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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消灭知“道”分子的“愚民”文化

已有 358 次阅读11/25/2017 23:19 |系统分类:时事

一,中国文化就是消灭知识和知“道”分子的愚民文化

长春在《观猴有感》中说: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人类在远古时期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这种“暴力元规则”丛林文化必然消灭那些企图挑战猴王的知“道”分子。

 

猴王要树立自己绝对权威,必须消灭质疑自己的人。能够质疑猴王的人当然都是有文化的知“道”分子,他们的质疑使统治者威信下降。所以,知“道”分子成了统治者首要打击目标。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被老子说成是“绝圣弃智”。其实,“绝圣”是假,“弃智”是真。老子在《道德经》第70章自吹自己是圣人:“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指责那些敢言者是“言者无知”,而唯有他是“被褐怀玉”的姜子牙似的救世主。对于那些标新立异的“为奇者”,老子要当统治者的杀手——“吾得执而杀之”( 第74章)!孔子拜访老子后,学到了这一绝招,在鲁国执政7天就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

同时,老子极力主张愚民。这是因为:原始思维的阴阳辩证法,一旦遭遇反驳,就很难自圆其说,连“两小儿辩日”都难住了圣人孔子。为了避免黔驴技穷的丑态,中国的圣人都提倡愚民,老子要求老百姓过无知无欲无文字(结绳而治)的原始生活。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孔圣人也持这样的政见,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老子看来,人民难以管理,就在于他们有智慧。高明的政治家,不是使人民凡事都明明白白,而是要让人民变得愚蠢起来。如果人民都变成了没有智慧和欲望的傻子,那天下也就稳定了。

 

老子理论是西周政治实践的总结。在老子之前,西周的国君们就知道搞愚民政策了。周厉王弭谤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当时,周厉王为了防止臣民议论朝政,大搞特务政治,人民一有不满言论就遭逮捕关押引出人民在路上相见连招呼都不敢打,只能用眼色示意。人们都不敢说话了,周厉王便认为天下稳定,还得意洋洋地向大臣炫耀。岂料不久便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流放。

 

中国历朝历代都将愚民政策视为传家宝。实行愚民政策的办法主要有三个:

 

一是压制舆论,封锁信息,滥兴文祸,禁毁书籍。秦始皇、李斯们焚书坑儒,就是封锁信息,钳制思想,让人们变成瞎子、聋子和哑巴;他们还大搞恐怖治,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让人们都变成哑巴。人民眼不得见、耳不能闻、口不敢说,成了瞎子、聋子、哑巴,这样,独裁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了。中国历史上愈演愈烈的血腥文字狱,以及清朝的大规模查禁违碍书籍运动,即是愚民政策登峰造极

 

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禁锢思想,舆论一律。除了暴力恐吓,统治者还找出一种对专制统治有益无害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借以驯化人民。出这一馊主意的是董仲舒。他主张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思想,以此教化人民。他在给汉武帝的上疏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由此导致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将思想定于一尊的恶政,使中国人在科学、文化诸方面丧失了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此后中国社会完全陷入停滞。

 

三是自我神化,欺世盗名;编造谎言,粉饰太平。独裁者们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唯我独尊天纵英明天赋异秉,总喜欢编造些神话、鬼话,什么太后怀孕时蛟龙附体梦日入怀;什么皇帝出生时赤光照室紫气充庭”……总之皇帝不同于凡人,是天之子,超凡入圣,君权神授,官权君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是皇帝说出的话,都是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凡是皇帝做的事情,都是伟大英明正确。同时,统治者们还要不停地制造些假典型、伪经验供全民学习,以谎话治国,粉饰太平,自欺欺人。

 

总之,愚民政策的精髓,就是通过隐瞒、欺骗和恐吓,使人民变成蠢材和白痴。这样,统治者就显得英明而伟大,其专制统治便会得到不断强化而千秋万代中国文化从此走上了一个人思考,其余人颂扬解释的拍马屁时代,所以中国文人最大的特长不是创造,而是解释、理解,为主人的观点找到更多更好的证据和理论支持。主人的一次讲话,甚至一次发昏的胡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精英文人、以成千上万方式,找到成千上万个理由,来证明主人绝对正确和英明伟大。中国文化的唯一任务就是一切为主子服务,精神太监们一方面吹捧主子,另一方面充当红卫兵围攻标新立异者,所有的离经叛道的知“道”分子都被杀无赦!于是,独裁者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逐渐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变得越来越蠢。正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讲的,皇帝明明在街上裸奔,却在大臣们的奉承下自以为穿着世界上最美的服装。

二,消灭知“道”分子的源于丛林蚂蚁

 

有人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挨整被批斗是因为傅斯年在当大学生的时候打了图书馆管理员M一耳光,所以,M一气之下,让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挨整。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


首先,北大学生都是修养很高的人,怎么会轻易打人?傅斯年是个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人,怎会与猫起冲突?若真有“一记耳光”之事,1945年猫怎会邀请傅斯年访问延安?傅斯年也不会前去!这就像那个给了韩信胯下之辱的人,听说韩信衣锦还乡了,吓得赶紧躲起来!


其次,即使猫被北大学生讥讽过,被知识分子的语言轻蔑过,猫有必要把其怒气发泄到所有知识分子身上吗?把他们都打成右派?猫文革让全国人民相互斗争,难道是全国人民未尊敬他?当时全国人民都向其画像跪祷表忠心,对他的尊敬是巍峨无比,无以复加了。

 

第三,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中的佼佼者,人们都很尊敬他,没有知识分子用语言轻蔑过他。按理说,他不会整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张国焘1930年代在鄂豫皖、川北的红军中肃反,首先打击的就是知识分子。凡是戴眼镜的、会写字的,都被打成特务、反革命,杀无赦。

 

可见,统治者要树立自己绝对权威,必须消灭质疑自己的的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是毛的一贯思想,大约在1925年就定下了。毛在那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2月、《中国农民》2月、《中国青年》3月)就断言:“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引者注)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为“中产阶级”: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后来在《MXX选集》第一卷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修改稿”)中却把关于“高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毛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并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欢迎(革命)。”

 

毛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确是由来以久。在井冈山时期,毛就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以“特务”“内奸”“AB团”的名义把他们杀掉。延安整风时期,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被打成特务,很多人被批斗得自杀,实际上是一场小文革。

 

毛说知识分子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毛”,是依附在资产阶级“皮”上的。这显然侮辱人格的言论。毛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源于马克思。

 

《共党宣言》说:“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马的这段话就是把捍卫人权的著作家等知识分子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资产阶级被马克思定为敌人。所以,知识分子就是马的敌人。马克思为何要打击知识分子?是因为这些人经常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使马克思的权威急速下降,即使恩格斯出版《论权威》强调服从马克思,也无济于事。所以极权主义对独立的知识分子有刻骨的仇恨。

 

马克思不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马徒们在“知识分子”之前冠以限定词“资产阶级”,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的同伙、帮凶。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阶级。”马克思不承认非物资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只承认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说什么商业职工、银行职工不创造价值,是挪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不承认教师、律师等知识劳动创造价值了。这样,地主、资本家与店员、知识分子就成了寄生虫,属于被消灭被打击之列,就难逃被整死的厄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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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07:57
酱缸里的中国
 
一、站在高处看酱缸(代序)
   有人将中国文化形容为一个大酱缸,什么样的人进去都会都会被侵蚀,浸染,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地上演被外族入侵的历史,但这些外族,总是被中国文化同化,有些甚至最后演变为政权的主流是外族,而文化的主流却成了汉文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北魏和清朝。仅从艺术史来看,拓跋族统治的北魏时期留下来的那些碑刻,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高峰;而到清朝,一个叫纳兰容若的满族公子,却续接了中断千年的宋词遗风,创造了自宋以后的一个词作高峰,可以想见这个满族青年人对中国文化痴迷的程度。为此,得意的中国文人说,中国文化有强大的包容性。

