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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君先臣后的“仁义”与正义无关

已有 787 次阅读11/24/2017 09:46 |系统分类:时事

君先臣后的“仁义”与正义无关
作者:关敏

正义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是西方社会的首要核心价值,它是社会的公共理性,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公共理性(公约数)。亚里士多德在平等的意义上分析正义的问题。他认为正义就是平等的人应该分配给相等的事物。西方法制更是以正义为灵魂,法制正义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平等。通过追求平等,他们认为得到了正义。在中国人看来,平等并不必然是正义的。例如,中国古代,人们为了保持父慈子孝,长幼尊卑有别的和谐社会,法律对不同的人的处罚是不同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平正义主要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德性要求,而不是考量政治制度的标准。传统中国中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是“忠”与“孝”,而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核心范畴是则是“义”,中心议题是“义利之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公元前320年,孟轲见魏王,魏王问他:“你老人家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国的吗?”孟轲答:“大王何必说利,只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他的意思是:作为国君千万不能说什么利,如果老百姓都有利益了,就是都有财产权了,“上下交征利”,那国君还有什么财富可言,这就“国危矣”。国君只讲“义”,让百姓只知奉献,这样,国君才是富有天下,才能保证君先臣后的等级秩序。

《庄子.天道》中记载:“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

庄子的意思是说:君在先而臣从其后紧跟(让领导先走),父在先而子从其后紧跟,兄在先而弟从其后,长在先而少从其后,男在先而女从其后,夫在先而妇从其后。尊和卑有先有后,天和地就是如此运行的,所以圣人效法天地规定了人伦等级。

圣人是如何效法天地来规定了人伦等级的?2013年7月30日《大河报》发表了永春即李常春所写的《观猴有感》的文章,作者说:经过观察发现,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离开后,才敢上来拣吃剩余的食物。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25ff601019r3i.html

可见,人类模仿动物弱肉强食的暴力法则建立“君先臣后”的社会秩序!公有制源于动物社会,譬如:蜜蜂的产品蜂蜜是蜂群公有的;又如:猴子们捕获的产品也是猴群公有的,分配的时候按照动物的等级地位进行分配。与公平正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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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4/2017 09:47
源于动物社会的公有制无法消除社会罪恶

作者:关敏

公有制比私有制古老得多,它源于动物社会,譬如:蜜蜂的产品蜂蜜是蜂群公有的;又如:猴子们捕获的产品也是猴群公有的,分配的时候按照动物的等级地位进行分配。“攻击财产私有制却又自称崇尚文明”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因为私有制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维持人类文明唯一。


以前我国的教科书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其逻辑推理是:私有制使人们产生了私心和贪欲,为了争夺个人利益,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从而产生了不平等和其他丑恶现象。为此,社会主义者想出的办法是,只要将财产共有了,人们没有私人财产了,大家共有共享,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追求个人利益了,人也就不会产生争斗了,社会也就和谐平等了,人们就幸福了。所以,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时,马克思说“利己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或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公或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公或私)。原始社会是公有制,所以,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是没私心的。当原始社会解体私有制产生后,人们才有了利己心,才有损人利己的事情发生。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心和私利的追求,进而导致纷争和破坏,所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马克思颠倒因果关系,把私有制的出现当成是私欲的发生原因而不是结果,以致昏乱到相信人类可以废除私有制。其实私欲是根本不可能破除的,因为那是物种的存在前提。“利己心”是人的本能,与所有制毫不相干。既然如此,那私有制当然也就不可能废除,否则生产力就会失去发展动力,令社会陷于困顿与匮乏之中。马克思把人的利己和贪欲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是极其错误的;它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现代生理学、心理学以及基因研究都证明了自我保存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是人的本能本性。

利他主义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属性。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人的发育史都只能证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小孩子从喜欢就强要,到认识到别人的所有权,再到学会分享,都需要成年人的教导。总之,自私是人的亘古不变的本性。

