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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晚清坚持家天下传统,拒绝普世文明是找死

已有 714 次阅读3/1/2017 02:38 |系统分类:历史

雷颐:晚清大变局——清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的灭亡是他一步一步的失误导致的,他是步步被动,他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甲午战争之后,他都不愿意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到了庚子之乱之后才开始提出预备立宪,接受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由于他不改革,社会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而民间的激烈情绪越来越大,人们甚至觉得,我宁愿和你玉石俱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甚至同时鱼死网破。

中国现代化自鸦片战争始多次机会被清政府错失

晚清有反复讲的必要,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从1840的鸦片战争到1911年,有70年的历史,实际上给了清政府很多次机会,但清政府完全没有把握住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鸦片战争在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战争,它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了几个港口和几个城市。在中国历史中,一些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有冲突,割土地一割就一片,多少个城市都割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多,所以清政府根本不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一种现代化的开始。清政府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要从我们的历史讲起。清王朝始终抱着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觉得我就是天下,华夏就是世界的中心,只有华夏文化才能称之为文化,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周边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没有中国的悠久与灿烂,周边国家都以中华文化为标准的。而且只有中国的君主才能叫皇帝,越南朝鲜等国的君主只能叫国王,这些国家的新国王继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

但是中国还以为自己是天下中心的时候,欧洲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知道英国等欧洲国家,经过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尤其是英国,经过了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生产力在飞速发展。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最注重的是赚取利润,而他们也知道,中国地最广人最多,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们就看中了这个市场。但中国基本上是个封闭的社会,除了在广州开了一个口岸允许少量的对外贸易外就没有什么与外界的商业往来了。英国这些国家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在1793年乾隆皇帝80大寿的时候,英国国王派了一个叫马格尔尼的使臣给乾隆皇帝祝寿。

他带着很多礼品坐船从英国经过大西洋来到了广州,又坐船到天津再到北京。他到广州的时候,中国海关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家主动向我们称臣纳贡,要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了,得赶紧报告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也非常高兴,这个国家我们都不知道,现在主动要成为我们的藩属了。当时接待藩属国的机构叫理藩院,在现在的通州一带。马格尔尼在理藩院住着,问理藩院的官员,见皇帝行什么礼,中国人想当然地觉得天下所有使臣见中国皇帝都是双膝下跪。但马格尔尼当然不同意双膝下跪,乾隆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非常愤怒,他这时才知道,原来你不是要向我称臣纳贡的。

双方想了很多办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马格尔尼说,我带有英国国王的画像,乾隆皇帝接见我们的时候,要把英国国王的画像放在接见的座椅旁,等于说我给你们的皇帝下跪,你们清朝的官员也得给英国国王下跪。中国大臣说,我们天朝上国怎么能给你这蛮夷之邦的国王下跪,这绝对不行的。马格尔尼又说,我们给英国国王行的是屈膝礼,单膝下跪,国王把手伸出来,我们拿着国王的手吻一下。中国大臣说,你要拉着我们皇帝的手亲嘴,这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乾隆皇帝用上对下的口吻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书信,说我是天朝上国,我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如果你仰慕我们的中国文化,想成为我的藩邦,这是可以的,但不需要互通有无。

马格尔尼也很狡猾,马格尔尼走的时候说船出问题了,需要从陆路回去,中方也允许了。他就从陆路到了广州,走了大半年,把中国的情况看了个够,对中国的情况也就心里有数了。因为明朝就有欧洲传教士来,传教士为了让罗马教堂对中国派出更多的传教士,就把中国写成是一个人最多、最富裕、最强大国家。所以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确实是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但马格尔尼这半年觉得,中国远不如英国,并且他觉得中国官员很腐败,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在中国的经历,说中国就像一艘在海上飘荡的腐朽的船,没有碰到礁石算它幸运,如果碰到礁石就可以把它马上碾个粉碎。他的这几篇文章对英国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马格尔尼到中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礼品送给中国皇帝,这礼品其中有两件很值得说一说,第一个是地球仪,他想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谁也不在中心。第二,他带来一支火枪队,中国在当时基本上还处于冷兵器时代,而欧洲已经是热兵器时代,他让火枪队进行了表演,清军的将领看了都觉得好笑,觉得这就是跟放焰火放炮竹相似的一种东西,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新式的武器。后来在嘉庆年间,英国国王又派了使臣给嘉庆祝寿,还是同样的结局,中国皇帝也把他们给赶走了。

中国人把盲目排外当爱国原因何在

英国始终觉得我应该打开中国的市场,后来英国商人找到了一个商品,是大家都知道的鸦片。鸦片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危害,包括人民体质的下降,还有大量的白银向英国流去,而且国家还收不到税。清政府该怎么办,是禁还是不禁,这时候双方有两种意见,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取得了胜利,政府派林则徐到虎门去禁烟。林则徐在当时是最有见识的中国人之一,或者说在中国人之中对世界的看法最清晰的,但是我们看看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当时他完全不了解英国人,也不懂怎么跟英国人打仗,但是中国人又喜欢造谣,这种谣言也查不出来是谁造出来的,反正就有,大家都信。我看史料上说,由于马格尔尼见乾隆皇帝不肯下跪,中国人觉得他不是不愿意下跪,而是他不能下跪,生下来膝盖不能打弯儿。这种传说很多,很多人都信。我们看林则徐的奏折上也反映出这种观念,他到前线看了看,发现英国人膝盖还是能打弯,所以他就在奏折中写,英国军人的装束太紧密了,从脚脖子到大腿都被绷带打得很紧,所以膝盖不容易弯曲。有人向他建议准备几千根长竹竿,双方交战的时候拿长竹竿一捅,英国人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摔倒,而且膝盖不能打弯,一捅就站不起来了,我们就肯定赢。这是林则徐最开始的看法。

我再讲一个人。打了几次败仗后,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英国已经进入现代化,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国家,他们觉得是指挥员不行,就派了湖南提督杨芳去打仗。杨芳到了广州后还没正式接防,第二天英国军舰就来了,他自己去观战。观战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英国军舰在水里颠簸,炮也随之颠簸,但都打得很准,威力还很大,他觉得这用的是邪术,我们要破邪术。他的方法是在在广州征集马桶,因为最脏的东西能破邪术,他还征集了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里歧视妇女,他就征集妇女卫生用品,也就是月经带。等下一次英国军来了,他就把把这些马桶、月经带扎在竹排子上面放出去。他觉得把邪术一破,英军就败了。

当然根本没用。杨芳的想法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看法,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上,杨芳的马桶阵是有来历的,明朝时期欧洲的传教士把火炮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感到很神奇。少数民族与农民在造反的时候看到火炮,不知道这是什么,应该怎么办,于是就觉得要用最脏的东西去破除。当时认为妇女的生殖器是最脏的,所以少数民族或者农民在和官兵打仗的时候,就抓一些妇女来,衣服扒光,对着敌人的土炮。由于当时土炮技术落后,土炮有几次还熄火了,所以当时的人觉得这方法还挺灵验。

所以杨芳并不值得嘲笑,他反映出整体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对世界就是这么看。再讲到林则徐,他经过这个战斗觉得,国外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领域,于是林则徐就违反了规定,悄悄地让一些广东的知识分子搜集了英国的各种资料,地理书,报纸,编了一些书叫做《四洲志》,他知道这是犯忌的,他就没敢公开,但后来还是传出去了。当有人质疑他为何要搜集这些资料时,林则徐说我为了“悉夷”,熟悉外国。很多人就攻击他了,说你是长敌人威风,我们的华夏文化是最好的,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治国之道、伦理纲常,我们就能把英国打败。正是因为林则徐主张抵抗英国,还要主动了解外国,林则徐就被流放了。

他从家乡福州到新疆的路途中,在镇江碰到了他的好友魏源,两个人谈了很久,他就把鸦片战争的情况对好友说了,他觉得中国要好好了解世界,于是他把他《四洲志》交给了魏源,他希望魏源来帮他完成心愿。魏源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编出了《海国图志》。这本书是当时介绍外国情况最全面的一本书,每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军事,尤其介绍这些国家的武器,轮船、军舰。按照林则徐的观念,这种做法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说,他们还是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好,包括传统与制度什么都好,就是在武器这一点不如人意,所以我们要学习国外的武器。

林则徐除了“长敌人威风”的罪名外,还有一个罪名叫“溃夷夏之防”,就是说中国人长期认为华夏和夷狄之间有一道文化防线,而林则徐则溃败了这道文化防线,换作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安全。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罪名。当时有一个士绅叫梁廷枏,他多少了解一点英国的情况,他写过一本书记录鸦片战争的情况,他写的这本书热烈地赞扬了林则徐抵抗英国是如何地正确,批判了其他一些人,如耆善、杨芳。但他在最关键的一点,“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这个理念他就不敢歌颂,他只敢说这是违反了正统,违反了大道的。

所以在当时普遍的中国人不接受《海国图志》这本书。但这本书很快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两年内翻刻了二十一版,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日本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世界需要什么,觉得他们自己也应该维新,应该图强。我们知道,日本恰恰是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军的道路,反过头来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林则徐启蒙中国人的书,中国人不接受,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日本反而因此强大,反过来又侵略中国,这个历史的悲剧,我觉得是很值得吸取的。我们再想,究竟是杨方那种就是坚持中国传统,哪怕战败也绝不能向狄夷学习,不能向西方学习是真正的爱国,还是像林则徐那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的心态是真正的爱国?为什么中国人都把盲目排外算是真正的爱国呢?

