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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王康错在哪里?

已有 2656 次阅读6/17/2020 06:36 |系统分类:时事

有人说,孝敬父母的仁爱与普世价值的博爱不冲突!这是错的!仁爱是小圈子的小爱,博爱是无圈子的大爱。6月16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王康5月27日因癌症辞世,在弥留之际受洗为基督徒。“王康的后半生以兴灭国、继绝学为使命,以东方正统文化价值与西方优良传统的合璧、孔子与耶稣握手为旨归,希望打造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文明基石。”中国人把血缘至上的仁爱混为契约至上的博爱,让孔子与耶稣并驾齐驱,这是中国永远原始、永远专制的根源,这是王康没弄清楚的!杨小凯比王康先进得多,杨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军师,是远远低于耶稣的的,孔子“要讨好国王拿钱……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哲学家孔夫子是没有的。”爱对人来说不是生来就有的:人原本是自私的、嫉妒的、脾气暴躁的,在小孩子身上可看到这些。爱是人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后才拥有的能力。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洞悉了自身的缺陷和悲剧意味,博爱才会油然而生。人生的最高幸福,自由民主法治,都是由博爱而来。博爱是救人之道、救家之道,更是救世之道、救国之道。所以,必须懂得仁爱与博爱的区别。

一,平等的博爱高于差等的仁爱

基督教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这个人,确定了个人尊严,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有上帝的形象,每个人都是由于被造而平等。所以,要无差别地爱每一个人,“爱人如已”,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样,基督教的博爱就是一视同仁的爱,没有特殊,没有特权,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友爱之情。

仁爱是差等之爱,从爱自己的亲人而扩展开爱邻人、乡人、自己所认识的人乃至所有的人,制造一种“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容易产生功利的裙带关系,所以,导至国人总是喜欢讲血缘、讲地域、讲立场等这种感性的东西,以爱的名义捆绑他人而成了伪爱。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思想,践踏了人性。基督教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从来没有人人平等的理念。许多人到今天都没有人人平等的独立意思,只有养狗的奴才依附意识。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却可奴役奴才的爹娘。连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趋炎附势、等级分明,儒家还能有什么真正的美德?儒家的仁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施舍,一种高高在上的人——先通过特权“优越感”获得高高在上的感觉,再通过施舍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有人以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否!“仁” 是特权。古“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两字成的。因为“仁”字的左边是一个“人”字,右边是一个 “上”字,所以,“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统治者、王)的行为(西周金文中,上面短横下面长横,不读“二”字,读“上”字;长短相同的两横,才能读 “二”字;也可以理解为是“上人”在强奸或者诱奸“下人”,当受指责时,他辩护道“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上人”的行为都被赞扬为“仁”。所谓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表达了对做上等人的强烈追求。 

“仁者爱人”是个欺骗性的口号。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把人和民分开来说。“人”就是君子贵族;而“小人”是广大的奴隶,是镇压的对象。公元前500年,鲁国国君姬来与齐国国君姜杵臼会谈时,孔子以礼仪专家身份,被任命为鲁国傧相。会见之后举行的娱乐活动中,齐国演出莱部落(山东平度)的土风舞。孔子根据儒典,指责齐国不该用野蛮人表演,应上演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照办,献上宫廷中的轻松喜剧:“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再引经据典,认为演员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就立即令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了手足(《史记.孔子世家》)。孔丘这次凌厉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国际冲突,反而使齐国国君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大为恐惧,就把从前侵占鲁国坟水以北一带土地还给了鲁国。

二,无条件的博爱高于有条件的仁爱

当法利赛派的律法师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这是最大最重要的诫命。其次就是‘爱人如爱己’。这两条诫命是全部律法和众先知的话的总纲”(马太22:38-40)。耶稣的教导表明:上帝的正义和“爱人如爱己”的博爱才是基督教的最高价值观,正义是总纲,博爱是总纲的实践和具体化。