至于无数的“无私”行为,是把“私”理解得狭义了,其实都是“自我实现”的变种。原始社会人类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始终面临着猛兽侵袭带来的死亡危胁,靠个人无法生存,人们必须依赖集体才能生存,而集体的削弱可能带来氏族的毁灭。此时,为求生存只能共产、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一能实现自利的途径。原始社会的大公无私、尊老爱幼仅限于部落内部,对其它部落,他们不但发动战争,而且把对手吃掉。这正说明了他们是利己的。唐山地震时,一些逃出的人住在帐棚里没饭吃,大家就分头到处找吃的,找来后由一个热心的大嫂支口大锅,平分食物。当营救工作开展起来后,很多家的东西扒出,人们就开始私藏自家东西,不再上交,大锅饭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瓦解——这正是原始共产主义产生与瓦解的现代版。难道是人性变了吗?非也,人性没变,人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利己的。恩格斯晚年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

马克思认为: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公有社会,人们都能大公无私,没有利己心。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建立了“公有制”的地方,人们并没有如愿以偿地看到马恩美妙预言的实现;相反倒发现,凡是私有制的弊端,公有制不仅都具有,而且私有制没有的弊端,公有制也能创造出来。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时就指出,由于当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中,他们发现这种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便误认为这些罪恶源于私产制,以为一旦实行共产制,这些罪恶就可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与情谊。殊不知这些罪恶源于人类的本性,决不是共产制可以消除的。相反,共产制只会使这些坏事更多。共产公有制根本不可能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经济发展完全丧失了动力!苏式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不仅大搞权力终身制,而且还自己选接班人,有的父亲选儿子、有的兄长选弟弟,这就说明了领袖们也有很大的利己心。最高领导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广大芸芸众生了。

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马克思以为公有制可以消除人的利己心;人们没有了利己之心,人人都成了大公无私的机器人,不再争权夺利,那社会确实可以进入和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一切苦难就会从此结束。但这只是一个幻想,因为自私之心乃是每个人天生的本能。与人的利他本性相比,人的利己本性要强大得多,并且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最原始、最深层的根源。想消除人的利己本性,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梦;而把一种社会制度建立在人的利他之心和道德觉悟的基础之上,正犹如在沙丘上建房屋一样,注定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行为,会失败得很惨。

如果说古罗马的繁荣强大,是源于相对民主的元老院统治下“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的话,那么罗马的衰落,是源于君主集权后取消的商业自由和私有财产保护。不仅仅是古罗马,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文明进程都被强大的集权政府所中断,权力越集中,公民权利自由越虚弱,社会越野蛮落后。例如宋朝繁荣是世界公认的,后来王安石“公有制模式”的变法极大地削弱了宋朝国力,并导致北宋灭亡。

公有制其实是弱者对社会公平或者不劳而获的理想诉求,掌权者利用弱者这一心理,将其变成真正的官有制。公有制其实是弱者对社会公平或者不劳而获的理想诉求,掌权者利用弱者这一心理,将其变成真正的官有制。东方的皇帝虽然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力图把每个臣民的私有转变为皇帝所有,那只是为他“横征暴敛”提供理由,在微观上仍不敢毁灭私有制,是为了防止社会失序。以前的皇帝要加税,还会带来“横征暴敛”的骂名。现在好了,公有制把社会个体生产和集体生产的成果全部收归国有,哪里需要什么税收!所以,公有制的社会存在更严重的剥削与压迫。因为私有制是对专*制权的遏制。而公有制,官僚们剥削起来就一劳永逸而没有任何阻力了。

财产共有、平均分配的公有制是在人类早期的血缘氏族时代盛行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人类在几百万年中在提高生产效率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始终停留在狩猎采集的石器时代。而私有制的出现则很快使人类的生产效率得到了迅速提高。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正是从私有制的出现才开始的。

私有制为何能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根源在于私有制最符合人性,私有制承认了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给予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和自由,让人可以占有、享用自己的劳动和创造成果,从而有效地激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释放了人的潜能,促进了人的健康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人类迄今的历史来看,私有制无疑是最合理、最有效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创造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

