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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革命”二字:是“理论”还是信息?

已有 2263 次阅读4/26/2016 18:39 |系统分类:政治

“革命”二字:是“理论”,还是信息?
——对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再追问
武振荣

把50年前发生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里的“革命”二字,不是当成一种“理论”,而是看成一种信息,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就可以突破现有陈旧水平,亦可以抛弃那些陈词滥调,上到一个新台阶。

我不否认,在1966年的毛泽东那里,革命的确是一种理论——是一种要想“掌握”“人民群众”的理论,但是对于不是理论家并且对理论一窍不通的“7亿”(当时中国的人口数字)“人民群众”来讲,它绝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信息。人民如果要接受一种理论,必须要有一个学习、领会和消化的世纪过程,而且要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和理论的修养,所有这一切,1966年的人民根本就不具备(现在的人民也不具备),但是,人民在接受一种信息时,你说他们不会处理,不会消费,那就不对了。

因此,更接近实际的分析法是:与其说当时的人民群众是要“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革命理论”,不如说是要处理革命的信息。此处,假设我个人同意那些铁杆“文革反对派”的观点,认为1966年的中国人民是“愚蠢”的“群氓”,根本“落实”不了革命的“理论”(又假设人民对此“理论”一无所知),退上一步讲,假设他们不人,而是“蚂蚁”(法国就有一个研究中国“文革”的人提出了“7亿红色蚂蚁说”),“蚂蚁”难道就不会处理信息吗?其实依据现代生物学的观点,蚂蚁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完全是一个信息化的过程。

1966年革命的信息传播的途径是自由式的,它主要的形式是“广播”——典型的大众媒介,用当时的话讲叫“红色电波”,这样的传播途径如果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线,那么,他们能够发现的价值就不多了。而我在回忆和研究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时,对此一点记忆尤深。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17年”(1949-1966)中,所有的中央文件都纸质的,从上到下,逐级往下传达的。譬如1963年的“23条”(《中共中央关于目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现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传达过程,很能说明问题,文件每到一级,都有一个严格的保密期限(尽管很短),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控制,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池。为了方便读者们,我把我自己接到《23条》时的全过程复原如下:

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西北局党委——陕西省党委——咸阳市地委——兴平县县委——兴平县文教局党委——兴平县于仟中学(我所在的学校)党支部,学校党支部在接到这个“红头文件”时,先进行“内部消化”和讨论,然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支部书记“宣读”传达。传达完了以后,由学校布置,分班展开讨论,并且讨论的情况要由班主任汇总,上报学校党支部,党支部然后逐级上报……。

而在1966年8月中旬,正值“文化大革命”关键时刻,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8月8日,由中共中央8届8中全通过的《十六条》(简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8月10以广播的形式直接向社会传达,越过了中共中央以下的各级组织,一下子传达到了“人民群众”中去,被时人称之为“一竿子插到底”。这样的情况,在中共建国后的17年中,是头一次,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啊。

那时,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西郊中学举办的“兴平县中小学教师学习会”,和学习会的全体师生坐在大操场上,收听了《十六条》的广播,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主办“学习会”的兴平县委副书记(主管文化教育)——张世龙和学习会的其他领导,也坐在大操场上,于同一个时间里,和大家“收听”《十六条》。可见,在“接受”《十六条》文件这个问题上,张世龙和全兴平县人民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以往“中央文件”在他办公室停留的特权和先知权,不仅如此,他还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传达文件”的权力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对文件享有的各项主动权。

这是那个年代中的一次变化,乍看起来,它似乎是一点小的变化,可是呢?由此而引出的事情的后果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后的研究认为,它是1966年正在进行的“共产党运动文化大革命”转化成为“人民运动”的一个转捩点。所有研究1966中国大事变的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他们研究是不得要领的。

我们一般称为“理论”的东西,它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的构成;其次,体系内存在着组织上的逻辑性;最后,理论本身蕴含了逻辑开展所需要的演绎空间。所以,就最简单的方法看,一个被看作是理论的体系,实质上是一个知识的组织单位。就此来讲,理论在这里已经具有了独特性,具有相应知识的人才可以“占有”它,或者说“掌握”它。

对于特定的人群来将,理论具有组织性,特别是对于现代革命的政党来说,理论所具有的组织性是不言自明的。于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革命的政党,在特定的条件下用特定的理论组织人群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的,我不再多言。

可见,我们分析一种革命的理论,就会发现,它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少数人优先占有的问题,而占有的行为事实上又关联着特权,所以,在一个革命的政党内部,特权的分割也就自然地造成了科层化的等级制度现象,而对于革命党的外部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为复杂了。如果说一个革命的政党占有了一种革命的理论,那么,这种行为对于普通人民来讲,所产生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无论怎么说,理论在这里对人民群众来说,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首先是人民群众“没有”理论;其次他们要“学习”理论,最后领导他们学习理论的人又判断他们到底能不能“掌握”理论,“掌握”了或者“没有掌握”理论?总之一句话,人民群众如果和“理论”联系在一起,他们便永远是“理论”的奴隶,不管那种理论是什么?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没有革命的理论,怎么去搞革命的运动呢?怎么可以成为“革命”的人呢?诸位,在1966年的8月份“文化大革命”的紧要关头,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都没有超越出上面我所说的“逻辑”问题,只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情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向被共产党人奉之为金科玉律的理论体系,忽然间变成为一种信息。