耶稣基督的博爱,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首先爱那个最悲惨的、那个最不可爱的人(参见雨果《悲惨世界》)。《圣经》强调对穷人和卑贱者的关心和爱,关于安息日,安息年的许多条例都是为穷人着想的。《路加福音》说:“当你摆好一顿午餐或晚餐,不要去请你的朋友、兄弟、亲戚和富有的邻人,以免他们也请你,回报你。你摆设筵席,是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上帝要人们帮弱者:“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闲着手,不帮你穷乏的弟兄”。其人道主义要求是:“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上帝还要求以色列人:“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论语记载,宰予发现,孔子既提倡“居丧”应有三年之长,但又鼓吹“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岂不矛盾?因而建议丧期当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孔子听后,不好正面回答,遂痛骂宰予不“仁”:“子生三年,然后免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强调的是对等的爱:父母抱你三年,你守丧父母三年。很显然,这是一种有条件的“仁爱”,不是无条件的博爱。

儒家的“百善孝为先”就是一种有条件的仁爱。有子说:“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孝弟为仁之本”的意思是说:子女尽“孝”是“仁爱”的根本,也就是说:父母“仁爱子女”是为了今后享受子女的“孝”的利息,这样,仁爱就成了有条件的爱,即孝敬父母者才会被父母仁爱。“仁”的本意是精心养育子女,“孝”的本意是尽心赡养老人。养育子女是动物的本能或者目的,也就是说,“仁爱子女”是无条件的爱,由此生出博爱来。儒家把孝作为仁的根本,是对人类无条件爱的本质的反动。这就为长者提出过分要求提供了借口。《孝经》鼓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个人身体的所有权属于父母所有,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生杀予夺之权属于家长,子女无任何人权,连动物都不如。儒家把爱父母放在首位,妻子、子女没有父母重要,为了父母可以牺牲老婆或牺牲子女。二十四孝里的“埋儿尽孝”,天灾人祸时期的“易子而食”,说明仁爱就是一种原始的病毒文化。把博爱、仁爱混为一谈,就是把文明与病毒混为一谈。

在儒教的灌输下,中国人信仰的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的恨。凡事都要讲原因,讲条件,讲对等,讲等价交换,充满了唯物主义的市侩气;没有帮助陌生人的习惯,对熟人或许会帮助一把,这帮助就成了放债,等待下一次这个熟人加倍奉还。即使对于上级或者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上要求“知遇之恩”,所谓“君使臣以礼(礼数——物质待遇),臣事君以忠”(忠心耿耿)。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是弱者的交换论,君主把他当土块(刍狗)一样扔掉了,他才把君主视为敌人,随时准备逃跑,是一种弱者的假平等。中国这种文化无法产生职业道德,任何一个职工都可以老板对我不好来偷懒、偷技术,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

“仁”是血缘之爱,这种爱在动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强烈。庄子说“虎狼,仁也”,其意谓仁是生物本能,虎狼也有。老子庄子要人伪装求生像乌龟一样地生存!将人混为动物,正是“天人合一”的卑鄙目的。母爱子是母的本能,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子必须爱母的理由。在西方,父母养育孩子是义务,儿女无养父母的义务,父母可以自己积累资金以及社会保障机制来解决养老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统治者都提倡“孝”,因为古代中国官方把养老的负担一古脑地推给子女,并定得死死的。这就是朝廷把孝抬到至高无上的奥秘。儒家反复强调子女须无条件的爱父母,直至献出自己生命,如哪吒剔肉还父母,割股肉做父母的药引子,公然鼓吹吃人肉了。这种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最有利于帝王榨取民脂民膏了。可见人类的母爱一旦儒家化,还不如母鸡高尚。儒家以乌鸦反哺的例子证明:仁爱就是自然界生物的本能!鸡鸭猪狗都有自然的血缘亲情,孔子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生存最高纲领!生育,在动物都是不必言明的自然本能,孟轲当做大智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般一再提醒!儒生们口口声声斥责这个为小人,那个为小人,其实这是恶人先告状。真正的小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三,非血缘的正义博爱高于讲血缘的帮派仁爱