私有制使人获得了独立、自由和解放。私有制使个人的劳动成果和财产归自己所有,并得到社会保护,从而使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个体,迫使每个人努力创造自己的人生。私有制还让人获得了自主选择生活的自由,对个人劳动成果和财产的保护,也使人有了抗拒他人或政府侵害、干预,追求自由生活的物质基础,从而把个人从政府的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创造力因此得到了自由的发挥,潜能得到了释放。个人的自由创造,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不断创新、加速发展。这就是现代文明所造就的科技创新和新思想日新月异、充满无限活力的动人场景。

私有制消除了社会专制、腐败和不平等的土壤。共产派认为,私有制纵容了人的私心,从而使人无休止地争权夺利,因而产生了不平等、腐败和剥削。其实私有制与不平等、贫富分化、剥削等不良社会现象并无直接关系,这些社会不良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私有制造成的,而是社会管理不善所导致的。事实恰恰相反,在私有制社会里,社会财富和资源主要掌握在民间的私人手中,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且其行政权力受到许多民间团体和个人的监督制约,官员既不能控制社会,也没有多少东西可腐败,为消除政府的专制和腐败奠定了基础。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释放,反而使人有了追求社会平等的愿望和权利。私有制造成的个人努力竞争的结果,的确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劳动成果和财富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很正常的,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人与人之间天生都有个性、能力方面的差异,想通过强制手段消除这种差异,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必将损害个人的正常发展。私有制只是激发了人的创造和创富的活力,而怎样将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怎样避免财富多、能力强、掌握更多资源的人以其优势地位去剥削、欺压、损害弱者,实现社会的平等正义,需要通过良好是社会管理来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有了真正的平等权利,有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从摇篮到墓地都有了社会保障,不再担心被剥削和压迫,人民有了获得感和幸福感。而在公有制国家如朝鲜、古巴等,实行特权专制、甚至家族专制,人们普遍生活在贫穷和恐惧之中。

人类几千的文明史、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历史表明,私有制是最符合人性、最能激发人的进取和创造精神、效率最高的制度,是一种能保护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安全的制度,是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石。
回复 樊梨花 11/24/2017 09:49
东亚社会缺乏正义之因

作者:关敏

正义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追求。据法律史家的研究,在古代文明中,只有希腊罗马社会达到了正义的境界。其他社会在专制里不能自拔,不知正义为何物。西方人仰望星空“法上帝”,终于达到了正义的境界;中国人俯察大地“法自然”,始终未发现正义在哪里。

一,没有公私分离,正义无从谈起

“正义”与私有制同根同源,共生共存。西方谚语云:“没有财产的地方就没有公正”。财产权与正义的观念相伴生。所谓“非义”就是侵掠他人的财产权,故没有界定财产权的社会里就没有“我的”、“你的”的区分,也就没有相应的“正义”观念。

霍布斯(1588-1679)断言,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财产权乃正义的源泉。“自我保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人类社会需要“正义”来维系,而“正义”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并令一切损害财产权者受到必要的惩罚、对被害者作出相应的补偿。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要求,促使人们逐渐摸索建立了政府。“正义”要求将政府的职责限定在保护人身和财产权的范围内。

休谟(1711-1776)认为,“正义”是伴随着财产制度的形成而产生的,是财产制度的规则系统。所以,“正义”是法律、契约和制度的伴随物。社会的“正义”基础首先在于确立个人对于财产的稳定占有。他说:“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为了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如果要遵从“正义”,首先就要尊重财产权,财产权是优先的权利。“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休谟逻辑地推导出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或“正义”法规则:“财产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让,承诺必须兑现”。而规范合理获得产权的规则,就是一切社会道德文明的关键所在。

当代思想家哈耶克认为:“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认为:“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的起源,哈耶克称为“分立的产权(several property)”,产权的功能是为每个人的行为划定“边界”,既然是“边界”,那它就不可能是“私人的”,它必须得到其他所有人的认可,这只有通过人们对“正义规则”达成共识才能得以实现。所以,“私有产权”不可能是“私有的”,它只能是“公共的”。哈耶克声称“分立的产权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的分立,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继续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可见:财产权是根本,自由与道德、法律和正义都是源于财产权的枝叶。

