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天易网 返回首页

樊梨花的个人空间 http://home.wolfax.com/?119706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日志

儒家无私有制的概念

已有 36971 次阅读11/9/2018 22:12 |系统分类:时事

有一个传统粉说: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就证明:古代中国人就知道保护私有财产。所以,儒家文化还是不错的。

以下是关敏对此的回答。孟子认为:野人草民天生有反骨,是不稳定之源;得民心者得天下,王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所以,必须“虚其心实其腹”,满足民的“恒产”愿望,从而使民对王有“恒心”,这样,王权就万寿无疆了。可见,恒产恒心论不过是帝王统治术。孟子的的“恒产”就是稳定的“井田制”,在《孟子》一书中有大量的论述。“井田制”里的公田、私田都属于国王(或各级封建主)所有,农民对私田只是承包权或永久使用权,一旦无直系男后代继承,私田就会被官府收回。这可以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得到证明:

1,华夏一直实行土地国有制

中国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宋儒程颐说:“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周易程氏传•大有》)。这句话可作为“王有天下”原则的典型表述。“王有天下”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的最高权力观念,而且这种权力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性。不管任何社会成员地位如何,也不管他们拥有什么,只要与“王有”原则发生矛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王有”原则,所谓“君于臣有取无假”是也。君主们“无法无天”的种种作为就是王有天下原则造成的。


华夏一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在这里,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或家族的共同所有和东方专制的土地国有制。整个天下是王一人的私产,万众是他的奴仆。所有的土地都归帝王一人所有,所有的官僚都替皇帝一人效劳。


韩愈、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这些颂扬皇恩的说辞,并非文字游戏,所代表的是皇权制度下的臣民心态。既然一切都是皇上给的,结论自然是“皇恩浩荡”。与这种称颂相应的,是说不尽的自责和自罪之词,愚昧啊、鄙陋啊、负恩啊、惶恐啊、有罪啊、该死啊,等等,没完没了的自辱、自责、自贱、自罪!这绝非韩愈与柳宗元个人品德问题,而是普遍的思维定式造就的文化心态。在儒教的钳制下,国人在被暴君处死之际还得高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样一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儒家神经错乱地认为:“天”养活了人类,因此人类要永远地跪谢天和天的儿子——君王。儒家非常热衷于宣传君主是民之父母,从外观上看十分温情、然而在当时,儿女只是父母的“动产”,是一种被占有的奴隶制关系。孟子说,草民(野人)就应该养活统治者(君子)。以此为指导,韩愈在《原道》中歇斯底里地叫嚷:“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其事上者也。”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则诛”。也就是说:民若不交税养活统治者,就格杀勿论。一个“诛”字,说明了古代统治者可以滥杀无辜,而臣民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或韭菜!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规定:五口之家可分得百亩地。多于五口之家的“余夫”,每“夫”另授25亩(奖励多生)。至于井田制中的公田所得,上交官府后,其中一部分用来抚养战争中阵亡将士的遗老遗孤,这种公田制度的延续,见于唐宋以后的江浙、两广、福建一带。

秦朝开始,由于井田制的废除,平均田亩基本遗弃。但是,土地兼并过甚引发了动乱,新朝初期必须均分土地。这样,“均田”就成了中国传统。王莽搞“井田制”的均分田地的改革快了点,结果被官僚地主阶层所推翻。此后,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开始了均田制,私有土地在法律上重新消失,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才恢复;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是要推行均田制。总之,平均地产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主体操作模式,表明中国一直是土地国有制。所以,华夏几千年里没有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是一种专横的贫富不均的怪胎;是世界上仅次于非洲的贫困地区,有的地区甚至比非洲还穷;因此,绝对不是“在古代是先进的,只是在近代才落伍的”。