但是,这个酱缸里却过多的迷漫着陈腐、霉烂的气息,缺乏一种自净的功能。几千年来,一个一个的朝代,有的还可以兴盛一段时间,然后不可避免的因腐朽走向衰亡;有的甚至整个就是一个黑暗的王国,然后总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战乱,这些战乱往往会造成赤地千里,饿孚遍野,死伤无数,十室九空,人口急剧下降。然后,某个强者胜出,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开始新一轮循环。这个循环往往不是一个民族螺旋型上升的过程,而似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在更进一步的走向没落。这就是黄炎培先生说的周期率。而鲁迅先生有两句名言似乎点破了中国文化的死穴:他的一句名言是: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做不稳奴隶的时代。和平时期中国人只能做一个听话的奴隶;而在战乱时期,想做奴隶却不得了,只能流离失所,过不了一天的安稳日子。而另一句名言是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里借狂人的口说的,翻遍中国全部的历史,每一页都写着:吃人。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总是草芥一样的活着,象蚂蚁一样的被碾死。

可惜的是,鲁迅先生的名言总是被忽视,他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投枪和匕首,似乎是在和那个时代搏斗的战士。可他更多的是解剖刀,是中国文化的啄木鸟和解毒剂,他象一只牛虻一样紧紧地叮着中国文化的毒瘤。对于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很多的学者和文人们要么假装看不见,要么真的没有看见,沉浸在中国文化的细枝末节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曾经且稀有的风光,象阿Q一样,特经常地告诉我们,“我的祖先可比你阔多啦!”然后抬起头来,大声疾呼: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但是,一个民族就象一个人一样,最需要的是什么?危机感。有一名言说,有危机感的人才没有危机,没有危机感的人就会有危机。中国古代被忽视、被淹没、最不该被中国文化所抛弃而恰恰又是被中国文化抛弃了的思想巨子墨子云:“福不可请祸不可祎”。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最不应该的是沉溺在以往的某一段风光的历史之中,哪怕你以前的历史曾经有过辉煌;而最应当发现的和重视的是自己的缺点、自己的短处,特别是当你的缺点和短处已经严重到影响你的生存和发展的时候,更应当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去正视它和纠正它;避祎、漠视和掩盖恰恰是最不自信的表现。

为此,我们最需要的是,站高一些,去发现中国文化中本身有什么问题,多出了什么,又缺少什么?应该丢弃什么?而又应当去捡拾什么?

那么,首先要看一看,中国文化这个酱缸里,主要的原素是什么,而主要又缺少什么?


中国文化的酱缸里,主要的一味酱料是“儒学”。

儒学的起源于孔子。这位战国时期的教书先生生前并不怎么得志,做过一段时间鲁国的司空和大司冠,然后带着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时饱时饥,时好时坏;有时成为国王的坐上宾,但有时如丧家之犬四处奔逃。作为一个学者,他修订过《诗经》和《书经》,编过历史书《春秋》,但并没有自己的著作,他的言行载于《论语》,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的,不知道准确的程度如何。不过通过这本书,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识,有智慧的老人,不过这部书对他的思想缺乏系统性的论述,有时的说法相互矛盾,得靠后人来猜。

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两个字:“礼”与“仁”。

孔子生前,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土崩瓦解,礼崩乐坏,春秋陷入不义之战中,大国打小国,东家打西家,整个世界打得不可开交,孔子深为忧虑,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主张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至于什么是“礼”,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实施严格的等级制度,他当大司冠时,做了一件他认很重要的事是:把一个大臣的“城”给毁了,就是因为这个臣子建立的城池不符合“周礼”,太高太大。

这个“礼”发展到汉朝儒家孔仲舒的手中,就变成了“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明白一点,就是另外一句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不管要你死的理由是不是正确的。总知,你那怕就是冤死的,你也得“谢恩”。

孔子的另外的一个思想是“仁”,“仁”的意思是“仁爱”,“仁者,爱人”,这句话不错,特别是在奴隶制度的春秋时代,有一种别样的进步意义。这个“仁”在他身后不久,被另外一个亚圣孟子阐释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象尊重自己的老人一样尊重别人的老人,象爱互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互别人孩子。这是一种由己及人的类推,后来干脆就叫“推恩”,可是这一推就推出问题来了,这种“推恩”可以在孔子说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来“推”,可以在熟人、朋友之间来推,可是陌生人呢,异国他乡的人呢?极端点说,你的敌手呢?怎么也推不到他们身上去。那么,这个仁就失去了普遍的意义。

而更重要的是,“礼”的核心是等级和次序,讲究的是下一次序的人对上一次序的人的绝对的服从,那么,所谓的“仁”就要靠上级的人的自觉性了,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不说你的上一次序的人是一个坏人,那怕他是一个好人,有时一怒之下,把你杀了,他不“仁”,作为下一次序的人也是无可奈何的。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制度设计往往处是在高等级或者最高等级的人大多是坏人,因为好人,“仁”人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往往是极难胜出的,而处在高一层级的没有约束的人性往往也使人变坏。

明朝皇帝朱元章夺权后,觉得亚圣孟子的一些朴素的民本主要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会妨碍他的统治,干脆将他的书一禁了之,你奈他何?

孔子的“仁”与“礼”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算作倒行逆施,天下已经不是周朝那个封闭的井田制的奴隶社会了,天下已经大乱,现在谁狠谁做君主,老先生的那一套说辞也真算得上十分的迂夫子,其实周朝的礼乐制度也不是嘛好玩艺儿,帝王要钟鸣鼎食,臣子诗礼传家,而众多的百姓,活该做牛做马吗?
于是在他那个时代,他算是一个空想家,并不太被人重视;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干脆将象他这样的读书人“坑”了,这个“坑”用的是本意,真的是挖个坑给活埋了。

但是到了汉朝,汉武帝发现,孔老二的“礼“对于统治者来说,十分好用,孔子讲的不是等级和次序么,而且希望这个等级和次序是恒定的,一层不变,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上,俺作为皇帝就想这样,我要当君,你们都要服从我,千秋万代的服从我,而且我的思想家董仲舒先生还根据孔先生的理论创造了一套从制度到道德的约束民众的方法,不正好成为我治国的法宝么,于是,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术就成了统治者治国的基本的、或者是唯一的理论,其它的,统统非法。从此,中国的正统理论也就只有这么一种了,其它的,全都打入歪门邪道。中国哲学仍至科学,或者说所有的其它学问,从此一潭死水。

不独汉武帝,几乎中国所有的皇帝,治国都采用这一套理论,人称“道统”,似乎不走这条路是死路一条。于是孔子的地位越抬越高,从夫子变成了圣人,从圣人变成至圣先师,后来各个统治者给他加的封号越来越长,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从此,在两千年儒学的浸润下,中国文化中,两种观点深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潜识:一是,严格的等级观念,到现在,人们一见面,还是根据不同的级别和不同的辈份决定受尊重的程度。第二是,全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拟亲缘化。君臣父子实际上就是亲缘的类比,中国人只要是熟人,就将其类比为各种亲戚,至于陌生人,与我何干?这中间是没有是非可言的。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里的第一味酱料,也是最主要的一味酱料。
 
而第二位酱料是“道家”。

道家的发明者首先是老子。这位比孔子年龄还要大的前辈和孔子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不同,孔子讲究学以致用,而老子讲究清静无为。孔子想回到周朝那个次序井然的时代去,而老子想回到原始社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要交往,不要智慧,不要教化,也不要利益,这样天下就太平了,总之,什么都不做,最好。老子写过一部《道德经》,据说,他是骑着一条黑色的牛过函谷关时,守关的人逼着他写的,否则,天下就没有老子这个人了。
老子在《道德经》中探索了人与自然的起源和运行规律,这就是所谓的“道“了,这算是中国少有的一部对自然的起源和规律进行探索的论断,这本仅5000多个字的书里,不仅对大自然的起源进行了探索,同时对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等等都有一定论述,可为内容极其丰富,可他老人家又有点象算命先生,很多话的要你去猜,所谓微言大义是也。