为了强调“亲亲为大”的孝道重要性,孔子要求儿子无条件地维护血缘父亲的伟光正形象(这就是假大空的光宗耀祖),父亲犯罪要包庇;父亲死了要“无改于父之道”;才是孝子。孔子不谴责“攘羊”行为,还说包庇父亲盗窃的儿子正直。这就充分说明:孔子毁灭了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陷入了“朋比为奸”帮派小圈子的病毒文化,没有正义。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那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会。若父亲是个坏蛋,做儿子只能包庇并继承其衣钵;这样一来,东方社会就只会越来越坏。

或曰:孔子也要儿子委婉地向父母提意见。问题是:在“亲亲相隐”的前提下,内部提意见岂能改变坏蛋家长?孝道的重点是孝顺,若父母不接受子女的意见,必须按照父母的规定办!这样的社会就难以摆脱错误走上正确的轨道。

博爱是一种超功利的信仰,不是指爱自己、爱父母的行为!如果从自爱或者爱父母出发来理解爱,那不是博爱,那是儒家文化的仁爱或孝道,就是小圈子的等差之爱!博爱是信仰上帝、信仰正义的产物,是一种一视同仁的普世逻辑意识,由此产生一种博爱人类、不分敌我的精神!这种不分敌我、遍爱人类的精神就是博爱精神。博爱是正义之爱,真正的正义必须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六亲不认,不论男女老少、贵贱尊卑、智愚贫富、人种肤色。正义女神只有蒙上眼睛,无视纷争者的身份,才能不立场先行,不让亲疏来决定自己的判断。

基督教主张由疏而亲、由远而近地爱,这与人的自然情感相反的。耶稣当众否定了他的母亲和他弟兄。他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马太12:46—50)。“我要使儿子疏远他的父亲,女儿疏远她的母亲,并使媳妇疏远她的翁姑,而去亲近他們的仇人。那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人,決不是我的信徒”。“我要你们爱你的邻人。邻人不是你的孩子、父母和妻子,不是你的亲戚及家族成员,不是你的邻居、同乡、同学。邻人是你碰巧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正处在匮乏中的人。”耶稣的博爱是非血缘的、无差别的爱。耶稣认为肉体的共通性远劣于精神的共通性,他离开自己的家庭而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一个新家,一个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靠精神纽带结起来的家。他一有机会就要求粉丝们也切断他们的血缘联系:“如果有人来我这里而不厌恶他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甚至他自己的生命,那他就不可能成为我的门徒。”“你们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亲,你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父”(马太11-23)。这里的“我”就是非血缘的父亲,是非功利的正义,是更高层次的爱,由此生出人道关怀,这就是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博爱精神,也是神爱世人的內涵。

四,有人权的博爱高于无人权的仁爱

博爱是基督教的产物。没有耶稣,就不可能有博爱,也不可能产生人权价值观!这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是被上帝所造”才平等的原因!耶稣说:“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就是保护少数,就是博爱,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正是“爱你的敌人”的观念才有保护每个人(包括敌人)的人权原则,从而为民主制度奠定了心理基础,催生了符合民主精神的法制,保障了个体差异与自由。所以,人人平等的博爱必然是自由的,而言论自由恰恰是自由社会的标志!

而儒家的仁爱,恰恰是以扼杀言论自由(“思不出其位,非礼勿言”)为前提的。中国的皇帝可以禁止妄议,要求臣民绝对顺从,否则,诛你九族。因此,中国人追求的是苟“活”——好死不如赖活、长生不老,这就需要善于应付、投机取巧。社会不许纷争、不许出风头;因为出头的椽子先乱。这样,中国几乎不存在个人的独立思想。独立思想就是对真理、真相的不懈追求。我们知道:真正的中庸就是数轴上的“0”,就是正负之间的中点。这需要精确的数理思维来把握,而孔子的“中庸”就是老奸巨猾,见风使舵,假仁假义。所以,如果你追求真的话,你就被大众视为偏激了,被视为另类而遭扼杀。这就是中国永久停滞的原因。