在西方,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财产私有制与个人自由密不可分。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也认为“自由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因此才让私有财产专属于那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被没收充公,法律要给予公民财产的保护”。梭伦当执政官的时期,雅典的公民大会成了最高的立法和执法机制,希腊人并没有“打地主分田地”之举。跟中国儒家、墨家讲国家大利、社会稳定不同,梭伦强调: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罗马法更是以保护私有制为天职。法国大革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革命,虽然有没收逃亡贵族财产的事件,但私有产权受到了法律的严格保护。

中国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制的井田制度。田制规定:五口之家可分得百亩地。多于五口之家的“余夫”,每“夫”另授25亩(奖励多生)。至于井田制中的公田所得,一部分用来抚养战争中阵亡将士的遗老遗孤。这种公田制度的延续,见于唐宋以后的江浙、两广、福建一带。秦朝开始,由于井田制的废除,平均田亩遭遗弃。但是,两千余年间,农民起义频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兼并过甚。与之伴随的,则是新朝初期的土地重新分配。这样,“打地主分田地”就成了中国传统的平均地产的模式。

中国从来就没有“分立的产权”,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而国家只不过是家长制原则的放大,不需要法律的正义原则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以及“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社会和谐了。因此,中国社会无需“正义”来维持。

约翰洛克认为:社会繁荣的基础,是源于人与人之间公平、自由的合作,公民建立民主政权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不承认财产私有制的社会,绝无正义可言。埃德蒙·柏克曾说:“人们想要享有多少的公民权力和自由,与他们以道德律己的程度成正比;并且还与他们把社会公正置于贪婪之上成正比。”美国哲学家罗蒂断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大一统的国家,帝王被视为人民的衣食父母,臣民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刍狗”和奴隶(臣),从来就没有公私分离,正义无从谈起。

二,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维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正义

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划分清楚“你的、我的”,这样才有“正义”从而能够避免混乱。譬如,玩扑克,不能偷看(偷换)对方的牌,否则就是侵犯对方的私人领域,他会说“这不公平”。在小孩子们心中,侵犯他们私有领域,就是不公平、不“正义”。德国法学家、前柏林大学校长萨维尼曾说:“在人际交往中,若想使自由且相互独立的人和平共处,让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妨碍和伤害,就必须承认有一道无形的界限,保证在此界限之内每个人生活和工作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划定这一界限和每个人自由范围的规则,就是法律。可见法律正义就是维护私有产权。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确立私有制,维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极度缺乏。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法为主体。法家所谓的“法治”,所谓的规则,是强者管制弱者的立法,是赤裸裸地牺牲弱者的利益维护强者特权的立法。这种规则并不讨论什么是正义,而直接以暴力和欲望为其后盾,是典型的丛林规则。但仅有暴力尚不足够,儒家吸取了法家的教训,致力于将等级制度赋予合理性,将之合法化,其核心就是自然万物都是依等级而形成秩序,因此人类社会也应遵循同样的法则,“三纲五常”、“君臣父子”都是这种逻辑。也就是说,儒家通常不直接诉诸于暴力,而是将丛林规则精心包装成“正道”“大义”来“教化”万民。但再怎样包装,丛林规则也还是丛林规则,纵观历史,所谓的天朝上国、礼仪之邦,无非“成王败寇”四个字而已。

三,缺乏多元力量的均衡导致华夏无正义

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斯说:正义存在于强者之间。这并不是说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规则,而是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因此,准确地说:正义的规则是多元力量均衡的产物,是平等协商的产物。就象公正的奥运会本身就是勇敢者的游戏。可见,惟有消除奴性,让勇敢者越来越多,正义的民主制度才有可能。中国从来没有多元力量均衡局面的出现,有的是一股独大,一边倒。黄帝吃战俘蚩尤,大禹吃掉了防风氏,这就说明中国从来没有过多元均衡。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出现了短暂的均衡局面,但各派都想吃掉对手,从来无人把“均衡”当做终极价值来追求。只有均衡、独立或者自治,才能反独裁专制,才有公平正义。那些鼓吹天下大统一于一个皇帝的,都是反人类的逆流。

四,缺乏正确的信仰导致华夏无正义

仅有多元力量均衡也不能产生正义!关键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即信仰。只有主张博爱、平等的基督教,才为正义奠定了精神基础!