于是老子成了道家的始祖,最终成了中国这个有一种原始宗教意味的“道教“的奠基人。

老子对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贡献不是教你怎么做,而是教你怎么“不做”,一切消极对待,无为而治。这个“消极对待”对于中国的政治来说,有时真还是好事,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对于治理国家搞好经济从来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往往就“无为”,什么都不管。一旦当什么都不管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吃苦的本性就发挥出来了,往往会使社会经济有一个大发展。汉朝初期的“文景之治”就是如此,文帝刚上台时,国家穷得皇帝出行都没有马车坐,只能坐牛车,文帝和后来的景帝采用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让人民休生养息,几十年使社会财福剧增,才使得后来的汉武帝实施他的雄才大略,有钱粮派兵把匈奴赶到了西域大漠的深处。

而道家除了老子以外,庄子也算一个。

庄子一般情况下,不是教你怎么做,而是教你怎么想。庄子似乎把这个世界的一切看透了,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偷了衣服上的一个带钩会判死刑,但如果偷了一个国家,你就是王侯。他说,做一个高官就象供在庙堂上的死乌龟壳,还不如当一个在泥巴里爬去爬来的活乌龟来得自在。他说,天下的战争就象两只蜗牛角上的部族打架,完全没有意义。总之,他用讲故事的方法,告诉人们在各种情况下怎么去想,一句话,看开一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两个人的思想成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的好去处。中国人讲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读了书,学了功夫,那就去官场上混,有为而治,积极入世;万一在官场上混不好,或者官场压根儿不要你,那好,就和老子庄子混,看开一些,琴棋书画,饮酒作乐,悠哉游哉,不亦快哉!

而老子的那部《道德经》,演变成了中国的一门原始宗教: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宗教,道教是多神教,传说中的人物,民间的英雄,甚至佛教中的神,都可以成为道家的神,道家讲究冲和自然,修身养性。

同时,道家在中国文化中还派生出两种实用功能,一种是采药练丹,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在中国,有时代替了化学等科学试验方法,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豆腐,据说是葛洪炼丹日产物。

而另外一种实用功能是算命卜刲。
而中国各地的各种道观中供奉的大神小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了。
 
第三味酱料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来讲,是外来的东西。佛教的发源于公元前六七世纪的印度,他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的本意是仁慈的意思,牟尼的本意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而佛的本意是觉悟的意思。佛教重视人类心灵的进步和觉悟,主张通过修行,形成理智、情感和能力同时都能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这就是所谓觉悟,同时还能帮助他人觉悟,这就是“佛”。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佛不是万能的,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者让我们下地狱,佛不能赐我们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

    东汉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

    赵朴初老先生编著的《佛教史略》记载,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明帝于是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皇帝特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摄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汉传佛教初始由来的通说。

应该说,佛教在味酱料,在中国文化的酱缸里,不失为一味清心明目的好料。

但是,佛教总是被中国文化边缘化,如果统治者喜欢,佛教就会兴盛一段时间,如果统治者不喜欢,佛教就会衰败,历史上兴佛灭佛的事件不断。于是佛教颇有自知自明,基本上把自己藏之于名山大川,不问人间的悲欢和离合,更不问政治,而是独自的修身养性,明心见性。为此,佛教始终难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虽然佛教文化源远流长,播传远方,但始终不是一个佛的国度。

佛教虽然将自己掩映在名山大川里,但是佛教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佛的道场也需要在人间生存,需要供养,于是佛的道场就有世俗的内容,来这里烧香拜佛的人们,许多许多的都有一个世俗的念头,祈祷佛祖能保平安,求子孙繁衍,求升官发财,显示出佛教在中国大地的另一种情状。

这三味酱料就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中国文化这锅酱料几千年来熬啊熬,总是熬出焦糊味、腐臭味,使在这个酱缸里的中国人总也喘不过气来,被淹死,被熏坏,被锈蚀。按说,千年火锅总是一盆老火例汤,应当有醇熟熏香的味道,怎么会是这样?那么,这锅酱料里,究竟缺了什么?

如果我们对比中西文化,我们发现,中国文化这个酱缸里,少了几样甚为重要的东西。

第一是理性。

理性是应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去探寻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的方法。还是公元前三、四世纪,古西腊人就发明了逻辑。就形成了一股探寻大自然真理的风气,亚里斯多德根据地球在月面的影象得出了地球是圆的结论。而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和排水量,也就是说,西方从古西腊到古罗马,利用理性思维进行各种科学研究和观测蔚然成风,人们通过严密的思维论证寻找大自然的真理和人类自身的思维和社会运行的规律,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和科学具有非功利性,提出了形而上的观点。这种思维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也没有停止,这个时代还出现了象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

科学的发现,有助于消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为打破僵化、落后的政治体制创造了条件,科学史上,中世纪的宗教法庭之所以要判决布鲁诺以火刑,就是因为他坚持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天主教一直坚持的托密勒的地心说,从而使当时天主教上帝中心理论没有了依据,引起了黑暗的宗教统治的恐慌。
而蒸气机的发明更是导致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而使英国迅速堀起,他的军队征服的大半个世界,成就了这个日不落帝国。

但是,中国没有出现这种蔚然成风的科学探索的理性思潮。中国思想者的黄金时代是战国时期。这个时候,孔子老先生忙于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治国方略,他的学说是一种经世致用学说,给统治者讲讲道理足矣,他是不屑于运用形而上的理论,写一部大部头的、理论严密而又非功利的书来的。倒是老子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太懒,他要清静无为,他想了一想,说了几句话,就沉浸在冥冥中。睡去了。庄子太过油滑,他只想讲故事,说比喻,做不了这种水磨功夫。倒是墨子进行过一些科学试验,发明过一些器具,但是墨子即使在那个时代,他也是太特立独行,他的思想也太过超前,为此,他的理论从来就不受欢迎,更何况到中国在一统后,除了儒家,所有的理论几乎都被消灭了,更何况他这种不世出的思想和行为呢?

这样,中国的科学探索的精神一直在沦落,从来没有走进中国的主流世界,更未出现在中国的主流语境中。那些发明和创造,往往被统治者称为奇巧淫技,是要消灭的,科学发现往往也被视为歪理邪说。即使是一些技术性的人才,在那个时代的也只能是一个工匠的身份,排在下九流的行业中。

为此,中国主流社会拒绝和理性结缘,为此,中国也就丧失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机会,丧失了社会变革的动力,这个酱缸里,始终是死水一潭,一成不变,最后只有落后挨打。
 
第二是平等。

平等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的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在那时的雅典,应当说有三种人,一种是公民,一种是女人,一种奴隶。有公民权的男人之间的人格权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平等的享有各种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尔后的罗马,都在不同的时候的继承了这种制度设计。

近代以来,启蒙主义思想家对平等的内涵作了深刻的阐释。卢梭说:社会平等实质上是权利平等;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说:平等产生于自由之前,没有追求平等的激情,则不可能实现自由;法国的《人权宣言》强调:法制社会贯穿的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人平等。而美国的《独立宣言》则明明白白的宣布:“人生而平等”。而就是在这种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光辉的照耀下,美国不是通过黑奴的起义,而是来自于美国白人内部基于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提出了解放黑奴,为了实现解放黑奴,他们甚至经历了国家分裂的危险,发生了近百万人伤亡的内战,但终于废除了美国南方存在的奴隶制,尔后,又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将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度废除。有了平等,必然会追求自由,也必然会要求公正,法制社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人的权利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受到尊重。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平等的理念是一个十分稀缺的资源。孔子讲究“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讲的是等级制度,要的就是不平等;老子没有说,老子要搞愚民政策,他希望的不是老百姓觉醒,而是老百姓昏噩;墨子讲“兼爱”,如果往下发展,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平等思想,可是墨子的思想终究没有在中国滥觞,已成绝响;孟子倒有一些民本主义思想,但那是对统治者的劝进,统治者听不听,十分难说,而实际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不听的。尔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级制度已成为中国的主流观念,深入到中国自官场到民间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一个人在其它人眼中受尊重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他的等级和位次;这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多少,完全在于他的等级,人们对此安之若素,习以为常,只恨自己为什么不是这样一个等级。

可是会有人说,不对,中国历史上不是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些平等的观念和口号吗?在中文化里,早就有了。比如说,陈胜吴广起义中,陈胜不是提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李顺不是提出“均平富,等贵贱”吗?而另一个起义领袖洪秀全不是还明明白的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纲领吗?