2,儒家的理想是共产主义公有制

私有制是部落公有制解体后的文明生活的新模式,华夏一直没有进入到这个模式,所以诸子百家对私有制都是一无所知。在复古意识支配下,道家主张回复到野鹿似的动物生存模式,儒家主张回到部落时代的部落公有制。《礼运》篇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3,华夏没有个体私有产权

华人的身体是“父母之遗体也”,为父母所有,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道成了明哲保身的借口。于是儒家把任何有可能伤害自己身体的活动、言行都纳入禁止之列,计有“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不登危”(《礼记.曲礼上》),还特地说明,这并非怯懦,而是“惧辱亲也”。这表明个人只是父母、主要是父亲的私产,而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哪吒“剔骨还肉”给父母,表明他身上的一切都属于父母,说明中国人是父母的“债务奴隶”。债务奴隶必须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债权奴隶主!

公元前594年。古希腊的梭伦开始当执政官,他一上台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并保护个体的私有产权,雅典开始向文明的民主社会过渡,希腊人并没有“打地主分田地”之举,梭伦强调: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罗马法更是以保护私有制为天职。法国大革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革命,虽然有没收逃亡贵族财产的事件,但私有产权受到了法律的严格保护。

众所周知,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社会,当然反对私有产权。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内则》更规定:“子为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假私,不敢私与”。宋代司马光的《涑水家议》中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者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最多享有使用权,甚至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追究刑事责任。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藉者,徒三年”。而国家只不过是家长制原则的放大,不需要法律的公正原则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以及“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美国哲学家罗蒂断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因此,中国社会不需要正义,家族大锅饭就和谐了人们。

4,不尊重私产的盗匪传统源远流长

几千年来,中国就一直就是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度,人们当然不可能认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根本就谈不上文明的、道德的生活,有的只是蛮横与专断,朝廷随意剥夺私人财产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在权力不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可以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地方,绝对不会有文明,而只会产生流氓恶棍、贪官污吏、太监妓女这样一些残暴无耻、丑恶肮脏的败类。

财产权实质上就是生命权。一个穷人仅靠可怜的一点财产活命,如果还会被任意侵夺,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圣经对于掠夺或侵犯他人财产(尤其是穷人财产)的行为是加以谴责的。“如果人偷了牛或是羊,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他必须赔偿,以5牛还1牛,以4羊还1羊。……所偷之物,无论是牛、是驴,或是羊,如果发现在他手中仍然活着,他必须双倍偿还。如果有人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吃草,任由牲畜到别人的田里去吃草,就必须拿自己田间最好的,或自己葡萄园中最好的赔偿。

然而,孔子对穷人的财产权却漠然视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几只羊就是一家人活命的依靠;羊被偷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可见,儒家就是假丑恶的败类,是以弱势者的牺牲为代价的,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这种只为自己牟利,哪管他人死活的盗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被吴思之流津津乐道为“暴力元规则”、“抢劫有理”、“合法伤害权”、“血酬”。而吴思本人多次表示要搞儒家民主,说明他是儒粉,而且他还是一个彻底的马者。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樊梨花 11/10/2018 20:48
儒家所有制无法文明

作者:关敏


一,人类最初两条“大道”法则被破坏

原始社会人吃人现象偶然有,但非常少。在动物界,食同类的现象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是因为:病菌或病毒的杀伤力是界别的。比如:人的结核杆菌不感染牛,牛的结核杆菌几乎不感染人。所以把人的结核杆菌种到牛身上,让它繁殖200多代,这个杆菌的毒力就会下降。再从牛身上提取这个繁殖了200多代的减毒细菌即活疫苗,种到人身上,人就获得抵抗结核菌的能力,不得结核病。但是,如果吃人肉,必然发生同类传染问题,就是他人的结核杆菌等病毒会传染给食人族,大规模的传染病就会爆发。东汉末年的三国鏖战,“生民百余一,千里无鸡鸣”的惨象,就是因为吃人肉导致传染病爆发后的惨剧。因此,生物学家认为:过去曾经有过食同类的物种,可是它早就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了,只有那些在基因里本能地拒绝同类相食的物种才能保留下来。

