代是一个商业社会,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我们都认为炒股是现代社会才有的行为,其实宋代就已经有了。宋代的“股票”叫度牒,是政府机构发给出家人,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出家人要有两份证明,一份叫戒牒,是僧官机构及传戒师签发的,另一个就是度牒。

宋代的度碟很有意思,需要花钱买,还可以买空白度碟,随时把名字签上就出家,《水浒传》鲁智深就是这么出家的,写上他名字就OK了。

度牒有什么好处呢?有了度牒可以不服兵役,也可以不交赋税。有好处就有买卖,于是民间开始炒度牒,最初定价100多贯,到徽宗年间炒到了200多贯,宋政府看到炒度牒的人发财了,觉得吃亏,决定增发10倍,结果市场供大于求,“股价”跌到80贯。

政府一看行情不对,我得救市啊,于是宣布度牒停发3年。本以为这下价格该涨回去了,没想到竟然跌到20贯,政府傻眼了。这时金融大鳄出手了,低价大量买进,这下政府又被动了,宣布3年不发,说话要算话,只好忍住不发,结果度牒的价格又被哄抬回去。

宋代还有盐钞,又叫盐引,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盐业,但是要特许经营,每个营业执照可以卖200斤盐。因为有利润,那些特别有钱的人就从有盐钞的人那里买入,加点钱,我还是有利润的。

不光是商品经济很繁荣,宋代的统治者也很有意思,遇到问题了,但凡能用钱解决的,不废话。宋真宗的时候,萧太后带着辽圣宗从北方打过来,大家都清楚谁也灭不掉谁,于是坐下来谈判,宋真宗跟他们签订了檀渊之盟,每年给契丹三十万银绢,用少量的钱换回一百多年的和平。如果不是后来宋徽宗犯浑,北宋不会垮。

从罗马和宋朝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是密切相关的,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唯一道路。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市场经济是一个陌生的事物,因为我们缺民族传统,缺法治文化,缺乏信仰,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将艰难而漫长,可谓任重道远。鄙人无能为力,只能拜托诸位了。
回复 樊梨花 11/22/2016 01:36
自贾敬龙被死刑之后~
强权震慑屁民往往是一厢情愿,而快意恩仇则是另一种自然之法。

11月16日,延长县七里村镇曹渠村村主任家发生灭门案,已致4人死亡,另有4人医院抢救。
11月18日,屯留县西贾乡茶棚村村委会副主任赵云飞一家5口被灭门。
11月19日15:00时许,博白县双凤镇镇北村村主任被村民杀死。

有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国民被欺凌的六十多年,留下的罪孽有多深,仇恨就有多深!如果国法丧失公信力,正义法则程序或将开启,乱世出豪杰——
当奴隶们不再忍受权威支配,奴隶主的快乐天堂就将走到尽头……
回复 樊梨花 11/22/2016 02:00
铁血屠夫白起。也叫公孙启。是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打仗铁血无情,六国军队只要听说是白起带兵来战便吓的望风而栗。史书上记载说:所有的国家都不敢与秦国作战,后面加了一个注释,就是因为秦人有白起。

公元前294年,白起出兵攻打韩、魏,全歼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斩获首级二十四万;前278年,领兵攻楚,放水淹鄢城(今湖北宜城东南),军民死伤数十万,尸体到处随水漂浮;前273年,白起率军攻赵魏联军,大破赵魏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北),斩首十三万,后与赵将贾偃交战,用水淹死赵兵二万人;前264年,白起攻韩,攻陷五城,将韩国生力军五万余人全部斩首;

公元前260年,与赵国的长平之战,白起将俘获的赵军四十万人全部活埋,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小兵回赵国报信。位于今高平市的谷口村相传是白起坑杀赵军的地方,建有骷髅台,明代诗人于达真有诗写道:“此地由来是战场,平沙漠漠野苍苍。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赵将空余千载恨,秦兵何意再传亡?居然祠宇劳瞻拜,不信骷髅亦有王。”可以想见长平古战场的血雨腥风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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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计杀人一百余万,这还是白起的一张不完全统计的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就占二分之一。铁血人屠当之无愧。