这其实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我们不能老是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在过往的历史上去寻找曾经产生的和某种先进物事相似的蛛丝马迹,古人放了一个炮仗,就说这是火箭的雏型,来满足自己的文化自豪感。

陈胜说了“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根据《史纪》,他还说了另一句话:“苟富贵、不相忘”,其实他并不是反对等级制度,他只是认为,等级不是天生的,他也可以成为王候将相这一等级,可以做到“富贵”为此,他只是想上等级,而不是反对等级。

而王小波、李顺所谓“均平富、等贵贱”,更多的是想将他人的财富给“均”了,是想平分社会财富,并不是追求人格权的平等,更不是尊重他人格权,他更不会承认,在平等自由的语境,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和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有大小的,因此,也应当尊重不同的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他们创造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们提出的所谓平均主义的口号,大多是虚伪的,他们的骨子里边,他们所受的所有的教育和熏陶仍然是那种不平等的等级观念,这些观念在他们的血液中根深蒂固。那位提出“有饭同食”的私墪先生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下了南京,才获得了半壁江山,就迫不急待的登基做了皇帝,改南京为天京,征了800多个王娘,多得叫不过来名字,只能用编号来管理,而他的太平天国战士,则分男营女营,夫妻不能同居,这是有福同享吗?
 
中国文化中缺少的第三个观念是:民主。

当我们现在还在争论该还是不该投票搞民主选举、在了解法庭的陪审团是嘛玩艺儿的时候,2600年前的雅典,雅典城的公民已经通过投票决定国家事务,来选举他们的管理者了。对于犯罪的人,邪典的法庭要选出公民作为陪审团来确定这个人的生死。2300年前,雅典城由500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曾经判决了他们民族的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的死刑,这成了雅典民主制的耻辱,也使得那些拥戴民主的人们的深感尴尬,尽管个中原因也有可以说道之处。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决定一个的生死,用得了500个人吗?不,一个人就够了!不仅是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只需要一个人,即使决定500个人、5000个人,甚至5万50万人的生死,恐怕也只需要一个人。中国历史向来是一个人主宰着无数个人的生命和命运的历史,民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太过陌生的词。

民主,不是闹哄哄的一堆人在一起举一个手就可以决定把谁给杀掉,或得让谁来掌权,而是在一整套法律制度的约束下,由多数人根据事先订立的规则来投票决定公共事务,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官员要在将自己的主张变成管理公共事务的方略,就必须向多数人游说,说服多数人接受这个主张,这个主张才能变成国家的意志。2300年前的雅典,就在它的公民之间成功的实施了这个制度。

公元1215年6月15日,在英国的一个小城兰尼米德,英国的贵族把一份文件呈交给英国国王,国王看完后,在这份文件上加盖了皇室封印,以示同意。这份文件就是英国历史,也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大宪章》。

大宪章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得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未经法庭和陪审团的审判,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驱逐、流放或者受到其它形式的伤害。国王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国王必须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人来行使。基于这个文件,英国逐渐形成了议会制度,各种国家权利的行使,尤其是收税的权利,必须由骑士和城市平民中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下议院通过辩论投票后才能实施。历经几百年的风雨,这个民主制度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

我们注意到,民主制度产生的土壤,往往是在君权较弱,地方城邦或者贵族势力较为强大的的地方。英国大宪章的诞生,就是国王与25个分封贵族之间的协议。国王其实是不愿意签署这个协议的。但是,迫于当时的情况,不得不予签署,而签署后几乎立即想反悔,但是,强大的贵族们又将其拉回到谈判桌。一来二去,这个民主制度深入人心,连国王自己也觉悟到这样的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兴盛不衰的法宝。于是,民主就成了一种意识、一种习惯。

但是可惜的是,中国并没有产生这种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国争霸,各个国家的国君为了自己的强大,倒是希望招贤纳士,希望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为此,那个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就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也产生了苏秦、张仪这样的谋略家和演说家,但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一个民主的观念的时候,秦国强大起来了,统一了六国,形成了中央极权的政府,至汉武帝,官家推行儒家学说,奉行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民主再也没有生长的土壤。就是一个政权被推翻,新兴的各种势力集团都是打来打去,拼个你死我活,每个集团的首脑都想去当那个唯一的“君”,谁都没有想到通过民主协商的方法来共同治理一个国家。为此,在中国文化的酱缸里,生长不出来民主。
 
这就是对中国文化大酱缸的概略描述。也许,这个酱缸里,还有很多很多十分重要的成份,我没有说到;中国文化本身,可能缺失的,也不止前面叙述的那几样东西,可能也还有很多十分重要的原素,这都难免;因为这只是一个概要,我想在这个概要之下,从不同的角度,分成不同专题,试图一个一个地来描述中国文化所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在描述一个社会和一个地域的特征的时候,总可以找到和这个社会和这个地域特征相反的例外。我想小小的学一下鲁迅先生,做这个庞大的社会之牛身上的牛虻,去叮我所能发现的大牛身上的痈疮,但这样做会使这个牛不舒服的,弄不好会被那根粗大牛尾扫倒,跌个头破血流。
不过那也无所谓了。
我想。






二、皇权下的欲望
 
2009年,我第一次随团旅行欧洲,游览了法国著名的景点凡尔赛宫,这是法国发生大革命,被处死的国王路易十六及王后居住的皇宫。在这座以奢侈、腐败为名的的华丽宫殿里,我来到了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卧室,听讲解员解说,国王只有一个王后,是没有妃子的,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这位国王还握着王后的手共进晚餐。

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即使波旁王朝最鼎盛的时期,拥有强大五权的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也实行一夫一妻制,不过,他们好象有不少的情妇。当然这个“不少”大概也不会太多,顶多十来个吧。

我突然来了兴趣,想了解当时的中国皇帝有多少妃子。

我查了一下,路易十六时期,相当于中国的乾隆皇帝时期,根据历史记载,乾隆皇帝叫得上名字的嫔妃有41人。那么,选入宫中的秀女待皇帝宠幸的宫女有多少?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我大概知道,所有的宫女加在一起,不会少于1000人。不过和法国国王的情妇不同的是,中国皇帝的嫔妃和宫女属于皇上的私产,专属于皇帝一个人,皇帝可以任意驱使,睡了奸了,剐了杀了,怎么都可以。而法国国王的情妇,是有相当大的人身自由的,她们好象都是什么伯爵夫人或者侯爵夫人。

满清由于是外族统治,和汉族统治者比起来,有一种危机感,于是就留下来一些限制皇帝私生活的祖制。但是至少,民间传说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是有的,但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权史上,这样的后宫规模,实在是算少的了。

少时读白居易的《长恨歌》,歌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集一身”,总以为这是一个虚数,用来形容皇帝的妃子的众多,后来才发现,这其实并不是虚数,皇帝的后宫真正是有三千嫔妃的,长恨歌中的皇帝李隆基的后宫就有三、四万人。从这个角度看,白居易的《长恨歌》还真是一个文人来美化皇帝爱情的虚假故事,如果唐明皇真的只爱杨贵妃一个,他的后宫至少可以放走95%的女人。

汉武帝的后宫的人数,也有三、四万人!而在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国皇帝孙皓所选的美女超过5000人,晋帝司马炎夺权后,照纳孙皓5000美女后,不顾国家正在发生大灾大难,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下诏,在全国广选美女进宫,几乎只要有年轻女子的家庭,他都要海选一通。而到了那个后赵太祖的石虎当政期间,他掠夺的美女高达上十万人。

而明成祖朱棣,因一个爱妃之死,一次性凌迟处死的宫妃就达三千人!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写道:,“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诚哉斯言!