太平天国使清朝的汉人第一次掌大权

晚清总共70年,但要不要向外国人学习使用现代化的枪炮,都耽误了20年,这个王朝我觉得他太没有见识了。他是传统的包袱太深,觉得我是天朝上国,只能你学我,不能我学你,为什么耽误20年之后可以学了?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就提出来要造洋枪洋炮,这时候他们想起来当年的那本《海国图志》,于是把雪藏了20年的《海国图志》重新拿出来大量翻刻,希望官员和读书人都读这本书。

曾左李要造洋枪洋炮,要用枪炮来打侵略者或者镇压农民起义,这对清王朝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遇到的来自朝廷内部的阻力也是极大。为什么会有这个阻力?我们知道清朝是满族入关统治了汉族,满族人比汉族人要少很多,所以清政府一直警惕汉族,不让汉族人有地方大臣,有总督巡抚,军权都在满族人手中。但是太平天国的运动证明了清朝的国家军队不堪一击,镇压不下去,只好让曾国藩自己的湘军去镇压,曾国藩也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军权。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军权。我觉得太平天国一个重要的后果,客观的后果就是使清朝政府入关两百年来,汉族人第一次有了相当的权力了。

曾左李要造枪炮,遇到朝廷内部的阻力有多大,我举个例子。打仗要传递信息,当时还靠马来送情报,在1868年的时候,外国已经有电报,李鸿章向朝廷申请说,要发电报。朝廷坚决反对,这是狄夷的东西,跟当年说林则徐一样,狄夷可以用,我们不能用,所以就是不让修电报。李鸿章提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被反驳回去了。朝廷列了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中国讲祖宗崇拜,我们世世代代祖坟都埋在地下,而电线当时是埋在地下的,埋在地下会有电流通过,电流通过就惊动祖坟,就会使祖宗不安,祖宗不安就是不忠不孝。所以朝廷拒绝用电报。

李鸿章后来当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到1879年,他自己没有经过朝廷同意,悄悄在天津的北洋总督衙门和天津炮台架了一些电线,通过这个电话可以指挥多少个炮台,觉得太神奇了,同时这边说话那边能听得见,这对打仗来说作用大了。他觉得很好,让其他官员来试,那些官员一试觉得确实好,最后朝廷也觉得这个好,所以1880年同意可以发电报了。从李鸿章1868年开始不断地提要求,到1880年才同意,加个电报又不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带来的好处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正常的政府都知道,我跟别人打仗,不断有农民起义,不断有别人侵略我,我要指挥,传达命令,了解前方的信息,我觉得不需要一个高端民主的政府都能看出来好处来,但清政府居然经要过12年的时间的思考,最后才决定建电报。

清朝始终坚持天朝上国的面子最后害了自己

清政府有心理障碍,觉得狄夷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为了克服这个心理障碍都用了12年,你可以想其它事阻力会有多大。更大的困难来源于修铁路。李鸿章也是从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来,跟恭亲王说要修铁路,他觉得修了铁路对运兵很有好处。恭亲王也觉得应该修,但是阻力太大了,不敢提出来,后来李鸿章提了,一提那也就是一片反对之声,谴责他,说他是汉奸,说修铁路逢山要炸山、逢河要架桥,这会惊动地神、山神、河神,这些神灵是保佑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的,把这些神灵都得罪了怎么办?李鸿章每次的奏折都说修铁路会带来利益,哪儿修铁路,哪儿就发达。这也让卫道士们抓住了把柄,他们说这正好证明了铁路修到哪里,哪里人心就变坏,因为圣贤书上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铁路经过的地方,纯朴的民风会变坏。还有人说,修了铁路之后,陌生男女在闷罐子几天几夜,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但李鸿章因为他有修电报的经验了。他就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建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需要煤,朝廷同意他挖煤。李鸿章后来也没打报告,他挖了煤之后修了一段9.8公里长的铁路。他觉得,用这段铁路来拉煤,让大家适应一下,感受到它的好处。但李鸿章知道,欲速则不达,他在上报给朝廷的时候得用一些中国人最熟悉的词来报告一个新事物,他打奏折的时候就说修了新马路,因为确实没有规定这种东西必须叫做铁路,朝廷也没有介意。

李鸿章很聪明,他知道不能一步到位,所以他没有用蒸汽机拉煤,而是用几匹骡拉一个车箱,车厢里有煤,在铁轨上拉了9.8公里,完了再卸下来。他想有个适应过程,但是负责修唐山煤矿和小铁路的英国工程师一看觉得太荒诞了,你修了铁轨,用骡拉着车皮。他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没有钱,买不起蒸汽机车,正好唐山煤矿有个锅炉,当时没有用,他没有报告给李鸿章,他自己就把它改装成一个蒸汽机车,把它弄到铁轨上了,铁轨上拉了长长的车皮,还装满了煤,这是1880年的事。但蒸汽机会响,把大多数人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这是妖魔鬼怪,马上就报告给了朝廷。

这下朝廷知道了,原来你李鸿章是修了一个铁路用来运煤,就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李鸿章也很狡猾,他做事总是打马虎眼,他知道政府最忌讳的就是蒸汽机车,他就把蒸汽机车撤掉,又恢复到用骡拉车皮。到1883年,到中法战争比较紧张的时候,李鸿章说,北洋水师需要煤,还得用蒸汽机车拉,朝廷同意了,所以又恢复到把蒸汽机车调到铁轨上,又恢复这9.8公里用蒸汽机车拉。

电影《让子弹飞》用的就是这个情节,电影里的情节不是编出来的,这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是多么艰难。修铁路是对朝廷有很大好处的事情,他都不干,他觉得铁路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李鸿章做事有个特点,等机会,他知道没有一个人全力地支持他,所以他一直在等机会,等到什么时候?大家知道,1884年中法海战中,整个福建水师被打沉,暴露出了清政府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舰,都是沿江沿海一些地方官,买一些帆船,让几个熟悉水性的士兵在帆船上,主要是防江盗海盗河盗,当时水师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都是在海上使用军舰侵略,曾左李或者沿海的督抚都用自己地方的钱从英国、法国或者是德国买来现代化的军舰,组建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而且,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有现代化的舰队,还需要一个海军司令部来统一指挥,这几个水师不能你用美国的标准,他用法国的标准。所以左宗棠首先打报告说,朝廷应该成立海军衙门,所谓海军衙门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部,李鸿章也提出来说,几支舰队建成了,应该统一管理。但清王朝拒绝了,为什么拒绝?统治者认为,我用狄夷的军舰都已经是等而下之,不得不这么做,很丢人,你还要让我在政府机构中,我们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再学狄夷,建立一个我们传统没有的政府机构,坚决不同意。

这个事情也反映出清王朝的短视,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裁撤某个机构,侵犯了官员的利益,而是新成立一个机构,给别人有当官的机会。所以在1884年马尾海战,一个福建水师被打沉就暴露出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北洋水师没法增援,暴露出这些问题来。这时候左宗棠、李鸿章抓紧这个机会跟朝廷打奏折,说一定要建海军衙门,朝廷到现在才知道建海军衙门的重要性,才同意了。这个事情也说明了清王朝的变革总是非常被动的。像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是多么忠于朝廷的大臣,他们拿地方自己的钱建立舰队,说应该由中央来指挥,中央居然拒绝,我不要,我不指挥,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知道要建立一个海军衙门。

海军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慈禧当然用了她最信任的醇亲王奕譞来当海军大臣。他一上任后,李鸿章就对他说,我的北洋水师很强大,请你到天津来视察北洋水师。奕譞一视察北洋水师,他没想到现代化的军舰这么厉害,大炮打得又很准,海浪那么大,他觉得站在军舰上非常威风。李鸿章就借这个机会说,为什么军舰能在海上跑那么快,就因为他要靠锅炉的动力来推进。但是我们这一次检阅用的煤靠骡车,得多少骡车拉多少个月,我们这一次就用完了。你要打起仗来,还用骡拉煤吗?跟不上的话,这些军舰在港口就等着挨打。

奕譞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这时候他才明白修铁路运煤的重要,李鸿章就跟他建议说,你应该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报告,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奕譞说,我现在提了,反对的力量会很大,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铁路抓紧时间修。有他的支持,李鸿章也不用打报告,大张旗鼓就这么修起来了,把这一段铁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师的码头。1888年醇亲王奕譞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说军队有个军舰,有了码头,需要修铁路运到码头。这个奏折就到了朝廷上,慈禧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因为奕譞权力很大,这时候反对的和赞成的意见就半对半了。

这时候地方大臣张之洞就出来表态了,他觉得应该修铁路。在诸多大臣的赞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修个铁路又不是一个什么侵害官员利益的事,是带来好处的事,他都要经过17年,你说他还能做出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实际上最后是害了他自己。

上纲上线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在文革达到顶峰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还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感觉所有外国国家都是我的藩属国,虽然他被英国、法国打败了,但他还是不承认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所以清政府迟迟不愿意成立外交部,成立外交部就意味着我承认和英法等国家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上司。清政府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五口通商,即五个城市允许外国人居住、经商,这个五个城市是上海、广东、福州、厦门,宁波,都在南方。清政府设立了一个南洋总督,专门来和外国人打交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觉得别看你把我打败了,但是你只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证明我还是天朝。