原始人“道法自然”,由于缺乏博爱、平等之意识,不可能有正义,只会陷入人吃人的深渊。基督教、希腊神话都反对吃人,中国文化如中医却提倡吃人,连玉皇大帝都要靠人肉(女儿的手和眼睛做药)来保命。黄巢、岳飞、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都曾吃过战俘甚至大规模地吞噬百姓的肉体。中国人吃人几千年,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基督教来保证正确的信仰,因此,中国无正义。

人一旦没有了信仰,再好的规则也会大打折扣。国人在规则面前,崇尚变通,人人想走捷径,明规则成了花瓶,潜规则就大行其道了。吴思把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美化为“暴力元规则”“血酬定律”“潜规则”,被无数国人喝彩叫好,充分说明中国社会正处在野蛮的动物时代。难怪中国动物园的老虎不断吃人。林贤祖说,百年前中国人愚昧无知,长时间为生存而挣扎,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道德约束,人性中贪婪和残暴的一面很容易使他们接受共产暴力革命。官方鼓吹“落后就要挨打”,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暴力奴役。吴思说:人在没吃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抢劫,即人的本质是暴力。比荷马史诗还早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就批判了“抢劫乃美德”的邪恶观念,强调劳动是人的幸福之本。他在《工作与时日》中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类知道什么是正义,并依正义来行事;而其他动物之所以互相吞食,是因为它们不知道正义和法律;而宙斯却把正义和法律作为礼品赐予人类。人们应当依据正义的法则来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而不是依据暴力。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年~411年)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配称为人。

中国自古以来崇拜的龙就是魔鬼撒旦。在《圣经》故事中,魔鬼撒旦化成一条大红龙,尾巴扫过了1/3的天上星辰,它有7个头,每个头上都戴着王冠,贪婪地吞吃着新生的婴儿(如今中国的南方有吃婴儿汤的)。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谈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马早年加入了撒旦教,企图毁灭人类。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道法自然”,而“法自然”却拜上了魔鬼龙,使大红龙以中国为基地祸害人类。到了21世纪,中国还没形成平等博爱的正义价值观,仍然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吃人阶段。看看当局吹捧的古典影视吧,皇帝可霸民女几万,随意杀人无罪,被杀者却要谢主龙恩,老子打江山儿孙万代坐,这就是当局乐意宣扬的“血酬”价值观,他们拒绝普世价值,其肮脏的灵魂多么无耻!

五,无言论自由导致华夏无正义

正义是人们在自由研究争鸣的过程中达成的社会共识,是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有人说,“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雅典没有言论自由。”这个论断不成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里斯多芬在他的戏剧中时常谈论这场战争,雅典的英雄统帅常被描绘为小丑。美国国父汉密尔顿以此为例说明:欧美社会也赶不上希腊的思想言论自由。希腊虽有杀苏格拉底之悲剧,但与东方专制国家滥杀无辜相比,公民的人权还是有保障的。

被视为中国学术争鸣顶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言论自由。子产杀了“律师”邓析子,孔子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都是以言治罪的。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儒家讨伐异端,孟子骂墨子是禽兽。墨子反对一人一义,要求上同于天子。道家提倡“不争”,要求人“上善若水”像死水一般的沉默,做到“知者不言”。诺奖得主森说:“沉默是社会公正即正义的一个强大敌人” (《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法家推行焚书坑儒,帝王们搞了几千年的文字狱,中国人的思维被禁止了。宗白华说:“我们中国自从先秦诸子争吵以后,思想懒到连错误也没有了。”正义是以言论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一个万马齐喑的国度是不可能产生正义的,所以,中国无正义。