对于这样的数字,我有时也忍不住帮皇上算一算,他该怎样对付这些美女。就是一天晚上换一个,三千人轮一遍,也得十年。其实很多美女,他至死也没有见过一面。中国最著名的美女昭君之所以出塞,就是因为画师把她画的不够美,皇帝见不到她,就自请远嫁匈奴,临行时皇帝一看,惊为天人,就杀了那个为她画像的画师毛延寿。

既然这么多美女,见都见不过来,皇上为什么还要养在后宫?那是因为欲望,没有限制的欲望,致使皇上作出这么荒唐的举动。

虽然这个欲望满足的是人类最基础的性本能,但毕竟是最低级的欲望。

为了满足皇上的这个低级欲望,中国历朝历代的宦官臣子、还有民间方士们,不是在尽力去限制它,而是在最大的努力去逢迎,因为逢迎好了就有官当,可以当到部长级的大官,得享荣华富贵。有的不断地去挑选绝色美女进宫进献,而有的,想方设法的去制造各种春药去挑起或者维持皇上的性欲。据记载,明朝时期,皇上为了试用方士制造的春药,经常将宫女奸淫致死,在明清传奇小说的里,还有皇帝跑到大臣家中,强奸致死大臣年幼的女儿!据记载,明嘉靖中叶,皇帝服丹药有效,先一年选了8到14岁的女子300名入宫,不到两年,又选了10岁以下女童160人入宫。这些小女孩儿,有的是为做春药用的,而有的,就是为了满足皇帝的兽欲的!这些年轻的女童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

在明朝,造春药已经蔚然成风,皇上用,大臣权臣们也用。皇上有后宫佳丽三千,大臣的歌儿舞女也不会少。“宝马实外厩,美女充下陈”就是他们的写照!嘉靖时的权臣严嵩吐痰,不是吐在痰盂里,而是吐在侍女的口中,由侍女一口咽下,美其名曰“香痰盂”。据一本叫《野获编》的书记载,一个叫孙大公的人,为制炼春药,制作燥热之剂给小男孩喝,小男孩喝下后,阳物胀痛不已,然后割下其阳物作为春药的原料,就这样杀死的小孩子有数十上百!

据说,如果翻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篇幅是用来讲滋阴壮阳,补肾生津的,李时珍生于明朝,他不会不受到当时的淫秩之风的影响。

这个时候,我常常想,在中国,皇上的欲望,基本是没法限制的,即使有些限制,那也要看皇上的祖制,看皇上自己的家规有限制不,如果他没有这个家规,或者他不遵守这个家规,那就没有办法了;至于有些忠臣谏劝,去你妈的,老子凭自觉,想听就听,如果不想听,你再饶舌老子轻则打你的屁股,重则砍你的脑袋!

而上行下效,那些权臣,土豪劣绅,又有谁来限制他们的欲望呢!

那么,我在想,古代的欧洲,那些君主们,是谁限制了他们的欲望?让他们不能任意选妃进宫,而且只能实行一夫一妻制,顶多找几个情人?

其实欧洲并不都象英国,那么早就实行君主立宪,很多地方也真有强大的君权存在的,而且,英国的君主立宪也是十三世纪之后的事情,之前呢?
这就不能不说宗教的作用了。

3000年前,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同时,他们有了自己的神----上帝,他们相信,是上帝带来了光明,创造了山川大地,创造了美丽的伊甸园,最后,上帝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上帝让这两个纯洁得一丝不挂的人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人却受到了蛇的诱惑,违反禁令,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得到了智慧,知道了羞耻,有了无限的渴望也有了无限的欲望,因此被逐出了伊甸园,来到了苦难的人间。就象犹太人自己一样,被逐出了家园,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2000年前后,上帝派来了他的使者----耶稣基督,他给了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以信仰,他将天国的福音传达给茫然无助的人们,使人生的苦难不再仅仅是苦难,而具有了别样的意义;他让人们相信上帝、相信永恒、相信善,他使人们找到了苦难存在的理由,他在人们心中建立起了一个应对苦难人生的精神大厦。

他自己却遭受了最大的苦难,他被罗马的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的信徒告诉我们,他复活了,因为上帝是和他在一起的,他用他的死救赎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犯下的原罪,同时,他也救赎了一个个在苦难中无所归依的灵魂。于是,他也永远复活在他的信徒们的心中。

这是是天主教和后来的基督教新教的供奉的经典《圣经》所叙述的故事。也许,真的如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所说,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宗教情结,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个神来执掌他精神的国度,于是,耶稣基督的神最终征服了罗马统治者,罗马和他的领地成了上帝的国度。

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禁止信仰异教,天主教开始统领整个欧洲,被称为基督的使者的教皇开始在欧洲大地上颁布他的圣谕,他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犯下的原罪的罪恶感带给了神的子民,使人知道了自省和自我约束,一改罗马人的淫秩之风,阻止了人类没有限制的欲望,这在生产力低下的中世纪,对人类的生存,无疑是有利的;但同时,宗教也开始束缚人的思想、束缚人的创造力,欧洲进入了漫漫的中世纪。

记不清楚那位先生说过,创造宗教的先知们,他们是太明白人类的人性了,他们是对人类自身限制自己欲望的能力绝望了,他们不再相信人类自己可以限制自己的欲望,为此他们才创造出一个神来,让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也永远不会现身、不会让人垢病的神来掌管人类精神的国度,这比一个实在的人来统领要好得多。

而且,一个奇怪却坚不可摧的逻辑是:对上帝及宗教中的神的祟拜是约束人性的恶的好的方法,我们叫信仰,是人类社会的正面的东西;而对某一个现实中的人的祟拜或者信仰是最值得警惕的,得到的结果往小的说是一种精神控制,而往大的说,往往会导致专制。

我不信仰任何宗教。对于基督教,《圣经》,我试图理解它的罪感文化的涵义,为什么人类是有罪的?记得我读过我国一位科幻小说作家王晋康的一部小说叫《火星播种》,讲的是人类发明了一种硅基生物,是靠光电而生存的一种生物体,人类将这种生物播种到火星上让他进化成智慧生物,作为播种这个生命的人类留给这个生物的一部书,对他们说:“你们有福了,你们不是以生命为食,而是以光为食。”:读到这里,我似乎恍然大悟: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食物,哪样不是由生命构成?不是动物的生命就植物的生命!这不就是人类的原罪?人类岂不该节制自己,除生命的必须外,尽量去少伤害其它的生命。更不应伤害人类本身!

我想,这就是一种宗教情结了。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体系。在教皇的统治下,贵族、国王都必须服从梵帝岗的意志,也就是说,你必须仰天主教,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尤其是国王或者皇帝,必须要得到教皇的承认和加冕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

天主教教义有一夫一妻制的规定,这也是欧洲那些帝王不得不遵守的原因。

而且,对于宗教信仰,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种真诚的东西。你既然信仰耶和华,那就不得不真诚地按照耶和华的教导行事。

为此,人们常说,中世纪是黑暗的,政教合一是专制的,但这是不是对人类发展合理的、有利的一面呢?就它成功的限制了人类包括从国王和贵族在内的欲望的无限泛滥,就这一点来看,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不无益处。

但是有人会反驳我说,你说的不对,这种对欲望限制的理论在中国早就有了,而且兴盛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不就是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吗?