基督教的博爱导致了个人独立。韦伯指出:传统的基督教虽有超越价值,有利于普遍主义的形成,但由于个人必须通过教会与上帝沟通,个人的意志不具有独立地位,不可能形成个人主义。新教摒弃牧师的权力和权威,代之以“每个信仰者都是牧师”的口号,新教徒将他理解的上帝作为他内在的权威,由此演变为灵魂的自决权和个人的神圣性。这样,个人意志就具有了独立性与神圣性,产生了个人主义思想。

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个人的幸福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手段。基督教文化里,主流社会信仰“人人灵魂平等”,所以才会有一人一票的选举、男女平权、富人不可侵犯穷人的基本权利等现代文明规范;人民信仰理性和不滥杀,所以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社会才可能坚持依靠选票、而不是暴力来决定谁该上台;人民信仰“不可贪图别人的一切所有”,所以社会才尊重个人财产权,市场经济才能高效运行,穷人才不会想着抢掠富人,阶级之间才和平相处;人民信仰“不可做伪证”,所以司法体系才可公正,社会讨论才可能真实、理性,等等。

非基督教社会,人民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太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需要外力帮助,才能产生和维持民主。日本、韩国和台湾之所以拥有较成功的民主,是由于基督教的美国深入介入这些地区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这三个地区都不可能维持民主。如果美国势力完全撤出,中国会在短时间内消灭台湾的民主,北朝鲜也会消灭南韩的民主。如果没有美军驻守日本,日本的民族主义很可能快速抬头而压倒民主主义,日本有可能回到二战之前的样子。因为:东亚把忠于国家和领袖看成最高原则,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消灭了独立的个人。

没有博爱的社会就必然践踏人权。汉朝的法律规定:父母有权卖儿卖女,大老婆有权卖小老婆。在古华人家庭,老婆分大小,儿子讲嫡庶,重男又轻女,家里人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的,绝无平等和公平正义。贵族之家杀个奴仆杀个小老婆,就像踩死蚂蚁一般,无人问津。张家山汉简中的《告律》规定:“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衡山王太子刘爽举报其父刘赐的谋反,“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不管父亲多大的罪,儿子举报父亲就是死罪。

践踏人权的社会必然是轻视人,不把人当人。华人把父亲说成天,把老婆说成衣服,把兄弟说成手足,就是没有把人当人。婆婆压迫媳妇、丈夫压迫妻子、老子压迫儿子、当官的压迫百姓。中国不仅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中国只有仇恨、屠杀和独裁。这样,必然是: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天下负我狗!回教、道教、儒教都鼓吹屠杀敌人,斩草除根。没有基督教的“爱你敌人”的思想,你就是实践亿万年“仁爱”也不可能产生博爱思想和博爱精神的民主!人们总是用孝道来原谅、美化邪恶的行为——为母亲偷盗橘子是美德,为母报仇而滥杀的扣扣也是“英雄”!这样,“仁爱”孝道就把为非作歹的行为高尚化了!

所以,我们必须博爱的眼光来看世界!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鸟兽、他人等);人可以越过一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更主要的是人的爱是超越自我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地方。

那么,西方如何实践这种文明高尚的博爱的?基督教通过救赎,通过善行。圣经的爱要在基督徒的行动中体现:向人行善,不求得偿,甘愿吃亏;受刺激时要忍耐、赦免、温柔与谦卑……耶稣临死前为门徒洗脚,韩国的教师在开学典礼上为学生洗脚,都是在践行这种无条件的博爱。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派)的上帝要求他的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一辈子的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是人所共知的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即把过去个别的善行转化为规范化的制度建设。19世纪西北欧国家的福利立法和宪法的修正几乎都是由新教徒(包括大量的议员、律师和资本家)直接推动的。这促成了普及教育、福利社会、人类一体的最高理想。人权外交、生态环保,都发源于基督的博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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