所以,他就规定长江以南,凡是跟外国人有交往的事务由南洋大臣来处理,长江以北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事务北洋大臣来管。另外,清政府特别不喜欢外国人到北京来,他们规定外国人有什么事先跟北洋大臣谈,北洋大臣如果解决不了的再到北京来,反正从天津到北京也近。北洋大臣事实上就成为中国的“外交部”,这样地方官员就获得了外交权,这个权力不得了。你看如果我们还是闭关锁国的话,只有河北省委书记有权力和外国人打交道,那河北省委书记的权力你想想大到什么地方去了。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是天朝上国的面子,把外交权交给地方,尤其交给北洋大臣,而李鸿章又能干,利用权力做了很多事。袁世凯也能干,也做了很多事。

我们看,无论是建电报,修铁路还是建外交部,反对派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总是用孔孟之道的理由来反对,一直上纲上线。所以上纲上线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这个思想在文革就达到顶峰了。中国的清政府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他才愿意做一点点改变。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为什么中国会惨败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刚才我讲过,军队需要运煤,需要建铁路。铁路一修通之后,李鸿章在1890年又看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也修通了,而且俄国到中国东北的运兵速度比我们快。这时候日本的野心也开始显露出来了,所以现在最紧迫地不是修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而是打通山海关,修天津到奉天,就是现在沈阳的铁路,再从奉天修到各海军码头的铁路。朝廷一看李鸿章的建议,觉得他分析是有道理的,就同意了,全力修这条铁路线。但是这条铁路修到一半就停工了,为什么停工了,因为这时候慈禧要用海军的钱修建颐和园。我想,她为什么要用海军的钱,仔细一查就明白了,李鸿章是用海军的钱修铁路。

所以慈禧就用了这一大笔钱来修了颐和园。北洋水师到后来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维修,这时候你们也知道,这十年间世界的军舰造船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力和射速更快了,而日本恰恰是晚了中国10年建的海军,他是针对北洋水师建起来的,他的装备比北洋水师少,但是军舰航速快和火炮射速比清朝的快,你五分钟发两发,我五分钟发五发甚至六发,就比你强。在建立海军上,日本与清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想方设法拨款买军舰。因为明治天皇本身就是省吃俭用来给买军舰筹款的,国家元首都这样做了,老百姓看了很感动,当然也会跟着做。而我们清政府是把海军的钱来修园子,所以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打仗了,打仗之前就知道谁胜谁负。我们知道在民主的国家里,应该有国会,国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议财政,即使是皇家,钱也不能乱用。但中国人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我当皇帝,是我打的天下,我想怎么用钱就怎么用钱。

我们看,近代的革命都是跟财税有关。英国贵族不满意国王随便征税,他们联合起来跟国王谈判,英国国会是怎么建立起来,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最后确定了国家不能随便征税,如果要征税得通过国会的同意。美国独立也是,它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跟他征税,但美国人说,我没有人在英国国会里当代表,我就不纳税,无代表就不纳税,美国人就跟英国人干起来了。

慈禧实际上没想到甲午战争是清政府灭亡的重要一步,而这一步就跟她乱花钱有关,最终害了民族害了社会,最终也害了政府。清政府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改革是由几个读书人来承担了,整个政治体制变革,如果说最高权力者慈禧不支持,我觉得他们是很难成功的。而恰恰由于光绪与慈禧,一个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一个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又有矛盾。这群想要进行体制改革的是体制内最边缘的这一群人,他们终究还是体制内的,当清政府把他们用最激烈的手段镇压之后,那么承担起改革任务的就是体制外的人,由体制外的人来进行这个变革,那性质就变了,就要推翻清王朝,那就是革命了。

戊戌维新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首先我讲一个细节。那天晚上慈禧连夜回京,从颐和园赶回了宫中,把光绪和其他的大臣都叫来,让光绪跪在左边,其他大臣跪在右边,训骂光绪,她说,你为什么要听康有为的话。光绪皇帝说,我倒不是听康有为的,是因为康有为说要变法,我觉得现在洋人老欺负我们,我们只有用洋人的方法才行。这其实也就是当年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另一种说法。但是慈禧一句话就把他回绝了,她说,按照你的说法,祖宗的法子就不灵,洋鬼子比祖宗还灵?

祖宗家法是慈禧的工具统治者弘扬传统总有实际考虑

慈禧训光绪,她说祖宗的家法不能变。祖宗的家法是什么呢,就是皇位继承法。但是其实慈禧是最不遵守祖宗家法的,她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后,按照皇位继承法就应该是这个皇帝的下一辈,找一个男性当皇帝。但慈禧说不行,得从同治皇帝同辈人中找一个人当皇帝,这是严重违反了皇位继承法的。当时1875年,就找到光绪这么一个小孩,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如果是她儿子的下一辈当皇帝,那么权力就掌握在了那个小皇帝的父亲或者母亲手上,她自己的位置很低了。当23年后的戊戌维新,她又觉得这会违反到她的权力了。所以我们看所谓的家法,就是慈禧手中的一种工具,当家法威胁到她的权力时,她一定要变。但是变革威胁她的权力的时候,她又强调传统。所以我现在一听到有人说要弘扬传统,发扬传统,我总要问一下,是什么人在提倡和发扬什么样的传统,他背后的真实的目的是怎样的?统治者一般来说是不会轻易地去弘扬什么,他总是有背后实际的考虑的。

戊戌维新有三个后果:第一个,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从这儿开始的,虽然当时没有政党,但是知识分子开始组织学会,在一起探讨政治,并且有的学会是有纲领的,你认同才可以加入,不认同不可以加入。包括一些小团体选举领导人,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际上是从这儿开始的。第二,维新派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声势造得很大,为什么?梁启超影响太大,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在报纸上的论争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才知道原来报纸是天下之公器。

第三,社会的解放,尤其是妇女解放。康有为早就看到了小女孩缠脚的痛苦,但是不敢提,因为提了之后要遭遇很大的社会压力。直到戊戌维新的时候他才提出解放天足,而且他知道光靠呼吁是没有用的,他还组织了各地的学会,比如说成了一个“天足会”,总部设在上海。他们到民间去放幻灯片,讲缠足对骨骼的残害,他们劝农民,说富人家可以缠足,但是你是一个穷人,还得靠女儿干活呢,她缠了足怎么办。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认为天足会确实是对妇女的解放起了作用的。

再说到慈禧与光绪。戊戌变法失败后,她想废掉光绪,但是西方列强不同意废掉光绪,慈禧就不敢废,所以慈禧觉得光绪是个隐患。慈禧曾经说光绪皇帝身体不好,法国驻华大使说,让我们带法国医生去看看,慈禧也不敢不让人去检查,检查之后说光绪帝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被关的时间久了,精神不太正常。

这时候慈禧看到了一个力量的存在,就是北方的义和团,义和团获得了一些士绅的支持,但是慈禧从来没有对它表过态。这个时候有人跟慈禧说义和团,刀枪不入有神术,能够打败洋鬼子,她就有点不知道是真是假,她就派了一个大臣叫赵舒翘,说你去看一下。我们知道中国专制社会下级官员总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情的,他出京之前,有几个大臣就跟他说,特别希望慈禧利用义和团废掉光绪。所以赵舒翘回来就对慈禧说,我确实见到了一群可以刀枪不入的人。慈禧就说,他们可以进京。义和团就进了北京,官方给他们发粮,这些人觉得自己很英勇,很正义,又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所以行为很极端,开始杀洋人,杀跟“洋”有关的中国人,包括戴眼镜的中国人,包括卖洋货的铺子也烧了不少。那外国人就提出来,我要派军队来保护使馆,慈禧就面临着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意味着宣战,但她觉得外国人实际上要想把她自己废掉,让光绪重新掌权,所以她向八国宣战了。当时朝廷上有几个大臣说,我们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打仗都败的那么惨烈,向这么多国家宣战,绝对是打败仗。最后大家都知道,八国联军进北京。

慈禧在西逃途中,这时候就准备向外国人求和了。在西逃途中她说了之所以酿出这么巨大的祸害,都是义和团造成的,所以她下令剿灭义和团。我觉得官民双方都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政府来说,不要轻易鼓动民心民意,群众本身都觉得自己很正义,行动肯定要过激,过激的话政府就很难收场,最终会造成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民众不应因为自己的事业很正义,又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就行为过激。最后会成为政府的替罪羊的。

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变法孙中山才开始有市场

慈禧镇压了体制内的戊戌变法之后,体制外的孙中山就开始有市场了,他的革命党就诞生了。他自己都回忆说,在1900年以前,几乎没有人支持他,1900年以后,他开始感觉到有人支持他,哪怕人还很少。但是从1904年、1905年起支持他的人突然高涨起来,为什么?因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日本大胜的这个结局这个对中国人的刺激很大,实际上比在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还要大,为什么?因为这是世界近代史以来,被认为落后的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这让很多人看到只要政治体制先进,小国也是可以打败大国的,这一下子就使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商人、读书人要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派一下子就成了社会中坚力量。

慈禧也不糊涂,她宣布1905年预备立宪。她一提出立宪,一下子万众欢腾,觉得朝廷从上到下边的变革是最好的,而革命是从下往上,社会容易动荡,代价太大了。所以大家都支持清政府立宪,张灯结彩,编歌的,游行的,喊大清皇朝万岁万万岁。君主立宪应该从改官制入手,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这个官制改革,她用的她最信任的袁世凯,袁世凯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虽然非常有才干,但他的问题是太年轻,没有足够的权威。有一次开会,一个八旗官员就拿着枪,对着袁世凯说,你别太猖狂了,你只是个奴才,不用你来规定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还有,袁世凯提出来改官制,首先要把军机处撤了,要把太监制度给撤了,那太监一听说了,100多个太监把袁世凯围起来拳打脚踢,后来是庆亲王奕劻把他给拉了出来。