不错,这个从宋元时期开始滥觞的“陈朱理学”确实灭了“人欲”,但那是灭掉了普通老百姓的“人欲”,灭掉了女人的“人欲”,从此中国变成了一潭死水,魏晋名士的性灵风流不见了;盛唐文人的浪漫不羁不见了,实际上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封闭落后,更加迂腐冥顽了,按我的看法,这个程朱理学,实在是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存天理”,“存”的是什么“天理”?程朱理学的“天理”指的三纲五常,讲的是君权神授。三纲五学是什么?“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理、智、信”,又为“忠、孝、仁、义。”这个最要命的就是所谓的“三纲”,就是那个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不讲理的服从原则导致所谓的禁欲主义实际上只能约束普通百姓而约束不了皇权和权臣。
明朝实际上是一个文官治国的朝代,绝大部分官僚都来自于科举考试,都是被所谓的纲常理论熏成腊肉了的儒生,但是,他们从来没能奈皇权何,奈权臣何,明朝皇帝大多荒淫无度,明世宗甚至几十年不上朝,不理国事,这些大臣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从纲常理论中找安慰:把皇帝比做父亲,父亲犯了错误还是父亲啊,儿女们只有原谅还能怎样?!

而程朱理学的所谓禁欲更是不近情理,程颐老先生对女人贞洁的要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就是饿死也不能再嫁,他就是中国自宋元以来女人所谓贞洁高于生命始作俑者。这些理学家提倡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迂腐到要讨论“嫂溺,援之以手,可乎?”嫂子要淹死了,拉他一把,恐怕就违反了纲常原则,这样的理论,造成人间多少的悲剧!

在我看来,何任一种理论强调到极致的时候,往往就会十分虚伪。程朱理学十分强调“孝”,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成了女人被休弃,或者男人纳妾的理由,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男人,特别是有权有势的男人,谁个不抱得美人归,享受纵欲的狂欢? 这又怎么灭得了“人欲”?

而这个“灭人欲”所带来的对人性的扭曲,则又是一个话题了。

但是,这个理论倒是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因为他提倡并坚持的“道统”和宗法思想实在是维持统治秩序的好方法,对人欲的限制也是要中国人屈死也不告官,穷死也不造反,这对统治者来说,太好了!自宋以后700年,程朱理学成了统治者提倡的思想的正宗,二程和朱熹把理学发展的一点缝都没有了,为此,我们那个酱缸里以前有时还兴盛的道学玄学,还有佛学,再也找不到位置,无法再在正统中生存,相当于这个酱缸里连盐都没有了,只有蛆虫满地,臭不可闻!
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08:00
公民议事的方法和程序
博主按:国人开会议事,不是由领导把持搞一言堂(这种情况占绝大部分),就是会议吵成一锅粥,甚至大打出手,达不成任何会议结果。就算勉强得出一个结果,也最终因每个人都不满意而无法得到有效执行。从网上看到这篇公民议事的原则和程序,尽管这种枯燥的程式化的文章放在论坛里一个月读者很难超过一百人,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分享一下。民主不是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么简单,它由一系列的规则、程序和原则构成。譬如我国再寻常不过的开会,它都可以演变成一本厚厚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文章来源于网络,不知原作者是谁,文章的大体内容脱胎于 《罗规》 ,可以说是《罗规》的公民议事超级浓缩版。

一,明确主题

会议主题必须明确。会议分为讨论交流会和决议会,前者只涉及参与者的意见表达,后者还要通过和每一个人利害关系不同程度相关的决议。开会前必须首先明确主题,尽量具体、可操作。会前做好充分准备,取消没必要的会议,哪怕只是为了凝聚公民而进行的普通会议,反过来说,既然聚会,就要讲究效率,达到一定的具体目的,不能老停留在为聚会而聚会的低层次上。

动议中心原则:要把闲聊、叙旧和议事区分开来,开会前后大家可以自由闲聊,开会则要先提出动议,然后讨论,这样会议就有明确目的,无动议不讨论,节约时间,有效议事。

公民会议应该成为学习可操作的民主规则的自我教育课堂,也必须成为有效率的课堂,避免浪费时间,开会时间正式参与者应该慎重其事,遵守纪律,会前会后的闲聊则对会议参与者没有约束力。

二,主持人要恪守中立原则

会议的主持人和程序、机会必须公平公正。

1,会议主持人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商业文明国家国家元首、行政长官、法官之类社会公仆的雏形,应该只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看门人。不应该有除主持公共事务以外的任何特权,其就任必须获得大家的同意,在操作上要受大家监督,随时必须改正自己违反公平公正的做法,否则就应该走人。

2,主持人依据公平公正的规则执行程序,并裁决程序如何进行,但不能发表意见和总结他人发言,如主持人要发言,必须先授权他人临时主持。

3,要确保机会均等,自由发言时,发言要举手,主持人同意后,起立发言。先举手先发言,但未对当前动议发言者优先于已发言者。

三,发言规则

以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规则规范发言。

1,面对主持原则:只能对着主持人发言,参会者之间不能直接辩论,以免会议演变成矛盾对立各方的争执甚至恶斗,同时,要确保各种对立意见的充分展示。

2,限时限次原则:a陌生人聚会,根据会议需要,第一轮按统一规定的项目,每人轮流做简短的自我介绍,b第二轮以后,根据到会人数和预定会议时间,决定每人每次的发言时间长短(一般三分钟到十分钟)c对同一动议的发言每人不得超过2次,d发言时间长短和轮数现场约定、严格执行,以免纠缠不休失去效率。

3,发言完整原则:每人都有表达观点的权利。不要打断别人的发言。尤其要制止拥有话语权的领导专家打断他人发言

四,不质疑动机

中国具有道德至上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建构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现代文明程序至上,规则至上,制度至上,只要求遵守由制度决定的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在公共生活中排除对其他私人品德的追究,那是可以由程序的自然进程制约的因素。这样,不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动机,就成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1,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东西,指责动机只会激化矛盾,民主生活就是要让有不同动机的人都能自由的表达自己,并且通过沟通协商求同存异和睦相处。

2,要审议的是某件事情,而非人,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偏离了议题,不仅不解决问题,而且只能制造问题,所以必须避免。

3,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指责他人的动机毫无意义,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矛盾;就是有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也是他的言论自由,他人和社会自然会相应的捍卫自己的利益。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会议本身正是为每个参与者和整个社会提供一个利益博弈的公正平台,并且通过一人一票的表决来达到利益平衡。

五,辩论原则

每个正式与会人员都有权辩论,所有决定必须是在经过了充分而自由的辩论协商后才能做出。

意见向左的双方应轮流得到发言权,以体现公正原则。参会者之间不能直接辩论,只能对着主持人发言,以避免人际之间发生正面的矛盾冲突。

禁止使用侮辱语言,制止脱离议题的人身攻击,发生这种情况主持人要警告,必要时可以暂停其发言。

在正反双方充分辩论后方可表决,避免出现一言堂的局面。

六,动议六部曲

动议处理6步是:动议、附议、陈述议题、辩论、表决、宣布结果。

附议指除了提议人和主持人外,不用取得发言权,任何人喊一声"附议",即表明有必要讨论提议人的动议;

无人附议则不需讨论,加速动议处理。

有人反对则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是否提交讨论。

对按程序、循规则办事以体现公平正义来说,参与讨论和表决是实现权利的主要环节。

七,尊重裁判和规则

没有规则,每个人盲目扩张自己的权益,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主持人相当于在做违宪审查和制止违宪行为,必须像大法官一样保持公正性和严肃性。主持人的责任就是严格按照议事规则行事,并且接受大家的监督制约。所以,支持人必须带头尊重议事规则,公平公正的处理事务,与会人也必须尊重主持人的裁判。

主持人应打断违反发言规则的人,被打断者应马上停止发言。

八,提问规则

提问先要取得发言权,一次只能提一个问题;必须面向主持人提问,但可指定由某人来回答;如未指定回答者,主持人可请知情者回答;如有主动补充回答或主动介绍情况情形,须以动议形式得到过半数的批准。充分了解情况,经过独立思考,才能作出理性判断,有效议事。