二、辣手屠夫曹操




辣手屠夫曹操。曹操不但是盗世奸雄,还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公元193年,攻打陶谦,制造了徐州大屠城,有记载“击谦……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泗水河都因尸体堆积而阻断,足见当时惨状。另外曹操还破张邈,屠雍城;征吕布,屠彭城;攻袁尚,屠邺城;征乌丸,屠柳城。每到一处,都实行杀光政策,手段毒辣之至。

三、疯狂屠夫黄巢




疯狂屠夫黄巢。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残暴毒虐,嗜好滥杀无辜。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攻占长安时,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一城百姓完全站到了官军的立场上,“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

《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兵围陈州近一年,粮草短缺,就制作了数百个巨型的石臼,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臼中,用巨型石锤砸磨成肉糜让士兵吃,流水作业,日夜不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全被吃光,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连四周的百姓都给吃光了。黄巢还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被杀者有二十余万。其疯狂程度令人毛骨悚然。

四、野蛮屠夫铁木真




野蛮屠夫铁木真。铁木真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霸业,可以说完全是由森森白骨搭建起来的。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都城中都(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未能幸免;公元1221年,铁木真第一次西征,对撒马尔罕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蒙古兵有5万人,平均每人杀死24人,共计120万,就像杀猪宰羊一般,真是视民如草芥,野蛮到了极点。

五、屠夫之最忽必烈



屠夫之最忽必烈。这位元朝的建立者施行种族灭绝政策,大肆屠杀汉人、南人累计1800万之多,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几乎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这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已作为世界记录收录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上(1985年版)。堪称屠夫之最。

六、冷血屠夫朱元璋



冷血屠夫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当上皇帝后便翻脸不认人,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杀了二十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块弄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他还设立酷刑 “剥皮揎草”,就是将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朱元璋在各州县都设有“剥皮亭”。其冷血程度可见一斑。

七、变态屠夫朱棣




变态屠夫朱棣。比起其父朱元璋来,朱棣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几乎被杀绝,一次就枉杀了14000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灭“十族”,对于方孝儒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取乐,一个女子日夜要受20多个男子的凌辱。有的被摧残至死,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永乐末年,他又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就是临死也不忘其残杀本性,死的的当天,30多名宫女被带上殿堂,殿堂内置有小木床,让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为其陪葬。真是名副其实的变态屠夫。

八、兽性屠夫张献忠




兽性屠夫张献忠。明末起义军将领。率兵攻陷成都后,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其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假称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张献忠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说的也是张献忠的“杰作”。真是丧尽天良丧失人性,兽性屠夫的名头用在他身上一点不为过。

九、嗜血屠夫努尔哈赤




嗜血屠夫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率军占领辽东地区后,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后来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努尔哈赤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屠杀殆尽。充分展现了他的嗜血嗜杀的残忍本性。

十、地狱屠夫多铎




地狱屠夫多铎。清豫亲王。1645年多铎兵围扬州,史可法誓死据守,多铎用红衣大炮轰开城门,杀进扬州城。多铎因为久攻不破,心里恼恨,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十天,屠杀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繁华的扬州城,刹时变成惨切切的人间地狱。清军对老百姓“如驱牛羊”,见人就杀,城内各处积尸如山,连小孩子也不能辜负,“满地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杀到最后,连水塘都因血流成河而变成了五色塘,这是多么惨烈的一幕啊。真是名副其实的地狱屠夫。
回复 樊梨花 11/22/2016 02:04
要知道在中国圣人、圣徒、圣崽、圣孙们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篡改历史事实,毁灭真相。孔子当年作《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其实就是篡改了鲁国历史,开了一个极坏的头……
回复 樊梨花 11/22/2016 02:09
《准风月谈》前记说明:一是真切记载了一个作者的真实体验――民国绝没有言论自由,正如1949年到1999年的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一样。民国的许多异议文字问世是用鲜血与性命换来的,有些是靠在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保护下出来的,言论多样化缘于全国政令还不统一,到政令统一的台湾时,老蒋也就毫不客气,该坐牢的坐牢,该杀头的杀头……一样也不落下。