很多旧的机构,像理藩院、鸿胪寺这些机构都要撤销,但这些机构都是满清贵族当权,他们觉得天下都是爱新觉罗的,我当官我掌权。袁世凯说我要到广东阅兵,不管这件事了。这时慈禧又宣布了“五不准”,军机处不准撤、太监不能准撤、旗人的待遇不准改等等。这时她又搞政府体制改革,这个体制改革不搞还好,一搞就更有问题了。问题在哪儿呢?它打破了原来形式上的满汉平等,在新的机构中,满族人的权力占了绝大多数,使很多汉族人心里很不满。本来大家都支持维新,都支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但这时候支持她的立宪派开始质疑了,说你是假立宪。而我看到梁启超给他老师的信说,他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开始论战,因为孙中山觉得革命力量开始形成了,孙觉得这时候可以开始和立宪派争夺了。实际上从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之后,一批原本爱国的留学生,觉得清政府卖国了,就倒向了革命。1905年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三种力量:一个是立宪派,主张改革;一个是清王朝,决定按原状维持下去;一个是弱小的革命派,他们已经组建了同盟会。这三种力量,从1905年开始对立。

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

我们刚才讲到,清政府宣布立宪的时候,支持立宪的人多,但后来大家觉得受骗了,所以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就谈到这点,说在改官制没宣布之前支持我的东京留学生特别多,改官制一出来,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开始多起来。梁启超在1907年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重要,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现政府与革命党》,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经典,他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他看到了现政府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让革命发生,但清政府看不到这一点。

清政府在1908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它在理念、过程与具体规范的结构等方面都深受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但清王朝觉得日本天皇权力太小了,老百姓享有的权利太多,所以清政府就对日本明治宪法进行了改动。比如说在日本明治宪法中,规定的百姓的权利是14条,清朝的只有9条。历史学界对于清政府的立宪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有不同看法,有的人根据清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情,不管怎么样,中国有了宪法,有了资政院,认为他是真立宪。有的人认为,他做的很多东西都做的不到位,甚至没做,是假立宪。我觉得这是标准问题,说他是真的有道理,说他是假的也有道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受众、被统治者认为它是真还是假。

日俄战争之后,支持革命的人就多了,革命就开始大踏步地往前走,赶上了维新派,赶上了改革派。清政府这时还是没醒悟过来,在1908年8月,统治者发出一个通缉令,事实上要通缉梁启超,说梁启超罪大恶极。这时候革命派说,你梁启超天天跟我们说政府是好的,会进行改革,现在他通缉你,结果你成了他最大的对手。慈禧在1908年这时候,根本没有感觉到形势紧张,还耿耿于怀十年前梁启超跟光绪皇帝在一起的维新,她没想到把梁启超为自己所用。这一下革命派高兴坏了,通过搞改革,这是最好的方式,结果梁启超成了最大的敌人,这是梁启超的悲剧。这也是清王朝的悲剧,你本来就岌岌可危了,你还把一个替你十几年在海外跟人论战,来替这个王朝辩护的人,反而把他当成罪犯抓起来。

这时候立宪派就要求加速开国会,从1910年开始,几次要求开国会。每次开国会都是士绅,商人占重要位置,都是各大商会的领导人。第三次开国会的时候,上海的商会副会长沈缦云组团到北京请愿,他就跟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说,朝廷主动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越是富的人越不希望社会动乱,不希望革命,而希望从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奕劻仍觉得天下还是我的,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没有资格来要求我们干什么。

清政府对立宪派进行了几次镇压,你镇压一次,就会损失一些立宪派的人。立宪派本来很温和的,但镇压越激烈,他的反抗也越激烈,这时候立宪派就开始激烈化。而沈缦云的请愿被拒绝后马上就打道回府,他觉得不能和这个政权联系了,他临走之前说了那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他一回到上海,就领导上海商会集体参加同盟会了,上海商会本来是与同盟会对立的,现在就证明了立宪派承认自己失败了,革命胜了,革命与改革的赛跑,革命胜利了。

清政府在1911年的时候,因为压力很大,成立了内阁。但是他成立的内阁里面皇族成员占绝大多数,立宪派现在更觉得你根本不想改,13个内阁成员有9个是满族人,满族人中又有7个是皇族的。刚才说了越是富的人越希望改革,不希望革命,于是立宪派赶紧去跟朝廷谈判,说按照内阁的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但是我们认了,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阁员,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总理大臣别让皇族成员当,哪怕是个不是皇族的满族人也行。但是朝廷的回答还是很傲慢,说你们太嚣张了,说天下是爱新觉罗的,你们怎么能来决定皇室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们就是奴才。

所以这时候最富的人也觉得无路可走了。没过多久,清政府又在自己的倒台上加了一把火,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因为清政府早几年同意全国修铁路,但政府修着修着没钱了,就下一纸谕令允许民间的铁路公司修铁路。而民间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以后,又不愿意按照市场价去赔偿,他总觉得让你修,是让你发财,是我的政策好,我现在就要收回,你必须听我的话。在此背景下四川保路运动就爆发了,紧接着武昌的新军就展开起义。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得到了立宪派首领、富商汤化龙出来的支持。中国当时商人是有商团,汤化龙发言号令,东南各省的商人都纷纷起来支持革命,商人的武装都很厉害,是革命党和商团联合起来就开始革命了。这时候各地纷纷独立,你看江苏,士绅力量大,说独立就独立了。还有广东,在4月份的时候的黄花岗起义,打的那么厉害,而在这时候,商会领导跟两广总督一商量说独立吧。两广总督说,我是清朝的官员,但我不反对你们,我自己偷偷跑了,你们就宣布独立吧。

独立的省份大都是在南方,北方因为比较保守,就山西和陕西独立了。当时整个大局还都看不清,但是山西有一个富商,本来是清政府的官员,回去开矿,又开银票,他表示支持阎锡山,给了他大量的钱,阎锡山就在山西独立了。商人往往要在政治尘埃落定之时才决定支持谁,而现在商人也起来革命了,我觉得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商人觉得清政府气数已尽;第二,对清政府很反感,所以我要支持革命政权。再看,清朝的汉族官员在各省纷纷独立的过程中没有人自杀,1850年太平军打来的时候还有不少官员自杀、殉节,而这个期间没有一个汉族官员自杀。

我们可以看出,从1906年改官制开始,汉族官员心里头是有抱怨的,因为清政府太偏重满族官员,而不重视汉族官员。清政府看到独立的省份多了,他在10月30日一天之内连下三道诏令:允许组党、释放政治犯,制定宪法等。但问题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完了,你再做什么都晚了。大家都知道严复,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面说到,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说如果早一个月做这些事情,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清政府的灭亡是他一步一步的失误导致的,他是步步被动,他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甲午战争之后,他都不愿意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到了庚子之乱之后才开始提出预备立宪,接受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由于他不改革,社会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而民间的激烈情绪越来越大,人们甚至觉得,我宁愿和你玉石俱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甚至同时鱼死网破。

我总是觉得,从历史上看,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有对政权极不满的人存在,而这种人只要你社会制度比较好,社会比较公平,他们永远是在社会的边缘,成不了气候。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很多,而统治者又不愿意改革,不通过改革来缓解矛盾的时候,这就是梁启超说的,给革命提供的一个土壤,信仰革命,造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激烈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向统治者呼吁,真正地告别激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别激进的途径,所以我讲的这两个多小时,实际上就是在诠释梁启超的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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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3/12/2017 02:08
中国的“西化”——
恰如西方的“希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作者
           
慈禧太后——反西化斗士

毋庸讳言,现代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历程就是“现代化”的历程,而国人耳熟能详的和国际“接轨”就是和“现代化”国家的接轨。这里的“现代化”就是以西方现代的现实为标准的。但是,与此同时,国人对“西化”却讳莫如深。

对于“西化”,国人历来有不同寻常的恐惧,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华夏一样对外来的文化如此恐惧万分。尽管不同阶层的恐惧理由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那份恐惧却是普遍的。

诚然,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和文明进行本能的抵触。如果说这是最初本能的行为,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理性的思考和基于理性的行为。回顾西方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并非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西方,实际上西方也经历了被外来文化所改造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欧洲的“希腊化”,“文艺复兴”使得整个欧洲都经历了本土文化被古希腊文化改造的过程。但是欧洲不仅没有恐惧,而且还热情拥抱了这次改造。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人们没有恐惧今后他们会不意大利了,也没有由于自己辉煌的古罗马历史而觉得被一个自己过去曾经征服过的民族的文化所改造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既然意大利人都不恐惧,很自然地,法国人也没有理由恐惧今后会不法国了,德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以后不德国了,英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不英国了,后来的俄罗斯人也没有怕自己不俄国了。但是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清朝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允许由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主持进行改革和“西化”,亦即“洋务运动”。但是改革还未开始,慈禧太后就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样,改革和西化在中国就不可能是本质上的了。现在中国的反西化“斗士”应该对慈禧太后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因为正是他们的太后勇敢地抵挡了西化的浪潮,不愧为反西化的中流砥柱。他们今天的勇气大概也一部分来自于慈禧太后,至少和他们的太后异曲同工。