人类除了禁止人吃人的“大道”外,还有一个“大道”就是不许杀人!动物的内部争斗总是有限的,越是凶猛的动物,越是拥有致命捕猎手段,在内部争斗时就越有自制力,越不会置同类于死地。汉语里的“我”,跟凶恶的“恶”发同一个音。在甲骨文里,发同一个音的字往往表达同一个意思。那么我是什么意思?是人类的一群人,手里捏着“格”即武器,大家在一起,嘴里喊着“我”,营造一种战斗氛围。“我”戴上“羊”头,即“義”,也就是上战场的勇士或者“義” 士。初民在战场打斗的时候,是点到为止的,像公羊对斗一样。两只公羊为了夺取雌性资源,它们是互相打斗的,可是当一只认输的时候,另一只绝不追击也绝不残害那个失败者,而是点到为止。这就是“義”。这样,不许吃人的“大道”就扩展成为不许杀人的“大道”了。不仅人类如此,丛林中的其他动物如两只公猩猩或者两个公老虎为了抢一一只雌性动物,也不会把对手弄死!

由于贪得无厌的本性,人类破坏了这两条“大道”。圣经里说:亚当的儿子该隐杀死弟弟亚伯,后来他逃到东方。该隐的第五代,开了多妻的先河。这就是东方盛行多妻制的原因。多妻制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食物的增长慢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天灾人祸的饥寒交迫时代,人吃人泛滥。例如,汉武帝横征暴敛,四处用兵,国内户口减半,老百姓“易子而食”!

隋朝末年,朱粲(?-621年) 为县中佐吏,与当初的萧何差不多。615年朱粲随军讨伐山东长白山的农民军时干脆逃跑了,而且自称迦楼罗王,拥兵十万,世人称之为“可达寒贼”。朱粲带兵在荆州、沔阳一代辗转抢掠,所过之地烧杀掠抢,寸草不生。618年朱粲称皇帝,他的部队以人肉做军粮。于是便把婴儿杀死,蒸熟以后当作食物。朱粲对士兵说:“鲜美的食物,哪里还有超过人肉的?只要我们所到的地方有人,我还担心什么?”每到一地,他就带领部下,将抢掠来的妇女和儿童煮成食物,分发给士兵。后来他竟发展到抽取“人税”,以弱小的男女补充军粮。隋朝官员陆从典和颜之推的儿子本来是朱粲的宾客,结果因为朱粲缺粮少食,就把这两个人全家都给吃了,因为他征收各个城堡的妇女小孩充当军粮,所以那些城堡也就背叛了朱粲。朱粲倒行逆施引发天怒人怒,淮安的豪强纷纷举兵反抗。朱粲被打得大败,不得已只得向唐朝投降,被李渊封为楚王,他杀死了唐朝前来劳军的段确后投奔了王世充。621年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抓住了朱粲,在洺水之上斩首,因为吃人的恶名,无数老百姓用砖石瓦块投掷他的尸体,以至于朱粲的尸体都被砸烂了。

唐朝末年,黄巢军以巨大的石磨做原始的绞肉机,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吃了陈州周围的人30万,估计黄巢军队历年吃掉了总人数当为60万人左右。

中国的农民起义能推翻暴君,迎来却是更厉害的暴君。元朝末年的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一只吃人肉的部队。朱元璋在称帝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及其九族,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而不愿参加科举。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国人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我的财产,都必须服从于我的意志”。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二,儒家王有制无法文明

“暴力国家”论认为,国家是暴力的产物;成王败寇;国家是暴力集团向其他成员榨取收入的工具,国(王)有无限的征税权。东方贯彻“天下王有”的君主中心主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王”有制。宋儒程颐说:“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周易程氏传?大有》)。这句话可作为“王有天下”原则的典型表述。“王有天下”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的最高权力观念,而且这种权力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性。不管任何社会成员地位如何,也不管他们拥有什么,只要与“王有”原则发生矛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王有”原则,所谓“君于臣有取无假”是也。整个天下是王一人的私产。韩愈、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读书闻道“皆由上恩”。