二是穿越时空说明孔子杀少正卯早已经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基因,用儒文化统治中国,言论不自由,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有些人一方面尊孔崇儒,拜至圣先师,一方面又嚷嚷要言论自由,就不知道少正卯因何而死――他不就是被孔子用思想言论罪杀死的吗?鲁迅先生眼光独特,一眼洞穿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迷雾。

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以说击中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并且击中了当时的中国教育的要害。留学美国的陶行知先生自然深深懂得,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较真”这一点上。然而,近百年过去了,在中国,有谁真正在意这句话呢?慢慢地,连这句教人求真的话,也成了造假的遮羞布,帮助了许多人造假成功。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智慧是欺诈术,西方传统文化里的智慧是求真法。这种文化价值追求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的脑筋会动向哪里,与西方人的脑筋会动向哪里。

中国人为什么会有龙的崇拜?会产生龙文化?龙文化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首先,龙这种凶猛残酷的神物,是专门做坏事,做恶事的。在征服人间过程中,如果不能够得到更多的祭品,就会朝人间吐火发火灾或者吐水发洪灾,或者干脆直接用暴力把人间灭掉。龙分东南西北四海,上天能够腾云驾雾,下水能够翻江倒海,威力无穷,神通广大,而且多子多孙,就是不做好事。传说龙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又能兴风作浪,为害一方。龙因此就成为皇权象征,皇帝又称为真龙天子,皇宫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龙被中国先民作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龙”。越邪恶的龙,中国人越是崇拜他,乃至皇帝都以他的图腾作为护身符而获得专用资格。古代的官服,不同级别都用不同的动物作为标志,唯有皇帝及其子孙才有资格配用这个图腾。

当有人批评中国文化崇拜在西方人看来是邪恶的"Dragon"(恶魔)的时候,有中国人又开始了辩解说,汉语龙的正确译名是“loong”,而不是根本异类的"Dragon"。然而,其实无论从外形的样子,还是从龙的作恶特性来说,中国人崇拜的龙与西方人批评的"Dragon",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同的只是外形上的细微差别。西方人的"Dragon",其实是特指一些巨大的有四肢有尾或兼有翼的类似蜥蜴的爬虫,这多少还是真实存在的动物,然而,中国人的龙纯粹是把几乎所有邪恶的动物某部位拼凑在一起组装出来的假怪物,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任何一种单独的邪恶动物,都不足以让人来崇拜,只有将它们的邪恶部分特征分别取下来,然后重新组装成一种新的特别有能耐的邪恶怪物,才足以让人心生恐惧,甘心匍匐于权威之下苛延残喘的奴才,才会油然生崇拜之情。

其次是这所谓的中国龙,其实是假的,经过人工重新组装的东西。其实人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少民族,不少文化起源,都有用某种动物作为图腾来崇拜的。比如蒙古人崇拜狼,这是真实的动物,印度人崇拜牛,这也是真实的动物。泰国人崇拜大象。连美国这样的现代化文明国家,军队上使用的动物标志是一只雄鹰,代表了威力。我们可以看出,凡是使用动物的图腾的标志,其动物大多是真实存在的动物。唯有中国人崇拜的图腾是虚构组装出来的。今天人们所知道的龙的形象综合了各种生物的特征:龟眼、鹿角、牛嘴、狗鼻、鲶须、狮鬃、蛇尾、鱼鳞、鹰爪,简直是五毒俱全。

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崇拜这样一个假的东西,而且还是邪恶的东西?每有皇权更替,改朝换代,第一代皇帝的出生,总是会被描述为天气异常,或者雷电交加,倾盆大雨,或者白蛇呈现之类。大批文人墨客主动为之包装造假。

由此可见,中国人崇拜的图腾“龙”有两大特征:第一是特别凶残,威力无穷,作恶多端。第二是采用不同动物的不同部位组装出来的人造邪恶魔兽。中国人大约认为,但凡一种动物,无论怎样凶猛残酷,都不足以令人心生恐惧感和引起崇拜之情,非得把牛、鬼、蛇、神合并为“龙”不可,才会有这个效果。