在华夏,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原则似乎根深蒂固,老祖宗的东西是如此之好,以至于绝对不能受到外来的影响,或者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那时的中国,距离上一个汉族王朝的灭亡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华夏已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化”,亦即“满化”。如果没有武力的强制执行,这样的“满化”是完全不可能在华夏进行的。那时的“满化”比中国后来可能的“西化”要严重无数倍。“西化”仅仅是文化上的,而“满化”却除此以外还带有严重的侮辱性。但是,在最初的顽强抵抗后,华夏彻底屈服于武力,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满化”。

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政权的需要,强迫汉人和其他民族进行“满化”,接着其自己也进行了“汉化”。满族统治者为了其政权的巩固,所有可以做的都做了。从大规模的屠杀,到严厉的户籍管理和残酷的连坐治罪,到文字狱,到篡改历史,甚至到接受汉文化,清朝都不遗余力去做了。满族在文化上被汉化了,汉族在文化和外表上被满化了,更加本质的是,整个华夏土地上的民族,主要是汉族,但不仅仅是汉族,在性格上被进一步地奴化了。清朝的高压统治使所有在这个政权下生活的人不得不在所有方面都服从清朝的意志和遵循清朝的规则。既“杀人”也“诛心”,这是清朝的统治手段,他们认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就是靠这两手才坐稳了江山,于是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只是他们决心做得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彻底和残酷。

在文化上,清朝的罪过不是让中国和他一起落后, 而是把中国的传统包袱几乎毫无舍弃地发扬光大下来,而且增添了他们自己的包袱。本来,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历史包袱必须承担, 也没有多少文明可以发扬光大。入主中原后,在其强悍的外表下,藏着谦卑的内心。满族其实除了服饰和礼仪外什么都舍弃了,在文化上的彻底汉化对满族自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在表面上的彻底“满化”又顾全了清朝的面子。但是这“相得益彰”对华夏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过,即便没有清朝,这个错误的本质中国未必就可以避免。中国从秦朝到明朝几无变化,因此即便是李自成,而不是清朝,成为下一个统治者,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不会比清朝更加有作为。但是,作为一个朝代,明朝对于西方的接受还是远远超过了清朝。

清朝最大的罪过是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从性格上进一步奴化了中国人。

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原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的方式是极其残酷的。只是由于满族成了中国的一员,不胜枚举的惨烈屠杀被认为是民族内部的问题而被淡化了,被遗忘了。

清朝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清朝对于中原的征服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对于先进的征服。由文化和物质上落后的民族对于相对先进的民族的征服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其征服了中国和欧洲后,由于拒不接受被征服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其统治很快分崩离析。另一个是古罗马的选择,其征服了古希腊和其他广大地区,但是很明智地接受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古希腊的翻版,只是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的特质,抄来的虽然好用,但是精神却没有继承下去。清朝的选择基本上和古罗马一样,只是没有古罗马的气度和运气,其所接受的文化没有古希腊的特质,而其自己没有古罗马的勇气。应该坦率地说,即便有接受古希腊文化的机会,清朝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毕竟,华夏文化是一种为集权服务的文化,而古希腊文化就完全不同了。以清朝当时和后来的所作所为,即便有古希腊文化其也不可能接受。古希腊文化不可能山呼万岁,也不可能制造奴才,这就是清朝绝不可能接受的理由。

康熙的汉化和彼得大帝的西化

就在清朝入主中原,开始接受汉文化也迫使汉人接受满装的时候,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当时落后的俄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俄国一开始并没有沾上太多“文艺复兴”的光,但是彼得大帝(1672-1725)使俄国出现了转机。彼得大帝的西化和康熙开始的汉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被国人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1654-1722),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同时代人。康熙比彼得早18年出生,早3年去世。康熙7岁继位,彼得10岁继位。康熙在忙着全盘汉化和奴化,而彼得却在忙着全盘西化。这个后来被称作“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人远比后来被中国人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粗鲁,也比康熙谦卑。他学得一手好木匠活,并以此为荣,还乔装成普通随员混进他自己组织的参观团到西方取经(1697年),回来后立志把俄罗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改造成西欧的样子。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首先要把俄罗斯的服装全部改成西欧样式,把俄罗斯男人的大胡子统统剃掉,并且这项改革就从宫廷和大臣开始做起。如此改革必然遭到守旧的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当时的俄罗斯,男人不留胡子就如同光着身子。但是彼得大帝的决心已下:“胡子和脑袋, 你们可以选择一样留下来,并且只能选择一样。”俄罗斯的西化就这样大刀阔斧地推进了。这令人想到在此不多年前发生在华夏的正好相反却极其相似的事件,清朝让所有的汉人削发留辫,清朝统治者所喊的口号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和彼得的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彼得用西方的装束改造了自己的民族,而清朝用自己的装束改造了华夏民族;彼得仅仅在宫廷里从大臣开始进行了旨在表示决心的形式上的西化,为实质性的西化铺平道路。而清朝则是在民间通过极其残酷的杀戮来强迫执行旨在满足清朝统治者虚荣心和掩饰他们恐惧的“满化”。

在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已经在1689年签订。这个条约据一些国人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平等条约。应该指出的是,这部条约是用拉丁文、俄文和满文写的,以拉丁文为准,中文根本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条约上,只是后来在非正式的石头碑文上和满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一起刻了上去。后世的国人可能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出现在其上的条约居然还可以是“平等”的?一个外来的民族代替华夏签订了一个没有中国自己文字的条约,而国人却把这个条约奉为“第一部平等条约”。至于那个“第一部”的说法,也许没有异议,因为像这样的“平等条约”应该是“空前”的,以前尽管无耻过,但还没有无耻到这步田地,可惜的只是没有“绝后”。对于这些国人,就差一部仅有日文而没有中文的“平等条约”了。

“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康熙皇帝35岁,在位已经28年;而继位10年的彼得大帝才17岁,还没有亲政。这两个统治者的较量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这两个民族的冲突已经无可避免。东进的俄罗斯和西进北扩的清朝,必然导致这两个民族在地域上迎头相撞,这是在利益上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看无可厚非,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扩张过。而这两个民族对于她们要继承的文化的不同选择,注定了他们在此后的统治中南辕北辙,而这样的统治所留下的痕迹也会截然不同。这个痕迹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和民族性格的。

彼得大刀阔斧对俄罗斯的改革并非不残酷,他为了俄罗斯更接近西方,接近海洋,他选择了波罗的海沿岸一处兴建他的新首都,这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兴建圣彼得堡极其艰辛,俄罗斯人为了彼得大帝的西化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彼得在所有这些艰辛中也身先士卒。有一次圣彼得堡未竣工的皇宫失火,在夜色和火光笼罩下的救火人群中,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拎着水桶,上蹿下跳和灭火者一起折腾,这就是身高两米的彼得。他至少在驱赶俄罗斯走向西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俄罗斯在被彼得驱赶着走向西化的过程中是跛足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西化远远落后于其物质和形式上的西化。但是对比清朝的完全拒绝西化,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西化已经值得赞扬了。康熙没有这个胆量和见地,他既不敢割辫子也不敢改服饰,更不必说实质的问题,他的“雄才大略”就是要用尽一切手段驯服他版图内的人民和扩大他的版图。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统治的稳定是第一重要的,“满化”和“汉化”都是他统治的需要。他的运气绝不比彼得差,应该说他的天时地利都胜于彼得,人和也不差。如果说他接受汉文化出于不得已,那么他实行西化的难度其实不会比他的父辈强迫汉人“满化”更大。他还有过学习西方的念头和举动,对西方的传教士还算容忍, 对西方的科学还试图理解和看重。今天来责难康熙没有西化未必公正,他没有这个远见卓识也并非不正常,只是他的俄罗斯对手彼得大帝有点太“不正常”,那实在是一个决心用外来文化改造自己民族的“狂人”。

西化的机会,康熙是有的,明末已开始了西学东渐;强制的手段,康熙也同样有,就如同强迫汉人满妆。虽然康熙不是彼得,但是他还有胆量用一个外来的文化改造他自己的民族,只是这个外来的文化是可以为他统治所用的汉文化。如果说康熙还有一点点对于西方文化的容忍,那么到了他的孙子乾隆(1711-1799)那里也就彻底没戏了。乾隆也算个盛世皇帝,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人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不应该是盛世,而是他对他爷爷的“文字狱”暴行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升级、下江南的挥霍和歌舞升平,以及对于一些外族,比如准噶尔部落等的虐杀。在他给自己封为“十全老人”的盛名之下,是整个华夏人格的全面堕落和对于华夏周边民族的种族清洗。

在康熙的孙子乾隆潜心“文字狱”和“下江南”的同时,在俄罗斯出现了彼得大帝的外孙媳妇叶卡捷琳娜(1729-1796)开拓的俄罗斯黄金时代。这位远嫁到俄罗斯的德国公主,继承和扩展了彼得的事业,成为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叶卡捷琳娜二世

而乾隆的目标就越来越不对了,他越来越守旧,越来越不容忍不同的见解。他的唯一政绩也许就是“文字狱”了,乾隆发扬光大的“文字狱”可算是空前,只是没有绝后。乾隆比叶卡捷琳娜早18年出生却晚3年去世,他的长寿使得华夏的灾难更加深重。

在叶卡捷琳娜辞世的时候,由彼得大帝倡导的西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西化使得俄罗斯已经不是那个彼得大帝尚未亲政时签署《尼布楚条约》的那个俄罗斯了。因此,被中国称作“不平等”的但是被俄方称作“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等就注定要在半个世纪以后签订了。