六,国人的理性未上升逻辑或神的高度导致华人无正义标准

正义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是西方社会的首要核心价值,它是社会的公共理性,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公共理性(公约数)。墨子说一人一义,千人千义,莫衷一是,纷乱不已,所以每个人必须尚同于上级,层层尚同于上级,最后尚同于天子,天子尚同于老天爷!这说明:人的理性必须上升的神的高度,才能为社会确立客观的正义标准。可惜,墨子的老天爷不是西方人的理性神。

希腊人的理性已经达到了抽象逻辑的高度。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创造了整个宇宙”。大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是从“理念”中派生出来的。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没有物质的“纯形式”,而他的形式逻辑更是抽象主义大本营。形式逻辑使人认识到了神的正义境界。旧约《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出一个词,立刻就出现这个词的“外延”;上帝说出一切词,于是便有了一切物。这样,犹太希腊哲学就确立了正义的客观标准——上帝的言论。

斯多噶派将理性置于亲情之上:“为理性所抉择的行为是义务,例如:尊敬父母兄长国家及使朋友满足等。不经过理性所抉择的那些行为是和义务冲突的,例如:怠慢父母、漠视兄弟、不助朋友、不关心国家的安全等。”贤者的标准是“先荣耀神明,其次乃及于其父母兄弟。”理与情孰大?理大。埃皮克提特说:“上帝的善比一切恩义都可取,不论是怎样密切的恩义。我并不是同我父亲发生关系,而是同善发生关系。如果把善不解释为优美和公正的话,那么父亲、兄弟、国家和一切全都走开吧。”可见,西方人拜(正义)神,说明他们的世界,精神重于物质,正义高于私利,亲情可为之而放弃。

希腊人尤狄弗伦(Eutyphron)要控告他父亲杀人,苏格拉底问他被杀者是不是他的亲戚。他回答说:“可笑,苏格拉底,你也以为被杀者有亲戚与非亲戚之别吗?却不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杀人是否正当;正当便听之,不正当,虽一家人也要告发。明知某人犯罪而与之共处,不去告发以涤除自己和那人的罪愆,那便是同罪。……”这同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有天壤之别。近代以来,西方人在犹太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正义标准。

如果人的理性停滞在动物的求生本能阶段,就无法确立正义的标准。孔子老子的理性聚焦于人的动物性的物质层面:鸡鸭猪狗都有自然的血缘亲情,孔子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生存最高纲领!生育,在动物都是不必言明的自然本能,孟轲当做大智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般一再提醒!老子庄子要人像乌龟一样地生存!美国的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中国人拜物,说明国人的世界,物质重于精神,私利强奸了正义,因此,就否定正义标准。老子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赞成与反对,相差能有多远?善于恶,相差又有多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天下公认的美,已不是美而是恶了;为天下公认的善,已不是善了)。庄周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生的同时就是死,死的同时就生;正确的同时就是错,错的同时就是正确)。

在中国,当学生打架后,老师、孩子甚至警察都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中国的佛教徒说:“大凡天下的事,本来都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才有了是非对错”。这种说法完全错误。物质运动确实没有是非对错,但人类社会的活动是有是非对错的。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天赋人权,由此而引伸出一系列的规则。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说法,别人把你全家杀光也无所谓是非对错吗?要是那样的话,你早到地狱去了,还能再佛说八道?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观念,那还要法院干吗?譬如举行足球赛,按“是非对错都是因为立场的原因”;那么,足球裁判员到底该站在那一方来执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场而搞歧视性执法,裁判员以阶级立场执法,处处维护偏袒他的穷人(或富人)球队,就没有了公平竞争,比赛也失去了意义。若裁判员吹人情哨、金钱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可见(阶级)立场性==歧视性==邪恶性。立场先行的思维方式应抛弃。

