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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丛林“自然”无正义

已有 10046 次阅读9/12/2018 06:52 |系统分类:信仰


作者:关敏


正义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追求。据法律史家的研究,在古代文明中,只有希腊罗马社会达到了正义的境界。其他社会在丛林里不能自拔,不知正义为何物。

 

子鼓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唯有丛林里的“自然”才又正义!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其实就是弱肉强食,“强者为王”。怎样使“强者为王”到永远,他鼓吹方案就是两点:1.愚民。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不要文字、不要技术;庄子鼓吹不要计量工具,过糊里糊涂的“野鹿”生活。2.杀智。老子鼓吹杀戮标新立异的“为奇者”,庄子寓言鼓吹杀“害群之马”,这样,民就是温顺的羔羊,就是可用可弃的“刍狗”,“天下”就万寿无疆了。

 

一,双重标准无“正义”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劣根性。他说:中国同胞是把权势放在 第一位,而把伦理放到第二位的。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中国人最缺乏 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在中国,正义犹如带有正反两面的硬币,对你是正,对他必然是反,反之亦然,任何人都可以因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而对正义发出诘难。例如,在皇帝看来,老百姓只要有饭吃,就该满足了,至于其它权利如选举权、财产权、生命权等人权,那就大大的不正义了。

 

在没有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优先的前文明社会,所谓“正义”往往是强者“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代名词。古代社会的“人”没有达到普遍性,人只是一些具体的规 定;例如:统治者、被统治者、君主、臣民、贵族等等。正义如果变成只对某身份的人是正义的,那对其它的人就是不正义的。由于没有达到超验维度的权利平等, 所以,为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正义是不存在的。

 

特别是在宗法制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而不是以每个人利益为依归。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实际上强调的是小团体即家族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 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有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一个高踞于所有人之上的公平正义理念 为基准,而是以家族利益为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性的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以“拳头”来定是非——此所谓 “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拳头”最硬的家族的“法定”代表人罢了。

 

儒学的核心是仁义,而不是正义。《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儒家讲“仁”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把亲情(孝道)摆在首 位;义的内容是要尊重贤才,贤才的首要美德是忠君。当然“义”字本身就有“假”的含义,如“义子、义肢”。孔子是没有社会正义感的巧伪人,其倡导的“义”,乃服从三纲五常,“子为父隐”为义。“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相隐,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这扭曲绝不是正 直;可孔子竟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你干坏事就干嘛,竟厚颜无耻地把干坏事说成是“正直[义]的”。此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 底什么是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正义”。

 

有人说:孔子主张亲亲相隐,不能因一时的公义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难道亲亲相隐,就可以说谎、就可以盗窃、就可以任人唯亲搞腐败吗?

 

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那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 会。经过儒家的教化,形成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文化。不仅“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国丑更是碰不得。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自家或本国的,就绝对不能 到外面说,这是对自己心灵的背叛,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是至亲第一?还是正义第一?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中国搞至亲第一,怪不得是一个野蛮的社会。

华人对理性、正义、法治一无所知。依照孔教制订的法律,全部建立在孔子的服从威权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法就是刑法,而没有保护私有财产和人权的民法。孟子 曰:“义者,宜也”。法律一点也不神圣,人可以便宜行事。在处理财产纠纷和侵犯人权方面,掌权者说了算。因此,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官司双方比拼势力,成 为司法常态。谁势力大谁打得赢官司。这样岂有社会公正与正义可言?

 

儒家之一大伦理缺陷就在于没有善恶等价交换之“正义”,没有亚里士多德的“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之justice。脑子里没这个概念。为善不赏,为恶不 罚,赏罚失范,皆因缺乏正义观念、缺乏科学的法律观和法律规定。中国社会无正义观,人无从判别是非,民无所措手足。凡事都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 的,就全力帮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中国的德治传统已失去了确定性的根基,中国政治社会的那套伦理之辩、道德之教、仁义之心在基督教神权政治的视野之下显得苍白无力,它们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永恒性问题,更无法提供一种永恒的正义。

儒家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不能产生真正的正义。儒家文化是黑社会孳生的温床。关羽张飞拜刘备为兄长并决意佐刘备后,到自己家里杀光了全家几十口人(妻子也被杀),以杜绝自己的“回心”。这种滥杀无辜的流氓作风是典型丛林做派。

正义的斗争是有理有节的,有坚持也有妥协;而非正义的斗争除了追逐权力外,不会对任何原则感兴趣。因此,斗争绝不妥协,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中国改朝换代时期的极度破坏就是因为斗争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没有妥协精神,结果血流成河,胜者更黑。

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正义感强的民族如日本人秩序井然,而正义感差的民族则偷窃抢劫成风,不得不出动军队来维持秩序。正如19世纪的一位著名的西方 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事实上,中国人的正义感是越来越差了。有组织有集团地做假药卖假酒坑骗害人就不用说了,整村的人成群结伙扒火车偷工厂也已经习以为常。有把国家救济贫困县灾民的钱用来买高级轿车的县太爷,有病人交不出钱就见死不救的高级医 师,还有收到贿赂就为犯人减免刑罚的大法官。


二, 无正义之原因

 