“康雍乾盛世”——普世价值的灾难

在华夏的历史和今天,“康雍乾盛世”之说不绝于耳,但是这个“盛世”却是华夏在自我封闭的道路上越走越没有出路的时期。本来那个时代还是很有可能进行各种改革的,包括政治改革。但是清朝的那几个“盛世”统治者的食古不化和妄自尊大彻底葬送了改革的机会。

但是,说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是完全不公正的。满族入主中原像是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倒插门女婿”。中原其实根本就不要它,但是它用武力迫使中原接受了它作为“倒插门女婿”。那些北方的土地本来就不是那时的“娘家”的,而是这个“倒插门女婿”的,只是顺便带来做了“嫁妆”。“娘家”(中原或者中国)的人后来就把这“嫁妆”当作了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如果说清朝割让了国土的话,那么也是它自己的“嫁妆”,本来和中原毫无关系的嫁妆。而且它割让出去的“嫁妆”比起带进来又留下来的“嫁妆”要少很多。中国的国土在清朝手里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任何指责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乾隆死时距离日本的明治维新(1867-1868)还有几十年。本来中国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进行改革的,但清朝的守旧使得类似的改革一直要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在清朝的危机更加深重后才勉强开始进行。这样勉为其难的改革,也由于慈禧太后的几个不能变而注定夭折。

清朝改革的失败不仅仅是清朝统治者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清朝的后期,不少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居然如此地认同清朝,以致国学大师王国维拖着大辫子穿着满服投湖自尽以表示效忠清朝和拒绝变革。“砍头倒是不可怕,怕的是割辫。”国学大师如是说。不得不令人叹惜,是什么样的奴化可以如此深刻和无可救药?但是这位王国维仍然值得敬重,不是由于他对于清朝的痴情,而是由于他至少还有忠心耿耿的对象和视死如归的胆量,当然也由于他的学识造诣。

相比之下,今天的一些国人,他们什么都不怕,没有任何信仰,有的只是对于权势的恐惧和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远比他们正直和高尚很多。

民间当时普遍存在的对于清朝统治和其价值观念的认可,使得一些精英的改革诉求既没有精神底气也没有社会基础。改革被普通民众看作与己无关,被朝廷显贵看作危害自己,又被不少知识精英怀疑,这样的改革,自然难以成功。朝廷无疑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知识精英并不具备足够的动力,而无知和麻木不仁的百姓则是朝廷最后屠杀改革的勇气。

华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假公济私的高官,贪得无厌的巨富,逆来顺受的赤贫,各扫门前雪的小康,绝无可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正如我曾经阐述的,华夏不乏顺民、良民、刁民和暴民,而唯独缺少公民。不想改革的岂止是慈禧太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都不同情改革。这样的改革哪里有成功的希望?那些为了慈禧太后和“大清江山”而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和那个为了不面对改革愤而投水自尽的国学大师不正说明了整个民族被奴化的广度和深度吗?不正是改革夭亡的最好注解吗?

对汉族来说,接受满族作为统治者和接受西方作为统治者在民族自尊上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外族的统治。当然,后者比前者温和与开明得多,至少后者从未制造过任何类似“扬州十日”或者“嘉定三屠”的惨案。和满族对于中原的入侵和统治相比,西方的作为相对文明得多。但是,在清朝末年,在内外危机中,清朝统治者试图让国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利益,而西方则是来损害中国利益的,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慈禧对于义和团的纵容和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清朝以前的中原来说,满族只是另外一个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满族在入关以前和华夏的关系就如同当时的日本和华夏的关系一样。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加疏远,无论从文字,语言,宗教和习俗来说,日本对于中国比满族对于中国更接近。

从明朝开始,中国和多个外民族的交流频繁了起来,这包括了满族、蒙古、西域国家、日本、西方。其中比较密切的是和满族和日本。北面日益强大的满族令明朝惶恐不安,东边的日本更多被注目的是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西方的影响更加遥远一些,但是驻扎台湾的荷兰人和进入大陆的传教士们已经让明朝不容忽视了。对于当时的中原来说,这些都是外来的民族和文化,都被夜郎自大的中原所看不起。

西学东渐——
中国拒绝,日本欢迎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不同于满族和日本,他们进入中国进行文化活动和鉴真东渡日本是一样的性质。这样的活动并不会使中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就如同鉴真的东渡并不会使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鉴真东渡仅是为了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带给日本,这很正常,所有的宗教都赋予人使命感,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也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和使命感。

从很多历史记载来看,当时这些从西方进入明朝的传教士是真正以文化为目的的人士。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当时中国根本不知道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就像中国的僧侣以普渡众生为目的一样,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也以普传基督教福音为己任。而且,他们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宗教,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明朝还是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万历年间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直至清朝雍正年间1732年时被禁。其中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宗教观念。

明朝并不准备接受以上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把倭寇赶出了东南沿海,把满族堵在山海关之外,对西学不置可否。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历史就简单多了。但是,明朝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其中一种它最不看好的外来文化给灭了,这就是满族。华夏于是被迫接受了满族的意志和安排。

但是,从咸丰开始,清朝就必须选择,到底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当时明朝未来得及做的选择,放在了清朝面前。此时,同样面临“西化”选择的还有日本。如果说俄国在“西化”的问题上和清朝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其在地理上、历史上和宗教上和西方有着比较近的血统和渊源,那么西方对于日本和华夏这两个民族来说都同样遥远,甚至,对日本更加遥远。从地理上,日本不仅距离西方更远,而且还隔着一个海洋;从历史上,日本和西方的交流更少;从宗教上,西方的传教士要先到中国,才能抵达日本。在这样基本相同的甚至是对中国更加有利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在19世纪前后对于“西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十分发人深省。

日本的历史其实经过了汉化和西化的两个过程。日本首先进行的是汉化,那是从中国的唐朝时期开始的。从语言上,日本借鉴了汉字;从建筑上,日本几乎照抄了唐朝的风格;从宗教上,日本直接引进了已经经过汉化的佛教。

日本原来仅有语言而没有统一的文字。汉字的传入使得日本很自然地采用了汉字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假名系统结合。所以日文中有很多汉字,而且几乎所有汉字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不同的发音。比如日本东京有一个“浅草寺”。作为地名的“浅草”,读音是“阿萨苦撒”(asakusa),这就是“浅草”的“训读”,而作为寺院的“浅草寺”,就读做“桑扫极”(sansaoji),这就是“浅草寺”的“音读”。训读产生于汉字传入之前,而音读产生于之后。

日本人对于中国唐代文化非常崇敬,日本许多寺庙都具有唐朝的风采。很多在中国现在已经绝迹的唐代建筑形式在日本还可以看到。然而,进入近代后的日本转而向更加先进的西方学习。日文也充分显示了这点,日文中有许多外来语,而且几乎与日俱增。很多日本上了年纪的人现在抱怨他们都不认识日文了,太多的西方词汇在日文中用片假名按照发音直接拼写出来就算完事,这样的“日文”,由于片假名的发音局限,如此拼读并不标准,因此对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的帮助不大,而造成那些不懂西方语言的日本人的阅读困难倒不小。但是,日本人这样的直截了当的学习精神却令人叹服。

中国则不然。在中国直接拼读的西方词汇很少,只有过去的上海比较多一些,比如“水门汀”(Cement),“贝铃”(Bearing),其不仅局限于个别地区,也成了过去,今天它们被翻译成“水泥”和“轴承”。中国通常会把外来语经过意译后成为中文,至少看起来是中文。中文翻译得非常传神的既“音译”又“意译”的有“基因”(Gene)、“幽默”(Humour)、“引擎”(Engine)。而更多的外来语是用完全和发音没有关系的意译完成的,比如“电视(Television)”,“晶体管(Transistor)”等等。然而,它们在日文中却是按照英语发音用片假名直接拼读的。

“Laser”的翻译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不同的文化如何不同地对待外来的影响。在日本,这个词汇连想都不想就用片假名标出发音就完事。在中国大陆,Laser被翻译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达意的翻译,因为Laser是英文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缩写,意思就是“受激发射的光”。于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术语被改造成了几乎不带任何外来特征的中文词。而在受日本影响相当深的台湾,则被很巧妙地翻译成“雷射”,兼顾了发音和意思,当然也残留了一些外来语的痕迹。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Laser”为外来的术语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非把“Laser”改造成没有外来特点的“激光”不算完事;而理念上介于之间的中国台湾人,采取了折衷。

这些文化上和心理上的细节也说明了当时为什么日本在面对西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华夏完全不同。日本对于“西化”的热情和向往,于他们“明治维新”的实践和此后的“脱亚入欧”的决心中昭然若揭。日本对于欧洲的向往是他们对于一种新文化的憧憬,其中有多少理性和审慎我难以界定,但是其热情不容否认。日本民族是现实的,其有着和华夏几乎相同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源,在选择外来文化的影响时,标准也是实用的。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比华夏文化更加富有活力的文化时,很快就决定“西化”和“脱亚入欧”了。在这“忘恩负义”和“义无反顾”之间,日本民族对于现实和进步的勇气却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日本“明治维新”尽管已经开始触及到“西化”的精神和本质,但更多是在物质和形式上。尽管在制度的形式上已经进行了“西化”,比如“君主立宪”,但是实际上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还有着天壤之别。日本真正的“脱亚入欧”是在二战后美国人的“大棒”和“胡萝卜”下才取得真正的进展。此后的日本,虽然距离真正的“西化”仍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比起其他的亚洲国家,说它“脱亚入欧”了也绝不为过。