皇权如此,圣人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呢?孔子这个天下第一圣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孔子为什么要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自己不写作,不著述,只迷信古人,专门靠收门徒养活他,并且替他吹嘘。他的三千弟子及弟子的弟子,替他吹了一百多年,也才弄出了那一万多字的《论语》。就凭着这11705字,中国人历经二千多年,终于炮制出了一个圣人。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这样的圣人吗?一个民族有什么灾难,与这种文化里崇拜什么,追求什么,向往什么,是密切相关的。

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就是习惯于造假的文化。儒生们写起讨伐檄文来,只是恶毒地大骂,并不会讲理,也无心无力求真。既然孔子说父子偷羊,互相隐瞒,这就是有道德,并不需要弄清这是不是一个事实,那么,圣人这样教导了二千多年之后的中国人还想求真吗?还有能力求真吗?圣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一点也不重要了,总之,崇拜之情越来越浓厚,加给他的帽子也越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到后来变成“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这样吓人的帽子。二千多年来,中国人热衷于树典型,擅长于造假偶像,可惜没有几个是真的。

伴随着我的成长,我亲历的好坏假典型就数不胜数,例如,刘文彩的收租院、水牢、老虎凳是假的。雷锋日记是集体创作的成果,照片是根据创作的日记补拍的。大寨是人造典型,大庆是政治需要。当“文革”过去的时候,诗人北斗的诗喊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是一个被欺骗得太多太久的人,觉醒之后的愤怒。造假,一旦成为文化基因的习惯性行动,那么,这个民族的灾难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中国人不能够解决求真的兴趣、求真的方法与求真的能力,谈革命,谈民主,谈自由,都不过是一种造假遮掩的需要,真实的目的恐怕还是在出人头地,更有野心勃勃者,要改朝换代,一统江山也说不定呢。
回复 樊梨花 11/23/2016 00:37
许锡良

昨晚与广州某重点大学的T教授一起吃饭聊天。T教授10年前从日本的大学博士毕业,来到广州之后,一直在这间大学任教,已经有十年整了。席间他谈起日本的大学如何评职称的问题。

日本的中小学学校的教师是不评职称的,对教师的考核主要是依据法律的标准,与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只要你不违背相关的法律与职业规范,就可以自然晋升工资,不像中国的学校搞得这样复杂。什么五项评比,什么职称晋升,什么效率工资,什么荣誉评选。搞得很复杂,但是效果却很差。

日本中小学教师之所以能够这样简单化处理,而且教育教学效果却非常好,是因为他们高门槛进,同时靠良好的社会职业道德以及诚信制度与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来保障。在学校及整个社会只有一些最基本的保障。

比如,你不能够造假骗人。你不能够违法。你不能够违背学校的规章制度。总之,只要做最基本的,剩余下来的空间都是教师的。教师这种工作是一种良心活,评价弄得过于繁琐,规定太多太死,反而会束缚教师的手脚,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只有那些从内心里认同、热爱教育工作的人,才会享受到教育工作的快乐。

日本不鼓励中小学做科研,大概是考虑到学术研究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需要学术天赋与浓厚的学术兴趣,同时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不太可能让中小学教师这样繁忙的教育工作者利用业余时间可以完成的。

因此,日本只有大学才评职称。而评职称的过程,当然也是有对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科研成果的考核过程。不过,日本在认定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及科研成果方面,真正做到了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日本的大学,涉及学术评审的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教授说了算。

行政人员只是做服务工作与召集人之类的工作。然后是教授们讨论、投票。讨论过程中,可以充分地反复地辩驳、发难、答辩,然后趋向于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要靠教授们投票,而不是会议主持人最后拍板决定。没有通过教授会议决策,一切重大事项都不能够启动。

大学里晋升教授当然也是学校里的大事之一。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你有什么水平,做过什么研究,有什么科研成果,平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并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评选制度。中国的评选完全是行政主导的。

尽管也有所谓的专家同行评审的环节,其实大多只是走过场。更为重要的是,评选专家对拟晋升的人的研究几乎不了解。靠现场在短短几分钟内把所谓的论文著作表格拿一看,只看这些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而公开出版的刊物又分成A、B、C、D几个等级的。