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有客观的正义标准,所以一切是非以帝王的意志为标准(墨家)。孝道的核心就是“只论尊卑,不论是非”;尊长就是“正义”的标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皇帝,无不是的领导。”这就是当局复兴儒家孝道的根本原因。儒家由近及远的仁爱,从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爱自己所认识的人,其结果必然是裙带亲情压倒了正义,父子相互隐瞒盗窃、杀人等罪恶,必然导致他人的仇恨,社会溃败不已。中国的司法主要靠儒家圣人的格言警句,断案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官僚的“惊堂木”;动辄在堂上各打50大板,暴力先于道理。中国新闻发言人居然说:“法律不是挡箭牌”;也就是说,法律也不是正义的客观标准,唯有掌权者才是真理的化身,正义的标准!归根结底,“成王败寇”的“暴力元规则”就是中国的“正义”标准。

由于没有正义标准,没有真理规范,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客观真理。不相信客观真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找到真理的客观标准,比如形式逻辑。然而即便在以形式逻辑为真理标准的古希腊,尚且诡辩风行,那么在不知形式逻辑为何物的中国,一切言者说客就只剩下居心叵测的诡辩了。在庄子看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齐一”也。于是人们释然了:你指鹿为马,我难得糊涂,“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种“辩证法”实乃诡辩术。诡辩是否定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必然结果,而相对主义必然导致不可知论,而“不可知”正是道的本原——混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是一种纯粹的不可知论,是诡辩论的老祖宗。这样,中国人学会了“死不认错”的诡辩术,无法产生抽象的形式逻辑,在原始的诗歌似的巫术思维的酱缸中永远地沉沦。

由于没有客观的正义标准,中国人最擅长“家丑不可外扬”,拼命地掩盖真相、掩盖假丑恶,打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会揭露“家丑”。

七,缺乏司法独立以保障第三方揭示正义

正义是多元力量的博弈并由超越性的第三方协调裁定的结果。基督信仰为陌生人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精神平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心中有它,陌生人也成了“一家人”,形成有共同文化关怀的市民社会。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现实的行为。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专门请出第三方东正教大牧首出来协调。

中国古代诉讼的超越性第三方是独角兽。现代足球场上超越性第三方是裁判。独角兽与裁判,谁接近正义?肯定是裁判,因为他有理性,独角兽没有理性。你或许反驳:“裁判接受贿赂,何来正义?”请注意:第三方的“理性”超越了物质利益,是独立的中立的,不受贿赂的,这就是“第三方”的涵义。

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存在着王、祭司和众族长等多元力量,作为第三方的祭司及其司法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正义。在古代希腊罗马,也类似于古以色列,并发展出民主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证了公平正义。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教会及其司法审判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欧洲各国的王权在与教会权力的博弈中,发展出国会和三级会议制度。正是国会制度最终埋葬了专制王权,开创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时代,在国内基本上实现了正义的民主制度。可见,三权鼎立、司法独立才能保证第三方的理性接近正义。中国从来没有三权鼎立、司法独立,因此,中国无正义。
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09:16
根据官方的北京社科院的报告,在中国,10%的富人和10%的穷人之间的平均财富差距是70倍!这还是2012年、五年前的统计数字,现在更高了,可能全世界第一。

现在北京当局强行驱逐的所谓“低端人口”,不仅是收入低的,更主要是外地人,是农民,是社会底层的人,是贫困人口。“低端”这个词的创造,就是共产党歧视中国人的结果。什么叫低端,共产党就是“高端”。那些高端的高官贪到什么程度,根据《纽约时报》记者前几年的调查采访,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家族拥有27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162亿人民币,只是温家宝高龄的母亲名下,就有股票九亿。曾任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的贺国强,他的儿子贺锦涛涉嫌贪污的资产就高达600亿人民币!台湾刚刚启动的基础建设投资的前瞻计划,三年的总投资才是这个数目。贺国强的接班人、接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据流亡在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的爆料,王的家族在中国海南航空公司等拥有的资产超过四万亿人民币。而整个台湾201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 折合人民币才是3.69万亿。

中国“高端”官员的巧取豪夺,把国家财产纳入私囊的贪婪和疯狂,与低端人口被驱赶到街头的悲惨,形成强烈对比。它再次提醒世人,共产党的这种强国梦,就是希特勒德国的翻版。中国的低端人口,正在面临当年被种族歧视的犹太人那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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