“明治维新”是日本西化的开始,“脱亚入欧”是日本民族的强烈向往,但是即便这样的西化,也并没有使得日本不再日本。这证明,担心“西化”会丢失民族特点的想法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当然这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如此,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在“明治维新”中天皇的权力一部分给了议会,如果这是可以被清朝容忍的,那么清朝可以进行改革。但是清朝却做不到这点。
回复 樊梨花 3/12/2017 02:08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走不通的老路

比起日本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清朝,不仅没有西化的行动,甚至连西化的想法都没有。“西方”对于清朝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尽管早就有这个噩梦的兆头,但是直接威胁到大清的江山,还是始料未及的。康熙时代噩梦的兆头刚刚呈现,乾隆时代用更加闭关锁国的政策抵挡了这个噩梦的到来,慈禧时代虽然已经难以抵挡,但是她抵抗的努力甚于她的前辈。把慈禧称作反西化“勇士”绝不夸张,所有可能的抵抗她都做了。

很难理解为什么清朝可以接受汉文化,汉族可以接受满文化,两者却无一愿意接受西方文化。1861年咸丰经过“圆明园事件”的惊吓后驾崩,年仅5岁的同治帝继位,慈禧的垂帘听政就这样开始了。作为咸丰的配偶,慈禧理应知道“圆明园事件”的内幕和始末,作为同治帝的母亲,她知道自己垂帘听政的权力之至高无上。因此,慈禧明白社稷有必要她也有能力进行类似“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在慈禧垂帘听政开始后第6年的1867年才开始。同治在1874年18岁时就死了,根本就没有亲政的机会,继位的光绪是慈禧一手挑选的,她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顺理成章大权独揽,慈禧就这样统治了48年直至去世。从时间上,三个短命的皇帝加起来也不抵一个长寿的“垂帘听政”;从力量上,三个性格廻异的男人合起来也不敌一个坚韧不拔的女人。慈禧对于西化抵制之坚决,甚至不惜完全断送她儿子光绪的政治生命,也许直接就是光绪的生命。如此“大义凛然”和勇猛顽强,遂令慈禧堪称后世反西化“勇士们”的“楷模”。“继承太后的遗志,发扬太后的精神!”这是发自每个反西化“勇士”心底的前赴后继的誓言,“太后啊!你走了,我们来!”也许他们嘴上不能这么说,但是行动胜于言辞。

华夏的统治者不接受西方文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其内涵将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华夏的百姓拒绝西方文化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已经被奴化到不再具有自己的思想和勇气;而华夏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则令人困惑,他们理应知道西方文化更深的内涵和对于华夏的意义。但是,即便就是像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和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李之藻、梅文鼎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夜郎自大,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因此他们并不准备接受西方文化,而只是想用西方文化来给华夏文化做陪衬。这个想法肯定不会有任何出路,因为太离谱了,就像用太平洋给西湖做陪衬一样荒唐。到头来,他们也两头受气,里外非人,公正的人显然对他们的荒唐嗤之以鼻,而独爱“西湖”的人则指责他们用“太平洋”来“寒碜”了西湖。

这就不难看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西学并不真正理解,不过徐光启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进步的,他们的功绩值得肯定。但另一些居心叵测的“高级知识分子”则不然。康熙时期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御用知识分子”,是宫廷主管天文的监正,居然散布“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言论,听起来很耳熟,就像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此人进而诬告汤若望,使汤若望被判死刑,后来又诬告南怀仁,几乎再次得逞。但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身为宫廷“天文学家”,却算不准基本的天体运行,对比南怀仁准确预测的行星位置,此人终于败露靠嘴皮子和诬告过日子的劣迹。

南怀仁是比利时人,毕业于鲁汶(Leuven)大学。这是一座古老的建于中世纪的大学,在布鲁塞尔东边不远的小城Leuven。我偶然去拜访这所大学和小城时,还不知道南怀仁就是这里毕业的。古旧安静的小城,居民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平和的环境和高贵的气氛令人感慨宗教和科学最终不无争执的和睦相处。在宗教和科学的激烈纷争后,各执己见的愤然平息下来,在这座小城里找到了共存的意义。

与科学和宗教在Leuven的和睦相处不同,在中国,西方的学说受到了来自所有阶层的抵触。华夏可以死心塌地接受辫子和裹脚布,但是却容不下西方的观念和思想。本来,既然科学和基督教可以和睦相处,那么在中国儒教和科学也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是实际上却不行。这倒不是中国儒教的问题,而是社会现实和文化的问题,是民族性格和统治者心胸的问题。

很难理解为何国人把外来文化看作是洪水猛兽,本来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互相受益,并且文化交流并不能导致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附庸。唐朝曾有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中国文化,这并不能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朝鲜接受了华夏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就属于中国;唐朝引进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这也不意味着华夏就归属了印度。文化交流并不能看作是侵略或者皈依。但是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华夏文化传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华夏的属国,朝鲜是这样,越南是这样,别的地方也应该是这样。于是,他们的恐惧也恰恰来自于此,因为如果以上逻辑成立,那么学习西方文化就使华夏成了西方的属国。也许正是这种心理,加上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使国人对外来的文化充满了恐惧。

于是,向西方学习对于国人来说在心理上有着巨大障碍。哪怕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了,也要说成是自己的东西,祖上就有的,只是“失传”了而已。国人是好学生,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但在这个问题上,国人的学习能力出奇低下。一个能把一条强加于自己的“猪尾巴”留在脑后长达两百多年并且誓死捍卫的民族,却对于新的显而易见的道理置之不理甚至顽强抵抗。这样的现象确实令人费解。即便在这辫子剪掉之后,内心的辫子还依然如故,一有时机,这根“猪尾巴”就会露出来!

如果把国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仅仅归罪于清朝,也不公平。清朝的残酷统治的确进一步摧毁了国人的道德体系,但清朝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统治者,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应该对此负责。至少从秦朝开始的统治者都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然而,没有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进行西化并不等于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明朝开始的“西学东渐”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的西化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只是步履艰难一波三折而已。尽管这样,中国在物质上的西化和表面上的西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华夏自己的文化。

和国际接轨——邯郸学步

中国今天城市已经没有了传统特色,城市建设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跟随了和照抄了现代的西方,只是这样的照抄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只有表面而没有实质。一些值得保留的旧城在以“现代化”为借口的急功近利中消失了,比如北京的老城和杭州的老城。中国现在的城市更像是给汽车建的,而不是为人造的。宽阔的马路,给汽车的行驶提供了足够的方便;但那因拓宽马路而铲除的寻常巷陌,也使得昔日曾经的人居环境荡然无存。

比如拿杭州来说,本来的旧城区确实老旧,翻新后的新城区完全不见了老城区的踪迹。原来狭窄的小巷子并不适合汽车行驶,但是对居民来说不无方便。而新城区的宽阔马路款待了汽车,却未必对居民有好处。城市中心成了汽车的集散地,噪音和废气使得居民的环境恶化。

而立志“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日本,却相当好地保存了日本城市的风格,我在日本的小城成田所看到的景色让人确信现代化并不一定要和古朴说再见,“西化”绝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

中国喜欢说自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实际上一千年以上的建筑都不容易找到了,而两千年以上的就只有地下的坟墓了。而在欧洲,却很容易看到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和有数千年历史耸立的古建筑,而废墟就更加不胜枚举。巴黎旧城保留完好并非完全归因于其坚固的石头结构,更重要的是其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巴黎旧城里现代化建筑非常少,绝无仅有的是类似蓬皮杜中心和蒙巴拿中心这样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巴黎。巴黎的马亥(Marais)区更是保留旧城区的典范。

巴黎的新城在旧城外面,如果以凯旋门为中心的话,卢浮宫在凯旋门城内的方向,而其反方向相等距离的城外,就是著名的巴黎新城——防卫区(La Défence)。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反映了当时潮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理念都淋漓尽致地在防卫区中得到了体现。有的至今还不失时髦,有的风光已过。防卫区所体现的理念和巴黎老城所坚持的原则,形成了对于“现代”和“经典”的解释。我从巴黎圣母院(图1)开始步行,经过卢浮宫(图2),穿过协和广场(图3),沿着香舍丽榭大道(图4),抵达凯旋门(图5),再漫步到巴黎新城防卫区(图6,图7),这10公里的距离,也许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漫长征途的缩影。当我抵达防卫区后,赞叹之余,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的老城。这也许就是人类今天的心态:在“现代化”的美梦成真后,立即发现,其实,那经典的美却是更加永恒和持久的。那时髦一时的很快就会老去,而那古旧的经典却青春永驻。


图1  巴黎圣母院


图2  卢浮宫


图3  协和广场


图4  香舍丽榭大道


图5  凯旋门


图6  巴黎新城防卫区


图7  巴黎新城防卫区新凯旋门

在北美,历史尽管相对短暂,但是仍然将旧城的保护作为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的波士顿,在古旧的街景背后是崭新的现代设施,旧的门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又不失古典的风格。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整个老城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图8),面对圣劳伦斯河,老城和老港似乎讲述着这个新兴国家数百年来的历程。石块铺就的街道并不青睐现代的车辆,而亲切地把人们带回到数百年前大工业时代的前夕。蒙特利尔新城紧挨着老城,给予老城以新的时代意义,同时又衬托出老城更加深远的底蕴。现代和古典、时髦和经典、今天和昨天,新城和老城就这样比肩并立,有心的人们似乎可以看到她们之间的眼神和微笑,听到她们彼此的耳语和叹惜。