1.缺乏多元力量的均衡导致无正义。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斯说:正义存在于强者之间。这并不是说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规则,而是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 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因此,准确地说:正义的规则是多元力量均衡的产物,是平等协商的产物。就象公正的奥运会本身就 是勇敢者的游戏。可见,惟有消除奴性,让勇敢者越来越多,正义的民主制度才有希望。中国从来没有多元力量均衡局面的出现,有的是一股独大,一边倒。黄帝吃 战俘蚩尤,大禹吃掉了防风氏,就说明中国没有过多元均衡。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出现了短暂的均衡局面,但各派都想吃掉对手,从来无人把“均衡”当做终极价值 来追求。

 

2.缺乏正确的信仰导致无正义。仅有多元力量均衡也不能产生正义!关键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即信仰。只有主张博爱、平等的基督教,才为正义奠定了精神基础!原始人 “道法自然”,由于缺乏博爱、平等之意识,不可能有正义,只会陷入人吃人的深渊。基督教、希腊神话都反对吃人,中国文化如中医却提倡吃人,连玉皇大帝都要 靠人肉(女儿的手和眼睛做药)来保命。黄巢、岳飞、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都曾吃过战俘甚至大规模地吞噬百姓的肉体。吃人习俗流传几千年,根本原因就是没有 基督教来保证正确的信仰。

3.无自由必然无正义。正义是人们在自由研究争鸣的过程中达成的社会共识,是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有人说,“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雅典没有言论自由。”这个论断不成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里斯多芬在他的戏剧中时常谈论这场战争,雅典的英雄统帅常被描绘为小丑。美国国父汉密尔顿以此为例说明:欧美社会也赶不上 希腊的思想言论自由。希腊虽有杀苏格拉底之悲剧,但与东方滥杀无辜相比,公民的人权有保障得多。

被中国视为学术争鸣顶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言论自由。子产杀了“律师”邓析(545-501),孔子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496) 都是以言治罪的。这两大文字狱发生的间隔只相差5年!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儒家讨伐异端;墨子要求上同于天子;道家提倡“不争”。诺奖得主森说:“沉默是社会公正即正义的一个强大敌人”(《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正义是以言论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一个万马齐喑的国度是不可能产生正义的,所以, 中国无正义。


4,国人的理性未上升逻辑层面无法确立社会的正义标准。如果人的理性停滞在本能阶段,就无法认识正义。孔子老子聚焦于人的本能层面:鸡鸭猪狗都有自然的血缘亲 情,孔子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生存最高纲领!生育乃动物的自然本能,孟轲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一再提醒!老子庄子要人伪装求生像乌龟一样 地生存!中国人拜物,说明国人的世界,物质重于精神,私利强奸了正义,因此,就否定正义标准。老子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赞成 与反对,相差能有多远?善于恶,相差又有多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天下公认的美,已不是美而是恶了;为天下公认 的善,已不是善了)。庄周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生的同时就是死,死的同时就生;正确的同时就是错,错的同时就是正确)。

 

人有理性,理性必须上升逻辑的高度,才能确立客观的正义的逻辑规则标准。斯多噶派将理性置于亲情之上。理与情孰大?理大。埃皮克提特说:“上帝的善比一切恩 义都可取,不论是怎样密切的恩义。我并不是同我父亲发生关系,而是同善发生关系。如果把善不解释为优美和公正的话,那么父亲、兄弟、国家和一切全都走开 吧。”可见,西方人拜(正义)神,说明他们的世界,精神重于物质,正义高于私利,亲情可为之而放弃。希腊人尤狄弗伦(Eutyphron)要控告他父亲杀 人,苏格拉底问他被杀者是不是他的亲戚。他回答说:“可笑,苏格拉底,你也以为被杀者有亲戚与非亲戚之别吗?却不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杀人是否正当;正当便 听之,不正当,虽一家人也要告发。明知某人犯罪而与之共处,不去告发以涤除自己和那人的罪愆,那便是同罪。……”这同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有天壤 之别。

 

近代以来,西方人在犹太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正义标准。

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有客观正义的逻辑标准,所以一切是非以帝王的意志为标准(墨家)。孝道的核心就是“只论尊卑,不论是非”;尊长就是“正义”的标准。“天下 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皇帝,无不是的领导。”儒家由近及远的仁爱,从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其他人,其结果必然是亲情压倒了正义,父子相互隐瞒罪恶,必然导 致仇恨蔓延,社会溃败不已。

5,缺乏司法独立以保障第三方揭示正义。正义是多元力量的博弈并由超越性的第三方协调裁定的结果。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存在着王、祭司和众族长等多元力量,作为 第三方的祭司及其司法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正义。在古代希腊罗马,也类似于古以色列,并发展出民主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证了公平正义。之后的欧洲 中世纪,教会及其司法审判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专门请出第三方东正教大牧首出来协调。可见,司法独立才 能保证第三方的理性接近正义。中国古代没有司法独立,因此,达不到真正正义的标准。

6,在西方,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梭伦当执政官时,强调: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罗马法更是以保护私有制为天职。法国大革命及其它欧洲 国家的革命,虽然有没收逃亡贵族财产的事件,但私有产权受到了法律的严格保护。中国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平均地产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美国哲学家罗蒂断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东方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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