九,修正案

对动议有不同意见,可提出"修正案",对动议进行调整。对修正案是否采纳,会议可进行充分讨论,并表决。修正案如被采纳则立刻修改原动议,会议就修改后的动议继续讨论;未采纳则原动议不变。

商业文明时代,以多元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平共处为前提,同时要求服从一元化的公平公正的规则,落实到民主议事上,就要求让不同的声音按同等的标准进行表达,从而为相互妥协和互相包容提供前提。

十,以赞成票过半通过表决

在约定发言次数用尽,或未用尽但再无人发言时,也就是充分辩论后,由主持人发起表决。每个与会者都应该积极参与投票表决,彰显个体的独立自主、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利于形成最有代表性的公共意志。

总票数,指有表决权、且实际参与了表决的成员票数,不计算弃权票。

赞成结果大于1/2即为通过,平局即没通过。

要明确,既然参加了整个会议规程并且投入了表决,那么,无论表决结果是你支持的还是你反对的,都是你必须服从并且照办的,尽管你的个人意见可以保留。

当然,这种表决对象应该是公共生活内容,而不是任何个人生活领域里的事情。因为任何个人生活领域里的事情原则上他人无权干涉,公共生活则人人有份,每人主张不同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民主表决折中妥协,从而形成所有人的共同意志——最大公约数,以此使全体公民和睦共处,并达至公共福祉的最大化。

由于表决的是公共生活内容,因此,即使个人的意见被否定了,对个人生活的直接影响也不会很大,所以,一般而言,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因此不利于自己的结果,所以,意见被否决很自然,也应该坦然接受。

但是,由于公共生活表决权从根本上说又是关乎每个人参与全社会“分饼”的大事,大家不参与,全社会的“分饼”大权就必然被极少数人垄断,从而使大众的大部分“饼”被“分饼者”强占,甚至使大部分人沦为任“分饼者”宰割的奴隶,这正是一切专制政权的共同特征,今日中国,国土之“饼”的现状就是这方面的鲜血淋淋的现实。

所以,要想不做奴隶,不被人家强占你的大部分“饼”,没有公共生活表决权,就要去全力争取,有了公共生活表决权,则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全力行使。

从参与公民议事开始学习过民主生活,通过共建公民共同体即各种社团包括政党,以及通过参加从基层到高层的政权的民主选举,一步步进入高阶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是切实可行的构建公民社会之道。

最后应该指出,公民议事的最高形式是全民公决,尤其是全民制宪。
回复 樊梨花 11/29/2017 08:36
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民众就滥用了自己的“言论自由”,使法国议会无法正常工作。民主革命成果被群氓绑架,给法国招来最恐怖的雅各宾党专政和断头台。
那时法国议会每逢开会议事,巴黎民众就在院外喧哗喊口号支持谁反对谁打倒谁。结果议员无法正常理性辩论,只能根据院外民众声音的高低来决定采取哪一个提案。
声音高的多数没理!喊口号的一定没理!
法国议会于是在“没理”的暴民喧嚣中滑向深渊。
988年3月13日,缅甸警方与仰光理工大学学生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两名学生,引发仰光市民大规模示威。
8月,缅甸当局宣布对仰光等27个城镇进行军管和宵禁,激起民众更大规模的反抗,史称“八月风暴”。
缅甸军队进军首都“清场”,枪声响了起来,数以千计的缅甸人民倒在“人民军队”枪口下。坦克碾过学生鲜活的躯体……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上帝旨意吧,国难当头时昂山素姬因为母亲中风匆匆赶回缅甸,计划作短暂停留。
不问世事但拥有一颗高贵灵魂的昂山素姬与政治相遇了。
昂山素姬不能容忍人民军队对人民开枪。一个柔弱的身躯勇敢站出来对杀红了眼的军政府说不!
“我不能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缅甸正在发生的民族危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缅甸正在争取第二次独立。”
“一个政治体制否定人民享受完全的人权,便与完全独立的理想相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缅甸人民现在要求民主构成了第二次争取独立的奋斗”。
1988年9月27日,昂山素姬组建了自己的政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并出任总书记。
1989年4月5日,昂山素姬和同伴行走在一个城镇街道上,一队荷枪实弹士兵齐刷刷将枪口对准了她。军官威胁说如果再往前一步,她们就没命了。
昂山素姬让同伴们站到一边,平静地独自走向枪口,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
军官脸色煞白,人们紧张地注视着他那只准备下令开枪的胳膊。突然,胳膊垂了下来,所有的士兵随即放下了手中的枪。
昂山素季潸然泪下。
“我发现,恐惧来自敌意。当我被充满敌意的军队包围时,我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从未对他们怀有敌意。”
1989年7月20日,军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昂山素姬实行软禁。
1990年5月,缅甸举行大选,昂山素姬政党赢得了绝对优势,赢得了议会495个议席中的392席。按照合法程序走下去,她应该成为下任国家总理。
缅甸军政府治国末流耍弄流氓一流,对大选结果不予承认,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继续软禁昂山素姬。
1991年,昂山素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这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所追求的重点是让人民的生活远离恐惧,她要做的事情正是一点点将勇气灌注于人民的内心。
当年有人问印度圣雄甘地,为什么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还不能赢得独立时,甘地回答说:“因为我们受的苦还不够!”
昂山素季是甘地的信徒,她不怕吃苦,认为是从事民主运动的“职业危险”,而且与缅甸人民的苦难相比算不了什么;是追求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所拥有的是恒心。不是耐心,是恒心。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我们都准备持之以恒。”
…………
“缅甸民主联盟”不止一个昂山素姬,还有更多的良心英雄跟在她身后前赴后继。
昂山素姬软禁期间,她的团队“全国民主联盟”虽然被打为非法组织,骨干被枪决、监禁、追捕;成员在当局逼迫下纷纷离队。但团队并没有星散,只是被迫转入地下,一点一滴的坚守和启蒙民众。
在军政府的反民主高压下,昂山团队避实就虚,深入到社会底层,融入平民大众,从事需要极大耐心和细致的民主启蒙事业,向民众宣讲民主的必要性、有益性、可行性,把民主理念“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多数国民的心灵深处。
昂山团队明白,被专制邪教毒害致深的绝大多数缅甸人民,如果没得到必要的民主启蒙,不理解民主的必要性和漠视民主的灾难性,就算缅甸军政府一朝崩盘,缅甸人民也不可能把“民盟”领队昂山素姬从狱中选出来,相反会把另一个好打人民旗号擅长强奸民意的独裁狂人选上去。
在一个一直生活在官僚专制从没品尝过民主滋味的野蛮落后国家,启蒙普通民众真的好难!
可昂山团队没有气馁,在启蒙山道上屡败屡战愈挫愈坚。
当启蒙成果与期望值相差太远时,昂山团队不是抱怨国民“脑残”或“猪民”,而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如果民众对我们的言论不感兴趣甚至满怀敌意,那就不是民众的问题,而是我们提供的“启蒙产品”出了问题。
专制邪教国家的洗脑宣教没有漏网之鱼,毒害所有国民心智没有例外,只有程度不同没有百毒不侵之身,跳过这个陷阱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另一个陷阱。所有国民都有一个“脑残”和“猪民”的过程!那些终于跳出陷阱的“先知先觉”者,没有资格指责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在洗脑陷阱里“享受奴性”的同胞。
抱怨国民脑残猪民不但落井下石,在启蒙策略上也愚不可及。
面对一个出言不逊蔑视自己的自命不凡者,就算他讲得再有道理,你会听他的话吗?
经过无数次失败和痛定思痛的反思反省后,昂山团队改进了自己的“启蒙产品”——把自己的“理想诉求”转变为平民百姓的“利益诉求”。
专制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都只关注自己的急功近利,对民主宪政之类的词汇要么没兴趣要么畏而远之。
民主宪政的本质就是维护和拓展多数人的共利利益!民主和个人功利两条线很容易找到结合点。
地球上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是“福利国家”,国民普遍享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国家养老。
民主启蒙何不“先果后因”,避开民主标帜只谈“民主成果”呢?先从民众最关心的医疗、教育、养老切入,劝导民众争取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国家养老。
下面是启蒙志士和民众的互动模式:
问:看病读书养老不要钱当然好,可国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答:免费教育1N亿,免费医疗1N亿,国家养老1N亿,合起来每年只要3N亿。军政府每年三公腐败8N亿,95%都应该节省出来,足够全国人民“三免”两年。
军政府去年超国力援外10N亿,够三年。
今年落马的一个大贪官,查抄出的来历不明资产2N亿,够全国人民免费医疗两年,还不包括挥霍腐败掉和转移到国外的巨款。这个大贪官在高官里排行还是第九,在他前面的就不说了。如果台上的官僚不能贪,把钱都用于改善民生福利,足够全国人民免费医疗几十年。
缅甸不是没钱,而是钱都被军政府腐败挥霍折腾掉了。干正事的钱没有干坏事的钱大大的。
问: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没有不贪的官。哪个国家的官僚不自己捞好处,肯把钱拿出来给我们小民百姓免费看病读书养老呢?
答:民主国家的官员就很难贪腐!地球上多数国家的人民都已实现免费看病读书养老了。只有缅甸和它的几个“老朋友”例外。
问:能象那些先进国家一样免费读书看病养老确然是件大好事,可怎么才能争取到“三免”呢?
答:只有争取“民主宪政”一条路!世界上实行“三免”的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宪政国家。
问:缅甸能“民主宪政”当然好,可当官的能放权吗?换上我站在他们那位子,放弃豪宅名车吨金二奶和你们这些小老百性同甘共苦我也不会干。
答:民主宪政是民众努力争取来的,等待当官良心发现把民主恩赐给你只能是南柯一梦。
问:怎么个“争取”法?玩暴力革命和他们干仗?他们机枪、坦克、飞机、大炮、航母武装到牙齿,我们手无寸铁,你能打得过他们?
答:信息时代民主变革的主要途径不是你一枪我一炮的暴力革命,而是和平抗争街头革命。当民众广泛觉醒走上大街游行示威争取自己的权利时,民主就来了。民众的觉醒和争权才是民主致胜的关键所在。
问:他们全幅武装杀人不眨眼,能和你一个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讲理”?
答:二战后绝大多数专制国家转轨到民主政治,都不是取道暴力革命之路而是通过街头抗争。当数量足够多的民众走上街头抗争时,拿枪的当局就会开始“讲理”了。
问:十年前我们也上街游行示威过,可他们拿机枪突突我们开坦克碾压我们,怎么没见他们“讲理”啊?
答:那是因为觉醒抗争的民众还不够多。如果只有1%的民众觉醒上街,他们会拿机枪坦克对付你。如果有5%的民众觉醒上街,他们拿枪的手就会颤抖。如果有10%的民众觉醒上街,他们就会放下枪杆加入到人民这一边。
问:上街他们会抓人的。我上有老母下有孩子,他们都指望我养活,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答:我知道你很爱自己的孩子,但只有追求民主宪政才能使你的孩子过人一样的生活!
如果听任军政府独裁不变,贪官恶棍鱼肉百姓祸国殃民,等待你孩子的将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养不起老,随时都会因官祸殃及性命。官员孩子吃特供你家孩子只能喝毒水吃毒食品呼吸毒空气早早致癌。官员孩子继续当官二奶成群你家孩子找不到象样工作娶不上靠谱媳妇,好不容易找上一个对象还被贪官暗中给戴上一顶绿帽子……
为了你的孩子不再被奴役,你得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
为孩子的生存卖一百次血比不上站出来为下一代争一次权利!
如果必须付出代价,那么让我们这代人来付出,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因我辈的失职而付出更大代价。
抗争祸国殃民的独裁专制有可能流血或动荡。民众觉醒的比率越高,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民众越多,流血动荡的可能性就越小。拒绝醒来人人甘做缩减乌龟,未来必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
…………
“民主不能当饭吃”曾经是缅甸民众的口头禅。每逢遇上这类论调,昂山团队总是耐心解释:民主不但能够当饭吃,没民主你迟早没饭吃!
英、美等成熟民主宪政国家工资收入占GDP56%;可在缅甸只占8%。缅甸一旦实现民主宪政,员工的平均工资立马提高7倍以上,且没有通货膨胀,物价还比现在便宜……
萨达姆伊拉克前期是中东小康国,人均月工资2000多美元,后期则不到200美元,近10%的国民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苏联三十年代GDP跃居世界第二,八十年代初莫斯科市民为购买仅够勉强活命的面包每天得排几个小时长队。穆加贝津巴布韦前期是“非洲的面包篮”,后期通货膨胀率百分之几亿……