儒家直截了当地宣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君子)的事业,精英在上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孟子断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圣王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即野人)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地养活君子。儒家“上”与“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统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归心”。在儒家那里,找不到由民参政、多数裁决的“民主”影子。因此,孟子总结统治经验时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不得罪于巨室”乃为官之底线,《红楼梦》贾雨村糊涂断案就是如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是孔子的“君风民草”的歧视性逻辑,野人草民对“君子之风”只能望风披靡。

西方人很早就确立了个人享有的政治权力与其所尽的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权力越大者纳税义务越大,如梭伦改革)。而儒家却确立了“劳心者治人”的政治权力与其所尽的义务无关的原则(权力越大者义务越小,皇帝权力无穷大而义务几乎为零)。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即俗语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追求,就不会造反作乱了。他的话并不表示儒家有了财产权的概念。财产权指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他人不能干涉;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儒家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国人没有真正的土地所以权。

公元前320年,孟轲见魏王,魏王问他:“你老人家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国的吗?”孟轲答:“大王何必说利,只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他的意思是:作为国君千万不能说什么利,如果老百姓都有利益了,就是都有财产权了,“上下交征利”,那国君还有什么财富可言,这就“国危矣”。国君只讲“义”,让百姓只知奉献,这样,国君才是富有天下啊!可见,儒家是连财产权都不给百姓的:不能让穷人有财产权,否则,帝王收税就有道义上的障碍。

儒家认为:“天”养活了人类,因此人类要永远地跪谢天和天的儿子——君王。儒家鼓吹君主是民之父母,从外观上看十分温情、然而在当时,儿女只是父母的“动产”,是一种被占有的奴隶制关系。

孟子说,草民(野人)就应该养活统治者(君子)。以此为指导,韩愈叫嚷:“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其事上者也。”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则诛”。也就是说:民若不交税养活统治者,就格杀勿论。一个“诛”字,说明臣民只是任帝宰割的羔羊或韭菜!这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安杀老婆给刘备吃的原因,刘安在实行“野人养君子”的儒家原则啊!

儒家把很多明显的真理给颠倒了,比如说,“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这种理论忽视对个体利益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古代有人偷了邻居的羊,其子挺身而出,揭露了自己父亲偷羊的事实。孔子却痛心疾首,指责小伙子不孝不正直。孔子的“正直”就是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包庇罪恶、谎言欺诈!从这个故事说明,东方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即使今天,整村农民哄抢他人财物、偷车现象不断地发生;说明今天的中国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

在日本,夜不闭户车不上锁,无人偷;因为日本拥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文明社会的最根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西方表现为——“无代表不纳税”。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指引下,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砍了国王的头并建立了共和国,美国人因此而独立于英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根本准则,是道德、廉洁、自由和幸福安宁生活的根本保证。“消灭私有制”意味着人类生活失去了根本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乱了套。废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之后,必然是按权力分配,权高者垄断社会资源,农产品都被国家夺走,这就是苏俄等国饿死上亿农民、到处人吃人的原因。

facelist doodle 涂鸦板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站内文章仅为网友提供更多信息,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本网站仅为网友提供交流平台,对网友自由上传的文字和图片等,本网站
不为其版权和内容等负责。站内部分内容转载自其它社区、论坛或各种媒体,有些原作者未知。如您认为站内的某些内容属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络并进行处理。
关于我们|隐私政策|免责条款|版权声明|网站导航|帮助中心
道至大 道天成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联系我们|天易综合网 (Twitter@wolfaxcom)

GMT-5, 1/20/2019 15:11 , Processed in 0.046979 second(s), 13 queries , Gzip On.

Copyright 天易网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 2009-2015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