图8  蒙特利尔老城

国人没有直面废墟的胆量和勇气,也没有欣赏废墟的深刻和感悟。他们需要的是强大的安慰,这在废墟中无法找到;他们需要的是眼前的利益,这在废墟前无法实现;他们需要的是上苍的庇护,这是废墟无法做到的。

如果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就是西化的象征的话,那么中国已经在很多城市西化了。一些玻璃幕墙包裹的大楼在低纬度地区本来完全不合适,环境气温和夏季阳光使得这样的大楼即便把空调开足也无法抵挡玻璃幕墙造成的温室效应。这些大楼的设计者和欣赏者之所以青睐这样的生吞活剥,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由于急于在形象上西化,既非这样的大楼适合他们地区的气候,亦非这样的大楼符合他们的用途,而是其形象体现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他们松了一口气:终于和西方“接轨”了。

上个世纪中期的大屋顶建筑,以及最近到处照抄西方现代的大楼设计,都是这种不自信的体现。一方面觉得如果不保存民族特色,就不中国了;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不抄别人的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他们在时代和民族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无可救药地认为时代和民族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在混乱的逻辑中,最后即得不到时代进步也丢失了民族传统。在由直接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而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在精神上却只能陷入对于历史的忘却和对于现代的恐惧的不伦不类的泥潭。

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那么建筑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建筑,我们创造了她们,然后她们影响了我们。一个民族的理念将无可避免地体现于其建筑,而这些建筑,将毫不留情地重塑这个民族的性格。在急功近利和生吞活剥的建筑形式中,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急切心情和对于产生这个“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恐惧心理同时体现了出来。

现代国人的婚礼,更是一个无法自洽的场景。绝大多数新人都选择了完全西式的婚纱和礼服。对于婚纱这样完全西式的服饰,国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也觉得这很正常。就如同恋爱自由一样,婚礼穿什么就更加自由了。但是,那些根本就不信基督教的新人也要选择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这就多少令人疑惑,因为,正是这些人,对于“西化”也同样恐惧。

一些西方的节日,被许多国人急不可耐和囫囵吞枣地引进来,比如情人节和圣诞节。其实很多国人根本不了解这些节日的含义。比如情人节(St. Valentine’s Day)在西方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表达“互相尊敬的爱意”的节日,这样的表达可以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可以是夫妻之间的,也可以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长辈晚辈之间的。但是在中国却被歪曲了,只成了情人之间的了。

这不禁令我想到在太行山时的一则趣事,一位被村民尊为学究的老汉把“成吉思汗”这四个字大大地写在了打谷场和仓库多处。问其用意,曰“成功了,吉利了,不要忘记当时的出力流汗。”我当时比小屁孩也大不了多少,但是也忍俊不禁。

这些不理解内涵的向往,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和国人的内心价值观念相比,就不伦不类了。这是国人在一种两难境地中的挣扎。一方面,国人对于西方的物质成就和风俗习惯有着强烈的模仿意向,但是同时,意识形态上的长期偏见使得他们在面对真正的西方文明时却恐惧万分。这恐惧最初不是民间的,而是慈禧太后式的,但是长期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宣传,加上传统文化的缺陷,使得国人在对于西方文明精髓的接受上和对西方文明形式的追逐上的表现截然不同。对前者恐惧万分,而对后者趋之若鹜,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延续。这样的延续还没有尽头,在可见的将来也看不到尽头。

对这种冠以“现代化”的物质方面的西化,似乎国人已无心理障碍,但是在真正的文化和思想的深层,国人却对西化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同时却对这西化到底是什么又几乎毫不理解。在对西方的崇拜中,夹杂着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在对于西方形式趋之若鹜的同时,却对西方的本质拒之千里。对于一个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此趋之若鹜,同时又这样恐惧万分,如此自制的“两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东方和西方——走向共同的价值

那么国人所恐惧的西化,到底有多可怕?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西化的地区香港。香港在英国式的统治下的西化并没有使得香港失去中国的特色,世界上没有人会说香港在文化上是英国的。

香港的“西化”不仅在社会制度上没有伤害香港人,在文化上也没有丢失香港的特色,在人的素质上更使得香港人远远高于内地人。一些内地国人喜欢称香港为“文化沙漠”,但这是偏见和抹黑。我过去也曾经这样看待香港,现在看来很狭隘。香港在近代政治上一帆风顺,经济上风调雨顺,于是缺少了跌宕起伏的艺术题材。毋庸讳言的是,香港人的普遍素质要远远好于内地人。

我由于工作需要不时去香港,港人的待人处事给了我很好的印象。香港人对于英国颇有好感,认为英国人是讲道理和重感情的,这种态度曾被内地媒体说成是“殖民地思想”。但是很坦率地说,有殖民地思想的不是香港人,而是大陆人。大陆在成为秦始皇和清朝的殖民地后所形成的殖民地思想,至今阴魂不散。也许,这仅仅是反唇相讥,其实是否曾经是殖民地根本不重要,加拿大和美国曾经都是殖民地,但又怎么样呢?加拿大至今的国家首脑还是英国女王,但是加拿大人的坦然、宽容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等品质恰恰就是国人缺少的。

世界上西化得好的国家都相对社会繁荣公正、人民幸福高贵。一个国家的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反西化程度成反比,越是激烈地反西方的国家,越不民主不人道。现在世界上最痛恨和恐惧西方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洲的“北朝鲜”,一个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对内虐待人民,对外诅咒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其最反西化的时期,就是它最黑暗的时期,而随着反西化的减弱,其社会也随之进步。这是一条规律,绝无例外。

其实,所谓“西化”并不始于西方,而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之所以称之为“西化”,是由于西方皈依了古希腊的价值。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意大利仍然是意大利,英国仍然是英国,法国仍然是法国,德国仍然是德国。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念”和“西化”实际上是从古希腊来的,并非西方所固有。

如果华夏当时也接受了古希腊的观念和价值,那么今天和西方在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差别。难道只有西方才可以接受古希腊而华夏就不可以吗?古希腊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我们今天继承的奥林匹克传统不就是古希腊价值的一部分吗?既然我们可以接受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更重要的部分呢?

接受古希腊对于华夏来说也绝不会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始于玄奘取经的佛教普及实际上是华夏的一次文化异化,其发生在唐朝而不是别的朝代也许正说明唐朝的开明。盛唐并没有由于接受了西天来的文化而不盛唐了,而是更加昌盛了。遗憾的是古希腊没有在印度这个地方。如果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英年早逝,那么他既然已经统治了印度河流域,就会影响印度的文化传统,于是玄奘去的时候就可能会碰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的学生,或者是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门徒的门徒。那么,玄奘带回来将不是佛教经书而是古希腊文献。于是华夏就会可能先于当时正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而进入“文艺复兴”。顺理成章地,文艺复兴最丰硕的成果也就可能在华夏首先出现,科学和民主,这两位国人近代才知道的“先生”就会提前千年来到中国。但是,即便这样,华夏会接受古希腊文明吗?历史无法假设,于是我们不得而知。

玄奘取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其价值不在经书,而在于取经行为的本身和对于“异端邪说”开放和包容的勇气。尽管佛教的普及绝不能和古希腊精神的弘扬相提并论,但是唐代坦然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却是在华夏历史上难能可贵的。佛教在华夏的普及并没有使中国不中国,于是可以断定,如果“希腊化”亦即“西化”从玄奘开始,那么华夏也不会就此不华夏。唯一改变的将是那惨痛的历史进程,华夏不必到了明清才始知希腊和西方,清朝和那些大屠杀就不必发生了,那根头上的辫子和内心的辫子也就不必出现了。

20世纪后期,有一种思潮和政治倾向,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只许讨论不同,而不许评价高低。于是古希腊文化也就不能被评价比别的文化好。但是,我们应该有勇气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文明中,只有古希腊文明带给了人类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继续,而其他文明无论如何吹嘘其辉煌、悠久和连续,都只是一个残存的外壳,其内涵早已寿终正寝。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独树一帜,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学习和普及这个文明,就应该像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做的一样,把古希腊文明继承为我们自己的文明。

华夏许多人认为古希腊文明源于西方,好像由于此,西方才接受了古希腊文明,而对于华夏所在的东方来说,这就是一个外来的文明,于是就不易接受。

其实从地理上来说,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和东方几乎等距。古希腊文明诞生在地中海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生活在属于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人之所以接受古希腊文明并非由于其地理,我相信,即便古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而是东方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也会接受她。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倒是诞生在西方的德国和英国。但西方摈弃了它,而东方却更有它的市场。

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数百年中“希化”了,亦即“希腊化”了,如果华夏可以如此“希化”,何尝不是一件幸事?难道我们对于“科学和民主”还有什么犹豫吗?难道我们对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还有什么怀疑吗?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绝无可能分成“西”和“东”。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把代表这些价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还是拒之门外的历史。我们有太多试图把他们拒之门外的人,有太多的“叶公好龙”式的人,有太多的“慈禧太后”和她忠实的追随者,却没有足够多真正的勇敢的改革者。

中国应该“西化”。如果你嫌这个术语太刺耳,那么就说,中国应该“希化”,或者用更加顺耳的说法,中国应该“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

简言之,中国应该补上“文艺复兴”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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