有所谓的国家级重点权威期刊,国家级重权威期刊、国家级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普通公开发行的刊物(即有CN刊号的刊物),以及没有公开发行,没有刊号的刊物的,即所谓内刊等等。在内刊上发表的东西,是绝不会被承认的。而课题也是按照行政级别的。

所谓国家级重点课题、国家级一般课题、国家级重点项目,国家级一般项目、省部级课题、省部级项目等等,其实并不是学术研究的学术标准,而是行政标准,虽然有时也像模像样的邀请几个专家来评审,其实都是行政主导之下做个样子的。而且评审的标准也夹杂了太多的非学术因素,比如圈子效应、人脉关系、师承关系、政治及权力因素与利益输送关系等等。学术因素在评审中已经退成了一个次得不能够再次,无足轻重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有因学术而获得认可的。

在中国一切学术评审,包括职称评审,第一个因素是行政,只要你官当得大,权力十足,职称只是附带的小事一件。即使你从来不研究,也不在学术圈内,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也会主动送上门来。像原重庆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先生,就拥有国内几十个重点大学的教授、博导头衔,发明专利数百项。这些其实都是大学主动送来的。目的是为了巴结当时如日中天的王立军。今天应该把聘任王立军为教授、博导的大学公布曝光,才会显得公平合理。不要好处获得了,风险全无。中国成为造假骗子的天下。

第二个因素是近水楼台因素。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接近教育行政部门,接近行政权力,你自然就容易上位。第三个因素是利害关系因素,或者叫经济因素。如果你能够有利益输送或者基于趋利避害原理而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自然也容易上位。总之,学术评审,基本上没学术什么事。那些看似公平的程序,包括权威论文的发表与重大科研项目与学术荣誉的获得,都是可以通过潜规则与内幕肮脏的交易获得。

但是,在日本没有这些刊物级别,虽然公开发表了也不错,但是,真有水平的论文并不一定都要公开发表。有时在学术会议上提交过了,甚至你只要写出来了,转给了相关专家,他们阅读之后获得了高水平的认可,也可以获得同样的认定。甚至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也可以作为学术水平的认定依据。

日本大学的职称评定是真正的同行专家的、来自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水平认定。大家都研究类似的问题,谁研究得怎样,包括有没有真正做研究,大家其实是很清楚的。在这里大家都有学术诚信,不敢马虎,更不公然造假。在日本,一切造假都是后果极其严重的。而学术研究造假更是不可饶恕的。没有哪位教授敢以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作赌注去包庇造假,更不敢亲自去造这个假。

今年8月5日日本国际著名细胞学专家、日本国立理化学研究所发生与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副所长笹井芳树自杀,在神户一家医院里抢救无效去世,终年52岁。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合作者,也是他的学生小保方晴子(30岁)作为主要研究者,涉嫌在新型万能细胞“STAT细胞”研发的实验研究中涉嫌造假,他们合作署名的万能细胞研究论文遭到质疑调查,尽管小保方晴子不承认造假,并在监控之下继承做这方面的实验研究,但是,笹井芳树还是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选择了自杀。

这位科学家36岁就成了京都大学再生医学科学研究所教授,是一名名副其实的世界级专家,在此次小保方晴子涉嫌研究造假事件中,笹井芳树仅仅是负连带责任与教授的教育责任,所产生的压力已经足够让一个久负世界盛名的权威教授选择自杀,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可能产生的。

中国人视造假为家常便饭。若是遇到类似笹井芳树与小保方晴子这样的事情简直就不值得一提,不可能会产生如此强烈与巨大的社会反响。可见,在日本,专家同行的评定是具有很高的学术诚信度的。大家作为同行,平时是相对比较了解的,也是基本上是互相信任的,一旦涉嫌造假,那将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像笹井芳树在这样一个并不需要负主要责任的涉嫌研究中,其遭受到的压力足以让他选择自杀。这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而中国的教授,自己造假还不够,还包庇、支持与捍卫造假。

在韩寒事件中,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竟然有著名教授说出这样的话:韩寒的作品要是他爸爸写的,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公然支持造假。相比日本人的学术诚信,中国人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2014年10月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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