如果说理论传播的方式主要是靠“学习”和“灌输”的话,那么,信息的传播则主要靠媒体。上面,我已经说道,1966年是中国广播时代,《十六条》用广播向社会发表的情况,有力地促进了“理论”向“信息”的转变。那时,我和我们的“战友们”(其实是“同学们”)口口声声地说“红色电波”的话,可是,就没有人可以看出其中变化之奥妙。

在这里,我要强调,我们虽然没有看出上述的奥妙,可是,我们已经处身于那种“奥妙”的变化之中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身上出现的那种奇怪而又奥妙的变化,自己却全无感知。过去一个党支部书记就是神,我们反对他,就是反对党,这样的——数也数不清的事例,我们谁没有亲眼看见过呢?可是,眼下呢?情况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反对党支部和支部书记的行为不但不是“反革命的”,而且是非常“革命的”,所以,很快地,我们由反对党支部,发展到反对党委,由县一级党委反对到省(区)一级党委,由省(区)一级党委,反对到“中央局”一级党委,最后反对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兼党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党中央副主席)那里。这就是1966年,共产党“理论体系”坍塌后,“革命”“信息”促成了我们行为的最大变化!

以前,我们见到了当权派(哪怕他个芝麻官),都对之点头哈腰,恭维奉承都不及,我们今天竟然当着他们的面,斥责他们“变质”、“变修”,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地斥责他们啊!我在一份材料发现,任仲夷(文革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事后承认,文革中“我被斗了2400场”。

在1966年那一场人民对当权派的斗争中,说人民一方“掌握”了“理论”,那是不真实的,绝对的不真实。但是,当时的人民都这样认为,说是“革命的理论”“掌握了人民群众”,或者说“人民群众被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了”。时隔50年,我对上述语言的真实性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已经说明理论是一个系统,再简单的理论都是一个复杂的建构体系,都有其逻辑的内在运动轨迹,同时,也完全维系在特定理论所指向目的坐标上。可是,在1966年,人民之于理论,哪有这么复杂的关系啊。

就拿我们——在文革打头阵的被《十六条》称之为“勇敢的革命小闯将”的——中学生们来说吧,能够“掌握”多少理论?如果说理论在被我们“掌握”前有一个长期的学习和灌输的过程,那么,情况就更不妙了。真实情况是,在文革开始的那一个月(5月份),我们这些“被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俘虏了”中学生们,正在“白、专化”的道路上疯狂地奔跑着,满脑子里的都是“数理化”,谁个没有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话呢?特别是我们(毕业班)初六六级学生,为了中考,几乎个个都“开夜车”,“通宵奋战”,以至于,学校每到夜晚12点,用“断电”的方式强迫学生睡觉。

有的学生为了刺激自己,竟然过量服用麻黄素(那时没有毒品),以至于我们的石祥老师在学校高声呼吁:“危机,危机啊!南位公社医疗站的麻黄素,被于仟中学的学生都买光了!救救学生啊,麻黄素吃多了会破坏神经系统啊。”那时,如果中考落选,根本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们这些“农村娃”“一辈子就是打牛下半截了”。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一届中学生们,他们在接受所谓“革命理论”的前一个月里的现状竟是如此啊!

因此,我作为1966年学生运动的当事人,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在那一场匆匆而来的运动中,根本没有“学习”、“消化”和“掌握”所谓“革命理论”的事情,因此,在运动中,我们标榜自己“掌握了革命理论”,“被老革命家”“掌握得还要牢靠”的话,完全是“吹牛”,地地道道的“自我吹嘘”。

但是,那是个允许“吹牛”的时代,经我们自己一吹,我们自己也信了,社会也信了,甚至连那些以往的“老革命家”也给信了。在我们和他们的“大辩论”中,他们几乎都承认我们“革命小将”被“他们的觉悟高,”被他们的“理论水平高”,所以“革命”和我们最配称。我记得,就在我们那伙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上百号造反派中学生冲进县委大院,(就兴平县文化大革命问题)找张世龙辩论时,这位“38式”的“老革命”,左一个“向革命小将学习”,右一个“你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被我们高”的话,不至于都出于恭维。

我的文章如果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就等于白写,我是要给出一个结论的:是说当年参与运动的“数以亿计”的人民,虽然不是“掌握了革命理论”,也不是“被革命理论所武装”,更不是人民在“理论上”高过当权派“一头”,只是,人民接受了“革命”的“信息”,他们的行为的全部意义和基本的价值是人民“自由”地(打倒了当权派所获得的)处理革命的“信息”。

中国革命的“信息”不是在1966年才产生的,它在中国社会有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存在时期,具体的说,它和1949年共产党革命运动,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运动、1917年的护法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及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关,更远地它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统革命也息息相关。因此,它在1966年的特别运动中获得“史无前例”的表现,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了。写作了《法国革命史》的米涅说:“革命从来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绝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细故闹得天翻地覆”。

1966年的中国人民一旦接受了革命的“信息”,剩下了的事情就是“敢干”,而法国大革命的一位英雄——圣茹斯特曾经高声说道:“敢干,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法国革命史》。
2016年4月25日
《博讯》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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