因为启蒙了主流社会,缅甸向往民主的国民呈对数增长,昂山团队的追随者象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
军政府一再威胁:如果昂山团队继续走“邪路”不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他们的所有言行都将作为“革命法庭”审判他们的“呈堂证供”。
昂山团队没有被威胁所吓倒。他们明白只要坚守良心正义,对付危险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再恐惧”,做自己该做的和能做的!如果他们战胜了恐惧继续前行,军政府威胁的“呈堂证供”就会虎头蛇尾。如果他们因害怕而退却,他们此前的言行也一样会沦为秋后算帐的“呈供证供”。
军政府继续威胁:如果昂山团队不停止“非法活动”,他们不能保证民盟的总书记昂山素姬的生命安全。
昂山团队明白:他们的领队昂山素姬的安全系数,取决于昂山团队取得了多大的民主成果。团队取得的民主成果越大,昂山素姬就越安全。团队唤醒多数民众的那一天,也就是昂山素姬重获自由的那一天。
政治从来都是“实力”的较量,专制政治不认“良心”只认“实力”。当民间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官府就会被迫对民意作出相应的让步。当民间力量形成势不可挡的抗争洪流时,就会倒逼官府坐到谈判桌上和他们曾经鄙视的民众“讲理”,上下互动启蒙民主变革。
…………
2010年11月13日傍晚,昂山素季结束20年软禁(中途5年半软禁)重获自由。
当昂山身着传统纱笼翩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整个缅甸沸腾了。
那天的晚霞特别灿烂,连整个亚洲都陶醉了。
1989年以前,世界极少有人去关注这个贫穷落后愚昧闭塞的东南亚小国。因为昂山素姬,缅甸受到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知名度一下子扩张了几百倍。
昂山素姬自由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整合”缅甸各路民主分队,把全国民主力量凝聚成向一个方向使劲的民主大军;制订缅甸民主各阶段争取的中心目标,围线中心目标集中优势力量进击,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分散出击攻而不取,对官僚特权利益链各个击破。
先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动员民众争取民心,让民众见识民主的力量。
次争新闻自由、县官直选、司法独立夯实民主基座。
后争一定比率的人民代表直选名额建立民主桥头堡。
最后争取全国普选产生民主政府。
在专制力量占压倒优势的落后国家里,民主阵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才是以弱胜强的制胜之道。
2012年5月2日,昂山素姬当选缅甸人民院议员。在45个议会议席补选中,昂山素姬团队——全国民主联盟赢得40个议会议席。

2015年11月13日,缅甸举行全国大选,昂山团队在联邦议会中获得超过联邦议会总议席的半数以上,依法获得单独组成新政府权力。
2015年12月,昂山素姬先后与人民院议长吴瑞曼、总统吴登盛和缅军总司令敏莱昂以及前军政府首脑丹瑞会面,努力争取“国家和解”,推动政权在2016年初和平过渡。
2016年3月30日,昂山团队组建的缅甸新政府宣誓就职。
在昂山团队契而不舍的努力推动下,缅甸终于告别野蛮状态“回归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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